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蘇兩「文忠」：政治同道，書文雙傑

「宋學精神」首先是宋代進步知識分子的精神境界，「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擔當。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於前，文天祥高歌「天地之正氣」於後，宋代士風、世風自始至終正氣主導。范仲淹對宋朝士風發揮奠基和表率作用，首先是引薦起一批志士仁人，例如康定元年（一○四○年）上仁宗《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為眾所伏。」二是作育張載等一代英才；三是「慶曆新政」改革雖然失敗，卻開了此後王安石變法先聲；四是為宋仁宗開說時政闕失、古今治亂安危等，啟迪了後來司馬光修《資治通鑒》。

歐陽修（編者註：歐陽修《自書詩文稿卷》中其名用脩，今人常將其名作修字，故下文統稱歐陽修）本身是政治家、文學家、詩人、史學家，又提攜引薦乃至拔擢了蘇洵與蘇軾、蘇轍父子，及曾鞏、張載、程顥、呂大鈞，培養了包拯、韓琦、文彥博、司馬光等。他提倡北宋詩文革新，開創一代文風，被譽為「一代文宗」。而蘇軾始終憂國憂民，詩、文、書、畫俱佳，其書法居宋四大書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襄）之首，其繪畫是古代「文人畫」理論和「寫意」畫法的開創者。他任地方官多年，又作育了「蘇門四學士」晁補之、秦觀、黃庭堅、張耒等英才。

改革受挫，兩張「小帖」證修史

綜覽宋賢書法可以發現，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表表者，都是改革的提倡者和參與者。范仲淹是「慶曆新政」提倡者，王安石是「熙甯新政」提倡者，二位是中國歷史上著名改革家。歐陽修是「慶曆新政」積極參與者，對王安石「熙甯新政」青苗法改革措施等卻不盡贊同；蘇軾雖不贊同王安石的變法措施，但卻認同變法的實效，與王安石一直是朋友，皆「以天下為己任」。他們的文章、遺墨，不同程度反映了改革的艱辛和挫折。

歐陽修（一○○七至一○七二年），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謚號「文忠」，吉州永豐（今江西永豐縣）人，宋仁宗天聖八年（一○三○年）進士，但仕途並不順遂，先是任類似如今機關文字秘書的九品官將仕郎。他小范仲淹十八歲，十年後的康定元年，在范仲淹等人大力舉薦下被召回京，慶曆三年（一○四三年）被任命為中書省（內閣）右正言、知制誥，成為皇帝的近臣，負責起草皇帝詔令。這一年，宋仁宗在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支持下推行「慶曆新政」，歐陽是革新派得力幹將。新政首要內容就是澄清吏治，反貪腐、裁冗員，以減輕人民的賦稅負擔，針對的就是如今人們津津樂道的宋代官員優惠待遇。新政衝擊了官僚們既得利益，一年以後就被叫停。慶曆五年（一○四五年），范、韓、富等相繼被貶，歐陽修上書分辯，被貶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在此他寫下散文名篇《醉翁亭記》：「環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以滁州山水之樂，排解改革受挫的憤懣。

皇祐元年（一○四九年），仁宗召他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與宋祁同修《新唐書》、自修《新五代史》。台北「故宮」《宋諸名家墨寶》冊中《宋歐陽修付書局帖》兩開，紙本，每開縱二十五點四厘米、橫二十九點九厘米，是他主持修史時留給書局同事的兩張字條：

「本紀第四五定本、淨本，並分付；第六已下，如未取得，速取之，恐妨點對。來日局中相見也。修拜白。」

「脫錯多，將定本卷子，細對淨本。候來日商量寫。」

帖後有明代鑒賞家吳寬、書法家祝允明、文徵明的跋。吳推斷，這是「歐陽文忠公脩《（新）唐書》時審閱帝王「本紀」和「年表」時加的兩張「小帖」。這推測合情合理，像金庸先生主編《明報》時，同事們就留下不少他的「手諭」字條。吳寬進一步指出，因為歐陽修的大名，人們對其片紙數字也倍加愛惜。祝、文說：後人仰慕先賢，相望千載，看不見他們的音容笑貌，只能讀到他們的文章。如今竟能獲其手筆而瞻仰觀摩，簡直不可思議。與歐陽文忠公同時的蘇軾、黃庭堅留下墨蹟較多，唯獨他老人家的絕少。見到這兩張字條，就像與他老人家相會一場。

