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的科幻世界

圖：劉慈欣著《流浪地球──劉慈欣中短篇科幻小說選》（香港中和出版，二○一九年）

劉慈欣生於一九六三年的山西，父親曾在北京煤炭設計院工作，後來去到山西做煤礦工人。從小在礦山上長大的劉慈欣一直喜歡看西方科幻，少年時代深受以托爾斯泰、米哈伊爾．蕭洛霍夫等作家為代表的俄羅斯文學的影響。他認為自己是以西方的哲學思維和科學觀寫科幻小說，在採訪中亦表達過「我更願意外國的讀者看《三體》是因為它是一本科幻小說，而不是一本中國的科幻小說」的觀點。在小說《流浪地球》問世之初，評論界曾一致認為這部小說中有很強的故土情懷和戀鄉情節，對此劉慈欣最初並不認同，卻隨時間的增長最後坦然接受。

回望「傷痕」 展望未來

他在給另一部獲得雨果獎的科幻小說《探險隊》的後記裏寫過：「科幻是面向未來的文學，但當我們仔細研讀眾多的科幻作品，拂去其中那五光十色的技術幻影，從它們最基礎的世界設定來揣摸作者的心境，竟發現科幻是很懷舊的」，他說《基地》是羅馬帝國的翻版，《沙丘》是中東的王朝，太空中的宇宙飛船與大航海時代的帆船無疑……而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很多年裏，劉慈欣似乎都在給我們講述一個故事，脫離小說光怪陸離的設定，背後是七十年代的鄉土中國，是烏合之眾的瘋狂，是少數精英的死亡，是為了活着放棄人性：他的書裏有着明顯的傷痕文學的痕跡。《鄉村教師》中貧瘠的黃土高原，《地火》裏漆黑的礦區，《朝聞道》裏科學家們得到真理就要被毀滅。《三體》的故事的開端是在七十年代，高級知識分子葉文潔在目睹父親慘死、一次次對人性感到失望後，回應了三體人發來的信號，背叛了人類，成為地球三體組織的最高領袖；而在之後對抗三體人的計劃中，領導人類的面壁者之一的雷迪亞茲死於人民憤怒的暴動。《流浪地球》中，隨着地球在宇宙流浪的人們遲遲不見太陽的爆炸，在煽動下將「流浪地球計劃是聯合政府為獨裁統治出賣人類與地球」的謠言信以為真，組成叛軍，處決了聯合政府五千位計劃制定實施者。

而他在科幻作品中表現出的對待科學的態度其實並不太主流。科幻若想躋身嚴肅文學，必然要有對人與自然和人與技術的思考。隨着技術的飛速發展，在當前「晚期資本主義」的語境中，人們越來越警惕技術所帶來的種種後果：資本借助技術瘋狂逐利所遭的反噬，技術對人性的影響和人主體地位的取代等等。因此主流的科幻常常帶有反科學的傾向，比如最有名的《2001太空漫遊》中，作者克拉克通過對人工智能哈兒脫離人的掌控，甚至可能對人進行反撲的描繪，對於先進科技及其中危險性進行探究。而劉慈欣在作品中卻很少談及技術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他在技術對人進行思想控制這個話題上說過：「技術的邪惡與否，要看人類社會的最終目的是什麼。如果人類的最終目的不是保持人性，而是繁衍下去，那麼思想控制就不是邪惡的。」

