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閱讀與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

蔣方舟說，只有看書的時候，生命的體驗才會變得逐漸豐盈。

“知識分子或藝術家，終其一生所做的就是輸入和輸出，讀書對於我是輸入，寫作對於我是輸出，就是這麽簡單。”

在《新周刊》廣州總部工作時，蔣方舟的愛好之一是看路邊民工。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學校外面的黑車司機也是她的觀察對象，她特別喜歡聽這些人聊天，看他們的日常。

這種重復的呆滯與出神也出現在張愛玲的經歷裡，蔣方舟在一些作家的描寫中讀到，張愛玲常杵在路邊看工人修高處的電線桿，一看就是半個多小時，“我也有點這樣，不過不是看電線桿”。

蔣方舟7歲開始讀張愛玲，現在還在讀，“過段時間就會看看，她的每一個字句、每一個比喻都已經爛熟於心”。7歲寫作、9歲出書，從小被打上“神童”“天才少年”等標簽，她時常覺得自己像個馬戲團表演者般被圍觀，是一個站在低處的被參觀者。

她對張愛玲作品或經歷中的“冷淡”與“拒絕”很有共鳴。“讀到她的一些行為，我會覺得，噢，原來她也這樣，然後覺得我幹一些事情也是合理的，不會責備自己。”

主張“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是代代文學少女心中的偶像。

閱讀與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這個過程中會發現許多自己內心不曾被發現的隱秘部分。

蔣方舟有記憶的閱讀啟蒙是在小學，當時蔣媽媽是中學老師。小學放學很早，大概4點蔣方舟就能回家，回家前她會跑到媽媽的學校，在圖書館找本書，邊看邊等媽媽。她那時看書很快，一天能看完一本，坐在回家的單車後座上也在看，媽媽擔心她弄壞眼睛，一邊騎車一邊問“是不是在看書”，她假裝答“沒有、沒有、沒有”。

七八歲時，蔣方舟已經在看三毛的作品，以及一些日本輕小說。十歲出頭，她開始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看米蘭·昆德拉以及尼採等人的哲學著作。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她並不能完整地理解《悲劇的誕生》和《偶像的黃昏》到底在講些什麽，但裡面的字句仍對她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如尼採說的“稀有的東西留給稀有的人。

其實稀有的東西也包括消費不起的嚴肅文學、稀有的情感等”，又如米蘭·昆德拉講的媚俗與刻奇等大眾情感。

蔣方舟的高中歲月，是在江城武漢度過。

二十年後的現在，蔣方舟感嘆，潛移默化之中，早年讀過的只言片語塑造著她理解世界的方式。“確實，並不是能被大眾接受的才是好東西，很多非常珍貴的情感只有少部分人能體會。”她越來越認同尼採的那句話。

大學期間，蔣方舟有過一段輕度抑郁的時光。“整天待在宿舍，怕和人交談，厭世畏人，不敢去食堂，淩晨才去自動販賣機買油炸花生吃。覺得自己胖、醜，覺得他人都在笑我太‘盧瑟兒’，覺得生無可戀。後來強迫自己每天出門，寫東西也要去咖啡廳，每天聽點人聲，人笑時我也模仿著笑，慢慢地好轉了。”好幾年前，她在微博上自揭傷疤。

自救的重要方法是閱讀，她說只有看書的時候，生命體驗才變得逐漸豐盈起來。從小暴露在公眾視野，她並不是一個外向的人，她害怕冷場，害怕失望，參加聚會或公開活動，如果在場的其他人不說話，她會通過“嘔吐式自曝情史”等方式來填充沈默。

蔣方舟在清華大學的畢業照。

她曾在電視訪談裡笑著自嘲為諂媚型人格，一邊這麽說，一邊內心感到無限的消耗與孤獨。她認為，真正外向的人與話多話少無關，一個外向的人可以很沈默或者面無表情，卻發自內心享受與人相處交談的過程，而她完全相反，即使別人覺得她笑得很開心。

所以，她信賴閱讀。在她看來，讀書與看電影、電視不同，看影視劇時是一種被動的接受，不管視覺技術多麽好，人們會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一切是假的，知道幾個小時後故事就結束；而閱讀是很私人的體驗，閱讀者通常會隨著文字沈浸到情節中。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寫到結尾突然放聲大哭，朋友問他為什麽如此傷心，他說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覺得奇怪，既然不願意女主角死去那就把她寫活過來唄，福樓拜無可奈何，說沒有辦法，他沒想把她寫死，但寫到結尾，生活的邏輯讓她非死不可。”蔣方舟說，這種體驗對於作家都是未知的，何況讀者。

“妳也不知道妳筆下的人會把妳帶到哪裡去。”在她眼中，閱讀以及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冒險過程中會發現許多自己內心不曾被發現的隱秘部分。

讀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時，蔣方舟感受到一種不可逆轉的時間流逝，仿佛這一生所有的悲傷、失落、無助、惶恐都凝聚在閱讀的短短時間裡，“妳的感情在小說裡面投射，隨之波動”。

蔣方舟觀察到，現實生活中很多人一直做著自己並不太認可的工作，他們順從並追趕著所謂時代的價值標準，相信只要每天往前走一步，就是在進步。可能人到中年得到了世俗上的成功，但突然有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傷，再然後只能通過馬拉松、登山、攝影或者搞外遇來消解這種中年悲傷。

