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們為什麽要祭祀黃帝？

“戊戌（2018）年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將於4月5日（清明節）在黃陵縣橋山祭祀廣場舉行。本文作者原系陜西省祭陵辦幹部，這篇文章追憶了幾千年來黃帝陵對於中華兒女的重要意義。 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離開和祭祀黃帝陵有關的工作崗位。  曾一人在黃帝陵祭祀大殿轉悠，曾一個人在人文初祖廟裡長時間駐足，曾一個人黃帝手植柏下長時間仰望，曾一人在黃帝陵前敬過香……

幾千年來，這裡香火不斷，祭祀不斷。我的家鄉宜君緊挨這裡，很小的時候就聽大人們說，這裡是咱們中國人的老先人陵墓所在。印象中，記得大人們按時逢節，尤其是清明、重陽之時，像趕集一樣，舉家老少都盛裝趕往這裡祭祀。那時候交通不像現在這麽方便，為了過節時能趕到這裡，很多上了年紀的人不惜幾十里，甚至上百里的端著精心制作的花饃，拿著香、紙，虔誠前往。這種虔誠，大概就是後來在《弟子規》裡看到的“祭盡誠”吧，只是彼時太小，不懂罷了。

黃帝陵

一

黃帝陵位於陜西省延安市黃陵縣城北一公里的橋山之上，山上8萬株參天遍野、長青不雕的古柏簇擁環繞著黃帝陵。山下沮河繞陵緩緩而過，山頂有一塊“下馬石”，上書“文武官員至此下馬”。在“下馬石”左前方，沿著石砌臺階前行數百米，有十數米高的大土丘，稱“漢武仙臺”，傳漢武帝北征匈奴，歸來時祭祀時築。由此北行二三十米，就是黃帝陵。陵高3.6米，周長48米，四周砌有1米多高的花墻。陵前大石碑上刻有“橋山龍馭” 4個大字，相傳黃帝即由此乘龍升天。再前有祭亭，紅柱綠瓦，四角飛檐，亭中石碑刻“黃帝陵”幾個字是1958年毛澤東主席轉請文物大家、文化大家郭沫若題寫。1961年這裡被國務院公佈為保護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列第1號古墓葬。

1990年代開始，在海內外中華兒女的關註下，在橋山山麓修建了祭祀大殿和祭祀廣場。總建築師張錦秋院士秉承“山水形勝，一脈相承，天圓地方，大象無形”的理念，把祭祀建築和周邊山川形勝做了極佳的處理，無論是遠觀還是近瞅，威儀感皆有。中國人比較含蓄，凡事不喜張揚。喜歡在潤物無聲中將思想、文化蘊含於建築符號中，形成獨有的建築美學。而這種獨特的美學在黃帝陵顯得尤為突出。

祭祀大殿，也叫軒轅殿。以上古祭祀祖宗、天子的太廟為基礎，以“黃帝明堂”為原體，以漢代建築為風格，由36根園形石柱圍合成40米×40米的方形空間，柱間無墻，上覆巨型覆鬥屋頂。頂中央有直徑14米的園形天窗。藍天、白雲、陽光直接映入殿內，整個空間顯得恢宏神聖而通透明朗，大殿地面採用青、紅、白、黑、黃五種彩色石材鋪砌，隱喻傳統的“五色土”，以象征黃帝恩澤的祖國大地。軒轅殿正中懸掛的“軒轅殿”三個金字匾額出於著名書法家黃苗子之手。

軒轅殿裡黃帝神位以浮雕形式刻於大型石材上，立於大殿正中偏北處。以東漢恒帝建和元年建於山東武梁祠的黃帝石刻畫像為藍本，像高4.1米，寬2.92米。一手指向天空，一手置以胸前，側身向前，似乎在告訴後面的人，隨我前行。也顯出黃帝的古樸神韻和“一指定乾坤”的神秘與傳奇。站立於西側仰視，黃帝堅毅剛強，似在領導先民奮鬥創業；正面仰視，黃帝慈祥親切、意境高遠；東側仰視，黃帝欣慰自信，似在註視著炎黃子孫和神州大地……當陽光升起，黃帝像最東南角先受到陽光的照射，然後隨著太陽的移動，到了正午時分，陽光正射，整個黃帝像都沐浴在陽光中，形成天、地、陽光共集一身的神奇景象，體現出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自然景觀。

