天下文章數桐城，桐城文章出方家

說來也怪，那些由桐城文人發蒙的子弟，頭腦似乎都要聰明一些，“子弟從桐城學，煥然一新，機鋒見於言辯”。

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噩耗傳到桐城，為避受牽連之禍，戴氏家族100餘口全部投塘自殺。

對於繁瑣的考據，桐城派文人大感厭倦，他們依然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它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風靡全國，享譽海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的一座豐碑。

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服膺他們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餘種，主盟清代文壇200餘年，其影響延及近代，對當代為文亦不無啟迪借鑒之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前"三祖"戴、方、 劉，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更未明確言"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號的，是道光、鹹豐年間的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曆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桐城派發源於大別山東麓的桐城，曆史上名家輩出，其文風、思想獨佔中國文壇300年之久。桐城派雖然在近代銷聲匿跡，但它的影響卻持續至今——有專家指出，近代中國思想之所以會向“實用”、“經濟”轉變，其直接的源流就來自桐城派。

桐城、桐城派是大別山東麓避不開的話題，“天下文章數桐城”——這句響當當的話從明末到晚清，被天下人足足念誦了300年。

桐城派是個學術流派。按理說無論是在哪個時代，搞學術的人總是少數，他們的影響也很難超出學術圈子，發散到社會之上。但桐城派不同，他們治學崇尚務實與“經世致用”，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桐城派顯赫曆史300年，在近代歸於沉寂——軀殼雖然湮沒，但桐城派的精髓卻留了下來，被後世中國人秉承的“實用、務實”思想正是由桐城發端的。

“上有九頭鳥，下有湖北佬”，這句用來形容湖北人頭腦靈活、精明的話，其實並不完整，後面還有半句——“三個湖北佬鬥不過一個桐城佬”。桐城人的聰慧、好學世所公認。比如，在明清兩朝赫赫揚揚300年的“桐城派”就是明證。

要說桐城派，先來看桐城。桐城位於大別山東麓靠北，現在為一縣級市，屬安慶市管轄。桐城具備了一個山麓城市的所有特點：地勢由高到低慢慢過渡，山地、丘陵、平原呈階梯分布，境內4條河流全部發源於大別山，向西注入長江。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這是桐城最大的特點。

山水雖然好看，但並不養人，尤其是在農耕年代，土地才是人們安居樂業的前提。所幸，桐城是不缺肥田沃土的，大別山東麓最好的耕地幾乎都集中在了這裏，曆史上桐城盛產稻米，直到今天它還是安徽重要的商品糧基地。安居樂業後自然就該讀書了——桐城派的興起與桐城地理有割不斷的聯系。

正是因為根植於這片山水土地，桐城派才成為了一個“務實的學術流派”。在桐城派誕生的明朝末年，天下的學風、文風一如這個行將就木的王朝，散發著腐朽的氣味。整個明末，桐城文人內心都深處矛盾之中，他們渴望“出世”，但頹廢的世道又與桐城文人內心的清麗質樸格格不入。這一時期，桐城文人在野的特別多，他們亦耕亦讀，開館授課，影響遍及長江下遊地區。

最晚在17世紀初(桐城派正式形成之前)，桐城文人就已獲得了極高的聲望，而“桐城人聰明”的說法也在此時被外人認可。進入清初康熙、雍正年間，隨著桐城文人紛紛“入世”，影響力日益擴大——聰明的桐城人開始書寫曆史。

桐城派有“四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這四人在曆史上都是響當當的人物，桐城派獨霸中國文壇300年，基業正是他們開創的。

戴名世是桐城文人入世的開始。他天資聰穎，6歲開蒙就讀，11歲便熟背《四書》、《五經》，被鄉裏長輩公認為“秀出者”。20歲時，戴名世開館執教，不久之後就因才華卓異入北京，選為八旗正藍旗教習。

在北京期間，戴名世“文名漸起”，弟子尤雲鶚將他的習作刊刻出版，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而桐城派的治學主張、特點也隨《南山集》一起風行，為當時文人模仿。

《南山集》讓戴名世名動天下，集子刊印後的第9年——即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參加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的成績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此時的他名望如日中天，讀書人從全國各地趕來拜訪，翰林院外經常門庭若市。

然而，或許正是應了“樹大招風”這句俗語——作為皇帝身邊的重臣、天下學人的泰鬥，戴名世不僅為聲名所累，也招來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禦史趙申喬參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號，實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過了11年，一本早已沉入時間的著作，怎么現在才被翻出來，成為作者“大不敬”的罪證?很顯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計了。

參劾狀送到了康熙面前，這位“明君”難道就不明就裏嗎?不，他兩眼一眨，動起了帝王心術——他要殺雞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才華再大，也不過是我手中的羔羊罷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噩耗傳到桐城，為避受牽連之禍，戴氏家族100餘口全部投塘自殺。這口池塘至今仍在桐城孔城鎮清水村，池水幽黑，透著死亡的氣息。

戴名世之死是桐城派的一大挫折，不過文化的精華始終是強權、冤獄壓制不住的。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冬，受《南山集》案牽連的方苞被“恩釋出獄”，這位桐城派大家顯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訓，他一面著書立說，一面又韜光養晦，平生雖兩次入南書房參與政事，卻又對政治和權利全無野心。方苞是桐城派早期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改變了戴名世死後桐城派“萬馬齊喑”的局面，而後世的劉大櫆、姚鼐之所以能繼往開來，發揚桐城派，歸根結底他們是站到了巨人的肩上。