《宋史》記載他生前即名聲遠揚，仁宗至和二年（一○五五年），他奉命出使北方遼國南京（今北京城），祝賀遼道宗耶律洪基繼位。耶律洪基予以格外禮遇，賜御宴時特派尚父燕王蕭孝友等四位重臣作陪，說：「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

歐陽修因詩文名氣太大而淹沒了書名。其實他對書法乃至文字學頗有造詣，學書主張在臨摹基礎上自出新意，自己是由唐代書法家李邕學得筆法，但為字絕不相類。實際上他的書法還綜合了唐歐陽詢、顏真卿書法之長，結體有顏書的寬綽，筆勢則取歐書的險勁，潤以高遠境界、卓越才學，因而字體新麗，自成一家。無論長篇大論還是簡單便條，他寫字總不脫楷書筆意，用筆橫輕豎重，提按頓挫分明，結字嚴謹，清逸脫俗，平靜而內蘊靈動。蘇軾稱他，「用尖筆乾墨，作方闊字，神采秀發，膏潤無窮，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眸豐頰，進趨曄如也。」正是由字跡而想到老師的人品、才思、風度。

翰林當值，詩稿、書啟見變遷

蘇軾（一○三七至一一○一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鐵冠道人、東坡居士，謚號也是「文忠」，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嘉祐元年（一○五六年）益州（今四川成都）太守張方平，將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推薦給翰林學士歐陽修，次年正月歐陽修以「知貢舉」參與主持進士考試，考官梅堯臣薦予歐陽修，置第二名。正式入仕後的熙寧（一○六八至一○七七年）初年，正是宋神宗倚重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之時，蘇軾以政見及師門原因反對新法，被調任杭州通判三年，後調任密州（山東諸城）、徐州、湖州等地知州。元豐二年（一○七九年）到湖州不滿三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在其《湖州謝上表》及詩文裏尋章摘句，以「文字毀謗君相」罪名將其下獄，幾次面臨判死。幸虧王安石一句諍言：「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救他一命，獲釋後被降職為黃州（今湖北黃岡市）團練副使。元豐八年（一○八五年）宋哲宗繼位後，召蘇軾回京。與當初老師歐陽修類似，也被任命為翰林學士、知制誥、知禮部貢舉。二人先後留下在翰林院值班的詩文墨蹟。

遼寧省博物館藏歐陽修《行書自書詩文手稿》紙本，縱三十點五厘米、橫六十六點二厘米，為《歐陽氏圖譜序》及《夜宿中書東閣詩》兩件手稿。前者作於至和二年（一○五五年）；後者作於嘉祐八年（一○六三年）。字跡受顏真卿影響明顯，落筆提按節奏分明，通篇隨意輕鬆，雖多有塗改、增刪處，仍顯得流暢自然。詩為：

「翰林平日接群公，文酒相歡慰病翁。白首歸田徒有約，黃扉論道空無功。攀髯路斷三山遠，憂國心危百箭攻。今夜靜聽丹禁漏，尚疑身在玉堂中。」

詩中除有塗改，詩末自註：「攻字同韻否？」顯示是草稿。詩回憶當初晚間在翰林院當值，今夜聽到銅壺滴漏聲響，疑似回到當年翰林院公署。這說明當時夜間值班住在翰林院公署即辦公室裏。

故宮博物院藏蘇軾《行書歸院帖》頁，紙本行書，縱三十五點一厘米、橫十二點四厘米，是《宋人法書六種卷》組成部分。內容應屬當時的「書啟」，頗似如今機關簡單公文，文字也接近近代白話文：

「此雖雲同歸院，亦不雲宿於院中。不知別有文字，證得是宿學士院為復。只是公家傳說如此，乞更批示。軾白」

後註為辦理結果：

「今當改雲宿學士院為複，且只依舊雲宿待漏舍。幸批示。」

大意是：蘇軾為翰林學士時，傳說公家有新規定，當值需宿於翰林院院中，但不知是不是指翰林學士院（辦公室）。經請示，是宿於待漏舍（值班室）。蘇軾任翰林學士，在北宋元祐元年至四年（一○八六至一○八九年）期間。此帖學唐顏真卿、徐浩及五代楊凝式筆法明顯，筆致蕭散，結態隨意，與稍前《赤壁賦》有所不同。說明他同時可以寫出特色各異的書法，造詣深厚，似不經意而筆到法隨，「不踐古人，自出新意」。