大殿對面的祭祀廣場幾百面公祭時用的黃色盤龍圖案的幡旗整齊地排列在廣場兩邊，微風吹過，旌旗烈烈。象征天子等級的九對2米高的三足青銅牛鼎依次排列在龍旗之前，一言九鼎的博大氣度，穩立於祭祀廣場之上。龍旗北端陳列鐘鼓。東側鐘身為淺浮雕黃帝功德圖，正中鑄有“龍魂”二字。西側的鼓臺與鐘臺對稱對應，號曰“聞天”。設計兼顧禮樂鐘之外形、廟堂鐘之音響和時代之風採，是用於公祭軒轅黃帝陵的禮器。表現了華夏文明的博大精深，體現鐘銘盛世、龍鳳呈祥、天人合一的意蘊。每當公祭典禮開始前，鐘鼓齊鳴，悠遠悠長悠揚，聲傳十里外。前人有心，建築有形，數不盡的炎黃子孫，代際相承，種樹、修葺，整修，為後世子孫營造出了宏偉、莊嚴、古樸的氛圍。橋山峨峨，沮水泱泱，翠柏參天，此實為炎黃子孫祭祖聖地。

二

翻開陜西省地圖，可以看到黃陵縣正好處於陜西省的中間位置。其實，這裡，以前就叫中部縣。1944年，因黃帝陵寢在這裡的原因，彼時的國民政府將其改為黃陵縣。這恐怕是國內最早因為名勝古跡而改名的地方了。地名具有社會公共歷史文化產品屬性，蘊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歷史事件、典故、文化全包含在其中，中部縣改稱黃陵縣，一目了然。

當時，日寇於我中華大地上肆虐猖狂，亡國亡族亡種危機最甚，改名黃陵縣除了對始祖發自內心的一種尊崇外，大概也是為了高揚始祖旗幟，以振奮全體中國人，以告訴全體中國人，勿忘吾之民族為千載綿延的黃帝子孫，我們這個民族歷經百代，瓜跌泱泱，從未絕滅，今日此時之苦之痛之傷之亦是一時之小坎，全民團結，定能勝利。當然，這也是今日之猜測臆想罷了，但民國時期，大師雲集，教授學養深厚，學人史識豐博，改稱黃陵縣，並無反對聲，恐怕不是隨聲附和，無稽之談，一時興起。恐怕也不似今日為旅遊開發和名牌效應而興起的更名熱潮。

黃帝陵的意義似乎還不僅於此。清末，1908年同盟會曾專程派員祭掃過黃帝陵，陵前明誌以期推翻滿清政權；1937年清明節，抗戰爆發前夕，為驅除外敵，國共於黃帝陵前共同祭祀過黃帝陵；1946年，臺灣知名人士組織了“臺灣光復致敬團”，專程赴黃帝陵拜謁，表達其回到祖國懷抱的民族感情和認祖歸宗的情懷。1997年、1999年，香港、澳門回歸後，兩地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何厚鏵先生分別親筆題寫了香港、澳門回歸紀念碑字，並於1998年、2000年清明節先後立於軒轅廟內，用這種古老的祭祖方式來告慰我們的老先人，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開始走向強大，開始走向強盛。在黃帝陵前虔誠祭祀，向祖宗明誓，成為一種慣例，抑或傳統。讓老祖宗見證著發生著的一切，想向老祖宗說明什麽。也許，什麽都不用說，一切盡在不言中。