蔣方舟的書房。

在書裡獲得某種情感體驗與自我審視之後，對人性的理解會變強，對他人的苦難有更強的共情能力。

蔣方舟出生於1989年下半年，按照現代社會的劃分標準，中年離她還很遠，但讀到小說裡的伊萬，她提前感受到中年式恐懼與自省。她不停地思考，自己所在的火車到底是不是在往前開，是不是在盲目地跟著時代洪流往前走？

一改最初以自我觀察發表公共意見的雜文風格，蔣方舟這幾年在嘗試小說創作，2014年，她出版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書中收錄了9個互有關聯的故事，涵蓋中年人、死人、靈魂等視角，不乏褒貶。她自己也有遺憾，說當時出版周期太趕了，如果再改個半年，最終出來的作品可能會更成熟。

當時小說出來後，有人質疑天才少女不過如此，朋友笑她“自己挖的坑得自己跳出來”，她回答：“確實如此，而且不可否認，我在這個少年成名的坑裡吃了不少觀音土，是這個坑的受益者，獲得了比別人更多的關註和機會。”

蔣方舟把跳坑的過程比作遊泳場地的變化。她說像過去那樣寫雜文是在遊泳池裡遊泳，那裡熟悉、舒服、安全；創作小說作品則是遊向未知的大海，那裡不再安全、確定，但那些不確定中或許有解決焦慮的可能。

當“以前年輕時”“現在年紀大了”等句子頻繁出現在她嘴邊時，妳明顯感受到一個青年作家的時間焦慮。“妳看看歌德28歲寫了什麽？當然這樣說有點不要臉。近一點，可以看余華、蘇童28歲時寫了什麽，這種東西會讓我真的覺得焦慮。”她說，盡管自認在每個階段都盡可能地使出全力投入創作，卻未達到自己理想的標準。

小說的世界感性而豐富，在書裡獲得某種情感體驗與自我審視之後，對人性的理解會變強，對他人的苦難有更強的共情能力。“那之後，妳可以有一個自由去選擇要走什麽路，要成為什麽人。”蔣方舟說，很多人對於外部世界沒有那麽好奇，每天糾結在一些瑣碎的痛苦之上，就是因為缺少這種過程，逐漸喪失了對於他人苦難的理解能力。

少年成名的八零後作家群，現在紛紛邁過或者將要邁過而立之年。

看書摘錄是她認識和理解世界的入口，也是表達的切口。

閱讀是蔣方舟對抗焦慮的方法之一。讀者會發現蔣方舟常常分享類似的閱讀體驗，並且喜歡引用他人的原文。當她在雜文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中描述中產階級的孩子時，引用的是小說《紅字》裡的話：“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一處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復紮根，人性就會像馬鈴薯種在這片土地般無法繁茂茁壯。”

在談話節目《圓桌派》中因婚戀觀被誤解後，她引用清華學姐劉天昭的話：“不要和愚蠢的人自嘲，他們會當真的，然後在妳面前傲慢起來。”

為了記住讀過的好句子，她從大學起不斷摘錄。平時讀到有意思的內容，蔣方舟會先用手機拍下來，等到晚上回家再打開電腦謄抄整理。她習慣在摘錄裡記上原句和閱讀感受、聯想等，每天如此。

“妳看了書，它會對妳產生影響，妳偶然想起一個句子或一個點子其實並不是妳的。正常的話，摘抄下來後，妳會清楚地知道那句話是誰說的，而不會誤以為是自己的就把它想當然地寫上去。”蔣方舟說，寧願全部原文引用，也不願意在明明知情的狀態下，化用別人的智慧來假裝自己的想法，除非自己有把握比原文說得更好，否則那是一種不道德的“偷”。

在搜索引擎與電子信息觸手可及的年代，一般人可能會認為重復摘錄的過程如同苦行僧修行，蔣方舟自己於此卻無特殊感受，她說閱讀跟吃飯一樣普通，沒有必要刻意用它陶冶情操或平復心情。

“有時候寫到下午兩三點，有點累了，可能就看一個小時小說，再繼續寫。” 她自述過著極為規律的生活，上午九點多十點起床，在家吃個飯，然後出門到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坐下，打開電腦寫東西，寫到傍晚回家吃飯，跳跳操，跟媽媽聊會兒天，再看看書或者漫畫，然後12點睡覺。

她喜歡在寫作間隙翻閱的小說是威廉·福克納的《熊》。“獵人們還講關於人的事，不是白人、黑人或紅種人，而是關於人，獵人，他們有毅力，不怕吃苦，因而能夠忍耐，他們能屈能伸，掌握訣竅，因而能夠生存……按照古老的毫不通融的規則，進行著一場古老的永不止息的競爭。”為了一個閱讀活動，她在常去的咖啡館對著錄音筆讀起喜歡的段落。

念完，她解釋，這個故事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描寫得特別生理，讀起來“嘴裡因為緊張，而有了金屬的味道”。

蔣方舟現在27歲，去年重返校園讀寫作方面的研究生課程，穿著打扮散發著學生氣質。如果坐在她不到一米的距離面對面觀看，會清楚地知道她幾乎沒化妝，臉上除了粉橘色口紅基本素顏，一頭過肩中長發自然披散，沒有刻意整理過的痕跡，盡管她早被告知採訪結束後需要拍照。某種程度，這和妝容素凈但喜歡嬌艷口紅的張愛玲很像。

來源：百家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