投閒置散，文學藝術臻化境

蘇軾元豐三年到七年任黃州團練副使期間，官事上被投閒置散，但詩文、書畫卻進入爐火純青的化境。他流傳至今的墨蹟很多，台北「故宮」藏《黃州寒食詩》卷、《赤壁賦》卷，分別作於元豐五年（一○八二年）和六年（一○八三年），是其書法長篇巨製的代表作。前者為紙本，縱三十四點二厘米、橫一百九十九點五厘米，內文：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兩月秋蕭瑟。卧聞海棠花，泥污燕支雪。闇中偷負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子（點去），病起頭已白。

「春江欲入戶，雨勢來不已。雨（點去）小屋如漁舟，濛濛水雲裏。空庖煮寒菜，破灶燒濕葦。那知是寒食，但見烏銜紙。君門深九重，墳墓在萬里。也擬哭塗窮，死灰吹不起。右《黃州寒食》二首。」

此卷書法特色是，注重字體大小組合、揖讓進退，筆畫修短隨宜、張弛有度，如「年、中、葦、紙」諸字，最後一筆直下成一長豎；講究章法上謀篇布局，在布白、行氣以至整篇視覺，形成一特殊行間布白。直白說，當時就是當作字畫來創作的。

《赤壁賦》卷則是文章的抄寫本，字跡大小基本統一，但文字造詣爐火純青，是我國文學藝術史罕有的集名家、名篇、名帖於一身的名作，代表了蘇軾成熟期的思想面貌、文學成就、書法風格。如今專家學者對此帖的基本描述是：結字穩密，波碟俊發，豐腴渾厚，老健蒼勁。醞釀深厚而無一點俗氣，賦文工整，圓勁雄放，題識率意，瀟灑秀逸。

蘇軾一生書法面貌是發展變化的。他的學生、詩人、書法家黃庭堅總結說：「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唐徐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似柳誠懸（唐柳公權）；中歲，喜學顏魯公（唐顏真卿）、楊風子（五代楊凝式）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唐李邕）。至於筆圓而神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為第一。」

在貶官黃州之前，蘇軾書法主要學王羲之、王獻之，繼承晉人傳統。經歷了「烏台詩案」出生入死，人生觀、書風轉變，掩卻了《蘭亭序》風神瀟灑、清俊華麗的「江左風華」，代之以質樸、硬朗、老練而不加修飾的自然筆法。明書畫家董其昌稱之為「坡公之《蘭亭》」、「宋人文字極則」。

「偃筆」書寫，生活方式近世化

中國人在五代（九○七至九六○年）之前席地而坐，寫字時是左手擎着紙卷，頂多是將紙張置於矮幾上，右手提筆寫字，執筆遠離紙卷、紙張，無所依憑，完全是上下、四周自由運動。就好比如今老師們在黑板牆上寫字。五代傢具由「座席矮幾」向「高幾大案」上升過渡。宋初起「高幾大案」出現，人們坐着與今天差不多的高椅子，把胳膊放在桌子上趴着寫字。胳膊貼着桌面，比以前運筆大大地不自由了。作為宋前期書寫方式轉變過程中的蘇軾，書法上又主張「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蘇軾《論草書》），創作上「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蘇軾《石蒼舒醉墨堂》），寫字時隨形就勢，於是出現之前鮮有的「偃筆」──就是單鈎卧筆，常常是拇指和食指執筆，肘、腕不大提起，有時使用側鋒，字勢稍扁微側。其直接效果之一，就是左行的撇畫撇不出去或者是較短，以及蘇書「聚墨痕」特點。

宋代磚瓦燒造品質提高和建築科技進步，房子出簷縮短，簷柱加高，門窗高大起來，室內採光改善，桌椅傢具隨之升高。中國人陸續告別以往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而進入更接近今人的近世生活方式。蘇軾書法上的變化，頗富時代特徵和歷史意義。

（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