三

黃帝，我國原始社會末期黃河流域的部落首領，開創了中華民族的最初雛形。“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肇啟鴻蒙,修德振武,韶德懿行”，是農業、畜牧業生產的創始人，發明創造了養蠶，舟車，文字，音律，醫學，算數，古籍稱“黃帝定百物之名”、“凡技術皆自軒轅始”。功勛赫赫、日月可彰。五千年後的今天，我們依然在“得其利、畏其神、用其教”。由於功勞甚大，隨著時間的推移，被傳頌成神人合一的中華民族祖先形象，被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人文初祖。黃帝，使華夏民族由蠻荒時代跨入了文明時代，其豐功偉績理所當然地受到後世的敬仰和崇拜。人們為了表達對人文初祖的懷念之情，在其陵寢所在地——橋山黃帝陵前立廟祭祀。在之後的幾千年裡，祭祀活動從未中斷。從夏商周到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除了有的時段將黃帝同時作為“天神、“帝王”祭祀外，都無一例外地將其作為祖先而祭奠。

《竹書紀年》載，第一次祭祀黃帝，大約在距今5000年前，黃帝仙逝後，由黃帝的大臣左徹“削木為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而祭祀黃帝成為制度距今4000年前。《國語·魯語上》載：“故有虞氏褅（音帝，祭祀）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後氏褅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有虞氏就是舜及其後裔；祭祀黃帝是其祖先崇拜和制度。《穆天子傳》記載，距今近3000年前，周穆王“升於昆侖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豐隆之葬，以詔後世。”公元前422年，秦靈公三年，秦靈公“作吳陽上上畤,專祭黃帝”。漢初，高祖劉邦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事禮祠之如故”。並曾制定《置秦皇楚王陳勝等守冢詔》，確立了一系列遺產保護政策，爾後兩千多年的歲月裡，歷代王朝或有曾增損，但基本格局是不變。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元封元年，親率18萬大軍征朔方還，祭祀黃帝陵。在黃帝陵前留下了一大土堆，號曰“漢武仙臺”。東漢光武帝、明帝、章帝等都有祭祀黃帝的記載。

及至隋唐，國家在黃帝陵寢進行祭祀成制度化。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距今1200多年。朝廷設官管理黃帝陵、廟，遣官按時祭祀黃帝。到了宋以後，國家黃帝陵廟的致祭受到了格外的重視。宋這個朝代很奇怪，國力、軍事、威望上和漢唐比，已經收縮、內斂的很多，屢受周邊民族入侵，甚至多次簽訂屈辱的城下之盟。但是在文化上、經濟上，歷經前邊幾十個王朝的螺旋式累積，爆發式地躍上了歷史的頂峰。尤其是文化方面，理學蔚然成風。而理學尊崇黃帝，尊崇黃帝文化。故而，此時亦重視黃帝陵的祭祀，以昭示正統，以示範天下。宋初，趙匡胤下旨，凡是前代功績昭著澤及後人者都應該加以崇祀，不得使其廟貌荒蕪。當時的軒轅廟被列為重點加以整修維護。同時規定朝庭每三年祭祀一次黃帝陵廟。為了祭祀的方便，將唐代宗大歷年間中設置的黃帝廟從橋山西麓移至今黃帝廟所在地。

元作為少數民族政權，入主中原。為表示其統治合法性，亦認同黃帝文化，對黃帝陵廟的祭祀也很重視。《元典章》中規定，黃帝與伏羲、神農都是開天辟地的先祖，國家應該祭祀，而且也專門撥付資產以保護修葺之。

明代，朱元璋認定全國範圍內有34處帝王聖賢陵寢需要作為祭祀對象。橋山黃帝陵被列為國家祭祀始祖的聖地，並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稱、數量和主祭、陪祭官員姓名都要刻石立碑。他特遣中書省管勾甘赴黃帝陵致祭，留下了現存最早的一篇祭祀黃帝陵的祭文。同時，設立品秩為五品的護陵官二人，爾後來的縣令即為護陵官。1375年，明太祖朱元璋降旨在軒轅廟大殿內塑造軒轅黃帝像一尊，以便利後世瞻仰和祭奠。以後每三年一次，大祭祀由皇帝親寫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攜帶香帛、貢品前來橋山祭祀。有了太祖的示範，有明一代，載入史冊的祭祀黃帝活動14次。

