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軾的日喻說

　筆者想介紹一篇文論《日喻說》，寫它的人應該是眾所周知的：蘇軾。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了解他一些詩詞，但是蘇軾從不以自己的詩詞自見，他真正有意的事，是『文』。故此，我們不妨來鑒賞一下蘇軾所撰寫的《日喻說》吧。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 ，以為日也。日之為鍾、龠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鐘，自鍾而之龠，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世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蘇軾為文長於以古鑒今，以史實證明論點。〈日喻說〉中有理論與現實之厚度，並切理厭情，寄託理想。其或多或少會讓人想起柏拉圖所提出之「洞穴隱喻」（the allegory of the cave)，不過它們確實地是有同工異調之妙。柏拉圖認為若人處於「洞穴」之中，那麼認識就源自於某種虛擬之影子，這種虛擬或可能出於某種目的，或可能環境本質所致；蘇軾則認為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異於眇。故此，

　「同工」之處在於知識之問題，「異曲」之處在於立論點不一樣，前者之關鍵在於「知識」；後者之關鍵在於「人」（知識因為環境而有所不同，知識因為人而有所不同）。柏拉圖的「洞穴隱喻」建構雖錯縱複雜，但實際上就是要說明是知識所可以有的「謬誤性」，即係不變的知識（epistem）存在於理念的世界，現實世界中的只是不斷變動的意見（doxa) 。

　回到主題，蓋言其要義，蘇軾之〈日喻說〉在於批評當代之學術風氣，並說明古今學者在學道之過失，故此有借鑑之作用。文論由兩個寓言所貫穿起來，一是「盲人問日為喻」，二是「學習沒水為喻」；兩者旨在闡明君子學以致道之道理。敢問之，今之學者能從孔子之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撫心自問。曰：「不可。」這是一個經驗性的論斷，可自明矣。

　但是，蘇軾認為「致道」是內在學習之傾求之因果關係，並非存在外在某種的目的性而去學習所能致的。所謂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故雲。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此因果即係學以致道之道理，蘇軾所認為之真諦所在。或論其哲學意涵，蘇軾對儒家之道做了一個知識論上之界定，即所謂「所見而名之」和「莫之見意之」之困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所以，蘇軾明確地說明，學道之困難就好像盲人問日之喻，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學道」不等於學習，但反觀《論語》中之言辭，學習與學道之間尚未有一定之規。故此蘇軾之特別之處，在於他限定了一個前提，即係就算知道學道之困難，但仍孜求不已之人，即係蘇軾所認為的「有志於學」者。渤海吳君彥就是其中之一。相反，如果一個學者不知道學道之困難，或以學道作為某種功利性之訴求，蘇軾則稱他們為「求道之人」。但事本來就有準則法度，故此蘇軾說：「道可致而不可求。」

　事實上，讓我們反觀《論語》中之言辭，可知孔子亦曾經為知識論的『過程』做過一個簡單的定義：「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這與蘇軾之意似乎謀合，所謂「不知為不知」，是說一個學者若然不認識原理本身之內涵，而只知道原理之形式，就係「不知為不知」之抽象表達，實際上正因為知道「不知就不知」，故作知也。這個道理值至今日仍是可以理解的；孔子在學習禮法的時候就曾經有這樣的困惑，故請教儀官其儀式之意義所在。所以，無論是「扣盤而得其聲」或「捫燭而得其形」或任何一種偏中之形式，實則上都可以理解成在「不知為不知」之范疇上。

　讀者可以深思「道可致而不可求」和「不知為不知」這二點。不知有何想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