經過“桐城四祖”的開拓，到了乾隆朝中後期，桐城派學術極大繁榮，當時就有“京城官生半桐城”(北京的官員、士生半數都是桐城派弟子)的說法。清初100多年，曆經康、雍、乾三朝，桐城派不僅能在“文字獄”的夾縫中生存下來，還發揚壯大，這與桐城派文人倡導的務實實用是分不開的——他們不與強權正面沖突，消耗精力，而是登峰造極，追求學術的頂點。而桐城派的“實用”主張，直接影響了清朝末年的洋務運動甚至更往後的中國改革。

在順治二年(1645)舉行首次鄉試，清朝科舉制度遂正式開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發展到清代已相當嚴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載:"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制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科舉制度通過功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許多士子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窮經。由於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考試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各級學校的教學重點，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風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程朱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鑒。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鑒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征來創作時文。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准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李元度在為李撫九選編的《古文筆法百篇》作序時這樣談及古文與時文的關係:"古文者，別乎時文而言也。近代選家如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善之徒並有評本，識者謂未能盡帖括氣習。然餘論古文之極致，正以絕出時文蹊徑為高;而論時文之極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為最上乘。明之震川、荊川、陶庵，昭代之慕廬、百川、望溪，皆以古文為時文者。功令以時文取士，士之懷瑾握瑜者賓賓然爭欲自澤於古，有能導以古文之意境，宜瑩然而出其類矣。"曾國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與時文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說"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圓圈，以賞異之;為之乙，為之圍鑯以識別之;為之評注以顯之"。由此可見，以古文為時文，可提高時文的水准，明清士子為在科場出人頭地，自然要究習古文，以圖將"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融入時文，取得"瑩然而出其類"的效果。

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壇聲譽鵲起，與他在科場得售有關。戴名世在《方靈皋稿序》中曾說:"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採，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採，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此處當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舉江南鄉試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訪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系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

方苞奉果親王命，編選《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約選》主要收錄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約選》的序言及編選體例中，方苞系統闡述了"義法"說及"文統"、"道統"思想，並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論基礎。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確指出古文義法可"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學校教本的頒行，不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義法"說具有了官方的嚴肅性，"義法"之說自然得以廣泛的傳播，也正式將古文義法引入時文寫作，使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方苞又奉旨編選《四書文選》，此書編成後即"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書文選》選編明清四書制藝數百篇，由於以官方選本出現，《四書文選》自然具有了官方的嚴肅性。隨著《四書文選》與《古文約選》的廣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與時文家的雙重身份。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係，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的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為古文一派重登文壇提供了基礎。桐城文派發展至姚鼐時漸成規模，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相通的特點，使桐城派文人更易於在科場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進士，姚鼐是乾隆癸未進士，他們的弟子也多有科舉功名，此處不再一一枚舉。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尤其是當個別桐城派文士擔任科場考官時，桐城派古文更讓考生頂禮膜拜。據梅曾亮記載，姚鼐的學生陳石士"持節校士於兩江"就擴大了桐城派在兩江的影響:"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園侍禦、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為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節校士於兩江，兩江之人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時。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現實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處"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以求"冥冥之合於公"。

雖然一些研究者認為桐城派諸人極力反對時文，但古文與時文在明清兩代的密切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桐城派作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與時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清代士人對時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為文壇領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桐城派在清代鼎盛一時，但這畢竟已是往事，它推崇的“義法”、“言有物”、“言有序”在今天看來畢竟時隔久遠，激不起人們的太多興趣。然而，當我們拋開這些單純的、陽春白雪似的治學手段，重新梳理桐城派文化精髓時，我們會驚訝地發現：這個發源於大別山東麓小城的文派，其影響已穿越時代，並滲透到社會精神的方方面面。

桐城派後輩、姚鼐的高足姚瑩曾明確將桐城派要義歸納為“義理、經濟、多聞、辭章”，這裏的“經濟”很引人注意——什么是經濟?簡單說來就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它涵蓋社會生活領域的各方面，如管理、財務、民事，甚至還涉及自然科學領域。桐城派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不屑於這些“經濟”之學的，他們只讀聖賢書，用儒學八股敲開仕途的大門。

在桐城派崛起的時代，中國知識界的另一種風氣是“重考據”，所謂考據就是研究古文獻時，找出極為翔實的資料來考核、證實和說明。考據是一門“向後看”的學問，它厚古薄今，雖於現實無所補益，但又能引經據典，讓人獲得博學的虛名。對於繁瑣的考據，桐城派文人大感厭倦，他們依然重經濟、重實用，在知識領域樹起了一面鮮明的大旗。

被這面大旗吸引來的，就有曾國藩。曾國藩最初並不是桐城弟子，後來受桐城派經世致用思想的感召，轉從姚鼐學習。隨著曾國藩平步青雲，成為晚清重臣，桐城派的經世致用也發揚光大。

 縐縐的書生官僚從此“跨界”，引發了晚清轟轟烈烈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的宗旨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號召學習西方——因此洋務運動就不可避免地招來了守舊派的反對。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會引用桐城派的觀點進行反駁——“苟通義理之學，而經濟該乎其中矣”，這句話的意思是：即使熟讀了書本經典、義理之學也還遠遠不夠，要想有益國家，經濟之學就必須重視，放在顯著位置。

曾國藩是桐城派經世致用的踐行者，後來的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顯然也受到這種思想的影響，不然洋務運動就不會整整持續半個世紀。1911年清朝覆亡，桐城派思想並沒有偃旗息鼓，“實用”、“經濟”的觀念已深入人心，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也從此為之一變——後世許多重要的曆史節點，如五四運動追求“德先生”和“賽先生”(即民主與科學)，改革開放後又提倡“黑貓白貓”，桐城思想的影子在其間若隱若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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