清沿襲明，次數較明代多，大約30次。康雍乾等帝對熟稔漢文化，知道統治者的合法地位對於管轄治理這麽大的一個國家有多麽的重要，似乎也基於此，清時更重視、在意對黃帝的祭祀。這一點，元和清有神似之處。今天，我們去黃帝陵碑廊，就可以看到彼時的多塊禦制祭文碑。碑刻無言，碑石有痕，這歷史的記憶，全在那斧鑿刀刻之間。

黃帝陵四

進入民國。

孫中山在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曾親撰祭文，專程派員赴黃帝陵祭祀。民國時代，時局動蕩不安，政權更替頻繁，軍閥混戰，歷屆政府都顧不上祭祀黃陵。而第二次由官方祭祀已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期。1933年8月22日，國民黨元老邵元沖，收到西安《西京日報》社社長丘元武寄來的陜西中部縣黃帝陵照片多張，認為“殊可珍貴”。由此萌生了祭祀黃帝陵的念頭。次日，邵元沖即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倡議：“黃帝為中華民族之始祖，故陜西中部縣之黃帝陵，應崇其祀典，提倡國人年年祭謁。斯也提倡民族主義之原也。”他認為祭祀黃帝陵是發揚孫中山倡導的民族主義的最有效行為。國家層面應該組織進行祭祀。並於1934年與戴季陶等人發起倡議施行民族掃墓節。規定每年清明日為民族掃墓節,由國府中央派員前往祭掃中華民族始祖黃帝陵。

1935年3月31日，邵元沖自南京啟程前往陜西，他在日記中寫道:“連日陰雨冥晦，本日天忽放霽，知黃帝之靈來接也”。4月4日，國民黨中央代表張繼、邵元沖會同國民政府代表鄧家彥，陜西省方面邵力子、郭英夫、馮欽哉、雷寶華、李成鋼、宋誌先等人前往中部縣祭拜黃帝陵。由於天氣和交通的原因，於6日下午到達中部縣，改定為4月7日致祭黃帝陵。4月7日早晨8時，公祭黃帝陵儀式開始，張繼、邵元沖、鄧家彥代表中央政府進行主祭，邵力子、郭英夫等六人代表陜西地方進行陪祭，當地有民眾5000余人參加了祭祀過程。典禮儀式為全體肅立、主祭者就位、上香、獻爵、獻花、恭讀祭文、行三鞠躬禮等程序(《中央日報》，1935年4月15日《中樞代表祭掃先陵之經過》)。儀式完畢之後，張繼等人又繞黃陵一周進行參拜，方才離開橋山黃陵，這便是1935年民族掃墓節公祭黃帝。

1935年國民政府公祭黃帝，是整個“民族掃墓節”系列活動中最重要的公祭活動。除了公祭黃帝之外，陜西還公祭了周陵、茂陵。“中央此次舉行民族掃墓節，祭周陵、茂陵及黃帝陵，其意義厥為喚起民眾，追念我漢族祖宗，發揚我民族精神。”(《申報》，1935年4月21日《張繼由陜返平，將籌款修葺黃陵》)。正是因為1935年公祭黃帝大典的舉行，彼時的國民政府開始在全國發佈政令，要求推行“民族掃墓節”，以“發揚民族歷史精神”而團結抗戰。

以祭祀黃帝為主的民族掃墓節能夠在全國推行，固然與於右任、戴季陶、邵元沖等國民黨元老的努力分不開，更重要的是與當時的國內形勢有關。9.18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緊蠶食中國，民族安危旦夕，國民黨中央政府也冀望通過民族掃墓來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將各方的資源整合在國民黨的旗幟之下。

1936年民族掃墓節，時任陜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代表官方赴黃帝陵公祭黃帝。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1937年3月，蔣介石與周恩來在杭州判時提出，國共共祭黃帝陵。此時家國情形何堪，共祭意義自然不同一般。