他稱自己是「一個極端技術狂熱者，相信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在其小說《地火》中，他用前面大段的篇幅勾勒了兩代人為煤礦開採工作付出的沉重代價，草木湮滅、生靈塗炭，最後將時間轉向一百二十年後，當氣化煤早已普及應用，那時的孩子回望這段歷史感慨：過去的人真笨，過去的人真難。這之中不難感受到其以時間與科技的發展，消弭當下的困頓，書中表現出的不僅是對於技術的極度崇拜，也是對當前道德的迷茫與虛無。劉慈欣本人亦多次表示認為人性的概念模糊，「從原始時代到現在我找不到人性中亙古不變的東西。」他舉過一個古代圍城之戰的例子：「食物匱乏，一個將軍把他的妃子殺掉分給士兵吃，這個在當時也是一種道德，甚至是犧牲精神的美談，而現在人根本沒辦法理解這種恐怖的道德。如果一萬年之後人類還存在的話，那時候的道德說不定比現在看上去更恐怖。」如上觀點，我們可以在《流浪地球》中看到，包括平靜刻畫了末世中主人公父親的出軌與母親的無動於衷，因為生死存亡之際的人們，對逃生的慾望壓倒了一切，愛情變成無關緊要、不可理解的東西；他描繪了那時的人們已經無法理解古代人類在救父還是救子之間兩難的行為，先幼後長成為普世值，岩漿滲入地下城後所有人按照年紀從小到老的順序進行逃亡，最終主人公的母親沒能逃出那次災難。書中所有的人物在生死面前都表現出近乎機械的「聽話」與「理性」，無所謂善與惡。對於這當中透露出的令人不寒而慄的冷酷，他說：「我表現出一種冷酷的但又冷靜的理性。這種理性是合理的。你選擇的是人性，而我選擇的是生存，讀者認同了我的這種選擇。」

放下人性 篤信科學

對道德今天面對的難題無動於衷，也對道德今後的墮落不以為然，劉慈欣對人性的虛無，和對科學的篤信，讓人懷疑他作為一個科幻小說家是否真的具有科學精神。因為科學精神包括懷疑精神，包括反思精神，卻獨獨不包括對科學的無限崇拜精神。

十二年前，在成都舉辦「國際科幻．奇幻大會」期間，他曾引用康德的一句話：敬畏頭頂的星空，但對心中的道德不以為然。劉慈欣該是康德義務主義的擁躉，康德義務主義將倫理訴諸責任，而非感情的結果。在那場大會期間，他與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之間有一場著名的辯論。劉慈欣在現場做了一個思想實驗：當人類世界只剩三人，攜帶着人類文明的一切，而他與江曉原必須吃了第三人才能活下去，吃還是不吃？江曉原的回答是不吃。劉慈欣說：「可是宇宙的全部文明都集中在咱兩個手上，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不吃的話，這些文明就要隨着這個不負責任的舉動完全淹滅了。要知道宇宙是很冷酷的，如果我們都消失了，一片黑暗，這當中沒有人性不人性，現在選擇不人性，而在將來，人性才有可能得到機會重新萌發。」江曉原說：「一個丟失了人性的人類，就已經自絕於莎士比亞、愛因斯坦、歌德了。」

劉慈欣在小說中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將人類被扔進末日般的困境中，在「人性還是生命」的問題上，放下人性的偏執，選擇活着。比如他在《三體》裏提出的黑暗森林法則：「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斷增長和擴張，但宇宙中的物質總量保持不變」，以此來闡釋他基於生存與鬥爭的宇宙社會學；又比如在《流浪地球》中規定地下城只能容納三十億人，地球上的六十億人必須以抽籤的方式決定去留，並規定資格不得轉讓、贈與。

上周荷里活導演占士金馬倫（James Cameron）與劉慈欣進行了一場對話，金馬倫告訴劉慈欣他希望看到一些樂觀的東西。的確，劉慈欣的書有一種極為壓抑的底色。他強烈的求生慾望和對人類永生的慾望，讓他的書中沒有「生存還是死亡這是一個問題」，只有生存、生存、生存。他以社會達爾文的方式對抗末日，所認為的「希望」，是「人類在極端困境到來之際，文明為了生存下去，如何擺脫道德的羈絆」。但如果科幻小說既沒有對人機關係的反思，也沒有對人類命運的自省，恐怕讓人困惑：剩下的理性究竟是理性還是麻木，所謂的生存是為了人類還是為了自己。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