1937年4月5日清晨7時，國共兩黨在黃陵前舉行民族掃墓典禮，祭祀黃帝。國民黨方面有中央代表張繼,國民政府代表孫蔚如主祭，劉震東、於學忠等參加陪祭,共約千余人。中共方面派出了林伯渠作為代表參加祭祀，雖然當時國內一些主流報紙如《申報》、《大公報》並未對中共參加祭祀進行報道，只有《益世報》提了一句：“陜甘邊區新編軍隊，亦派代表4人參加，以示尊崇整個民族祖宗之意。”但當時中共的機關報《新中華報》對林伯渠參加公祭有詳細報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特派代表致祭黃帝墳墓,舉行民族掃墓典禮，蘇維埃政府代表蘇區內全體公民為對中華民族之始祖致敬，並表示誓死為抗日救亡之前驅，努力實現民族團結計，特於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參加。該代表在民族掃墓典禮上恭讀了祭文，以寥寥數句描述黃帝功績,大量篇幅表達現實訴求,指責日本侵略和漢奸橫行，痛恨國家的滄落，望各黨各界組成民族統一陣線以救國家於危難，實現‘還我河山，衛我國權’之宏願。”(《新中華報》，1937年4月6日《蘇維埃代表參加民族掃墓典禮》)

從祭文的內容來看，國共雙方在對黃帝的認識上，有諸多相同之處，都承認黃帝為中華民族的始祖和象征、稱頌黃帝的豐功偉績以及強調通過公祭黃帝來發揚民族精神的民族主義。相較而言，毛澤東親手書寫一篇這篇《祭黃帝文》，把中華兒女為國效命，劍履俱奮的慷慨躍然紙上，此番告祭情懷，不獨遠超國民黨的祭文，亦為歷代祭文之拔萃者，被譽為中華民族抗日的“出師表”。毛澤東當時寄將這篇祭文寄給以《大公報》記者身份到延安採訪的範長江，希望他幫助發表。不過，這篇祭文最終未能見諸國統區的報刊。今日想起，實為憾事。

歷史的看，在抗戰國勢艱難之際，設置民族掃墓節，舉行全民族公祭黃帝大典，追念中國歷史先賢，的確有團結民眾，振奮民族精神禦辱殺敵的積極意義。

1937年國共共祭黃帝陵之後，雙方又於1938年、1939年又兩次合祭黃帝。1942年冬，蔣介石曾題寫“黃帝陵”三字，刻成石碑，立在黃帝陵。從1935年到1947年，國民政府每年都於民族掃墓節派員前往陜西黃帝陵公祭黃帝，未有間斷。1948年和1949年的清明節，國民政府在陜西省政府大樓北端佈置禮堂，還舉行遙祭黃陵大典。

1949年後，國民黨對於黃帝祭祀的活動也未曾中斷。除了例行的春祭和秋祭，每年4月5日清明節，在臺北舉行“遙祭黃帝”典禮，初獻、亞獻、終獻，程序一樣不少。而海峽這邊的黃帝陵，也照常按時按節祭祀著。兩岸同根同祖同源同文，在同一時間祭祀同一祖宗，都表達著炎黃子孫對始祖的緬懷之情和最深的敬意。

值得一提的是，在國民黨要人中，於右任的黃帝情結也頗讓人感念。他1918年回陜祭陵，返回南京後即搜集整理先秦以來有關黃帝事跡和傳說的記載，花十數年時間，分目編纂，詳加考證，輯成一書，取名《黃帝功德紀》，於1935年出版。書中詳細敘述了黃帝世家傳承，黃帝與中華民族、黃帝與中國文化、黃帝的功德等等。冊子很薄，不到百頁，但厚重、滄桑、榮耀全在期間，讓人不禁慨嘆。

五

1948年3月黃陵縣解放，黃帝陵祭祀一如既往循例舉行。清明節期間，陜甘寧邊區政府和西北人民解放軍有關領導前往黃帝陵祭祀。1949年清明節，陜甘寧邊區教育廳和黃龍專區專員前往黃帝陵致祭。及至以後，祭祀活動也一直在繼續。1980年代以來，每年都有大批港澳臺同胞及海外的華僑華人回國祭拜黃帝陵。1984年美籍華裔物理學家李政道和夫人專程拜謁黃帝陵並留言：“世界各族皆兄弟，黃帝子孫獨人傑。” 1988年，臺灣“外省人返鄉探親團”一行25人拜謁黃帝陵，他們身穿特制套服，胸前印有“想家、想家、想家”的字樣。2005年4月5日，蔣孝嚴專程來陜參加清明公祭黃帝大典。2009年4月3日，馬英九在臺北遙祭黃帝陵，後任內六度參加遙祭黃帝陵典禮。中國國民黨領導人連戰、吳伯雄、江丙坤、林豐正，新黨主席郁慕明，親民黨主席宋楚瑜等也先後來黃帝陵謁陵祭祖。

六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古代中國人，認為只有祭祀和打仗是國家最重要的兩件事。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功利性活動，都與當時的祭祀有密切的聯系。《國語·魯語上》“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故而，慎終追遠就成為是我們這個民族自古就有的傳統。祭天地，袛宗廟，祀祖先，拜鬼神，朝四方，各種祭祀，樣式百般，並由此衍生蔚為大觀的祭祀文化。而由祭祀文化又衍生出更為宏大的禮樂文明，也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幹。

黃帝，帶領華夏民族的先民們開辟洪荒，肇啟鴻蒙，開啟了中華民族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先河，成為中華文明的源頭，是中華文明的奠基人和開拓者，更是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的肇創者。幾千年來，我們祭祀黃帝不輟，不就是為紀念它發明了，造就了中華文明嗎？黃帝陵前，肅立靜默，心香一主，告慰始祖，子孫們在延續著，傳承著現任開創的基業，正在發揚光大。

七

神農、伏羲、女媧、燧人，這麽多傳說中的中國老祖先，為何選擇祭祀黃帝呢？為什麽要在這裡尋根祭祖，憑吊懷古呢？而我們又為何稱自己為炎黃子孫呢？

1840年起，國門漸次被打開。國家內憂外患，殘破不堪，在屢次交鋒中，一敗塗地。神州什麽時候受過這等屈辱？受傳統文化熏陶的知識分子開始痛定思痛，在覺醒中向西方學習的同時，也開啟了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這些人認識到民族國家的重要性，認為彼時首要的任務就是“民族建國”，即建立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統一國家，以救亡圖強。同時，為反對滿清政權，正名漢民族傳統，區別夷狄，必須結合“大群”，尋找一個“可以統一大群之主義”，這就是民族主義。在這個過程中對黃帝的尊崇和黃帝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地位不斷得到強化和高度認同。

1903年，國劉師培《黃帝紀年論》寫到“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為吾四百兆漢族之鼻祖者誰乎？是為黃帝軒轅氏。是則黃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繼黃帝之業，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幾乎就在同時，《江蘇》雜誌第3期刊登了“中國民族始祖黃帝像”，並且公開改用黃帝紀年。同時，陳天華的通俗革命小冊子《猛回頭》、《警世鐘》，較早刊登黃帝畫像，並且縱情高呼黃帝為“始祖公公”，更使黃帝廣泛地深入人心。甚至辛亥革命後，在紀年方面，都開始流行“黃帝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前夕，宋教仁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也採用了陳天華所刊登的黃帝畫像，並且配以題詞：“起昆侖之頂兮，繁殖於黃帝之滸。借大刀與闊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啖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吾四萬萬之同胞兮，尚無數典而亡其祖！”

應該說，黃帝作為源遠流長且為億萬國人所認同的文化符號，對於同盟會的建立與辛亥革命的勝利，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自清末以來形成的軒轅黃帝為中華民族象征的意識，終民國一代直至今天，成為華人普遍接受的觀念，這也就不難理解時至今日延綿不絕的公祭黃帝行為了。

來源：鳳凰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