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與中國文化精神

圖：《詩經》兩千多年來一直作為儒家重要經典被國人廣泛傳誦

按照聞一多先生的觀察，經由長期的積澱，約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世界文學開始突進並出現了令人欣喜的新變，幾個不同區域的古老民族幾乎同時歌唱起來且形諸文字。希伯來文明出現了《舊約》詩篇，希臘孕育了《伊利亞特》與《奧德賽》，印度衍生出《梨俱吠陀》，而中國則為人類文明貢獻了《詩經》。（《文學的歷史動向》）聞先生高屋建瓴，扼要地指出了《詩經》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壇的地位。

《詩經》，原名《詩》，又稱「詩三百」，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收錄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廣泛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地理、民俗狀況，是宗周禮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詩經》自成書之日起就備受重視。春秋末期的孔子教育學生「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強調「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還特地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子路》），都說明《詩經》在政治實踐、外交斡旋、學術傳承、移風易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降及西漢，《詩經》被立為官學，此後一直作為儒家重要經典被國人廣泛傳誦，至今不衰。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精神。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徵。」先秦是中國文化基本精神的濫觴與形塑期，《詩經》對此多有反映。要言之，約有以下三端：

其一，砥礪奮進、自強不息的精神。這主要體現在《詩經．大雅》的《生民》、《公劉》、《緜》、《皇矣》、《大明》等篇。古代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生民》寫周部族始祖后稷「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帝堯命他管理農業，后稷「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天下得其利」（《史記．周本紀》）。《公劉》寫公劉繼續執行后稷「以農為本」的方針，「務耕種，行地宜」，使「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於是遠近百姓皆來歸附安居，周進一步興起。《緜》寫古公亶父為敵對勢力所迫，不得不率族人由豳遷至岐，豳人感其仁愛，扶老攜弱相從。在新的環境中，古公亶父與隨遷百姓眾志成城、共克時艱，「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不僅迅速安定下來，還完成了劃定土地疆界、設置百司宗廟、建立城郭等大事。《皇矣》、《大明》寫周太王、王季、周文王三代篳路藍縷、苦心經營，團結一切能夠團結的力量，與商紂會戰於朝歌郊外，「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終於推翻了殷商的殘暴統治。從《生民》到《大明》，呈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曲波瀾壯闊的民族崛起史詩，訴說着「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大雅．文王》）的開拓進取精神。這種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精神對後世影響深遠，而且愈是當國家民族身處困境之時，其光芒就愈發顯現，所謂「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王勃《滕王閣序》）、「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劉禹錫《酬樂天詠老見示》）。錢穆先生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天下之大，而至於其興其亡，繫於苞桑之際，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廈，一葦何以障狂瀾，而究竟匹夫有責，所以『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筆者按：語出《鄭風．風雨》），魯陽揮戈，落日為之徘徊」（《中國思想史通俗講話》），可謂知言。

其二，崇德貴民的人本思想。王國維談及殷、周之際中國政治、文化的變革時曾說：「殷、周間之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移轉；自其裏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故克殷之後，尤兢兢以德治為務。」（《殷周制度論》）王氏所言甚判。周代統治者奪取天下後，並未被勝利衝昏頭腦，他們不僅直面政治、經濟的百廢待興，還試圖解決下述疑問：商紂王不是宣稱「我生不有命在天」麼，那為何新興的周能夠取代綿延數百年的殷商？又是什麼使得「昊天大降喪於殷」，轉而對周格外青睞的呢？經由一系列的嚴肅思考，周人得出了「天命靡常」（《大雅．文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的邏輯推論。簡言之，天命是不斷變易的，它只會輔助有德的人；民心同樣沒有常主，只是懷念仁愛之主。基於此，周人不斷告誡後代「惟命不于常」（《尚書．康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大雅．文王》），並構築了一整套統治者須「明德慎罰」、「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理論，這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的重要古訓。

其三，反躬自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與「天命靡常」的深刻反思相輔相成的，是詩經作者們濃重的憂患意識，他們深知「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的道理，於是疾呼「宜鑒於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大雅．文王》），以期不忘初心、善始善終。他們認識到了「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左傳．文公十三年》），是以要求上位者「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周頌．敬之》）在相傳為周成王所作的《周頌．小毖》中，有這樣的自警：「我必須深刻吸取教訓使以後不致再犯：不要招惹蜜蜂，它們雖小卻能蜇傷人；開始相信那是小小的鷦鷯，轉眼翻飛化為難馴地大鳥。」鄭玄註釋說：「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懲前毖後」的成語即出於此。當這種意識內化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則如《唐風．蟋蟀》所說，「無已大康，職思其居」、「無已大康，職思其外」、「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即便在休閒娛樂之際，也保持着應有的節制與警惕。類似的還有《小雅．小旻》所雲「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曾子終身以此為準則，甚至在彌留之際還吟誦該段並對弟子說「而今而後，吾知免夫。」（《論語．泰伯》）。錢穆先生說：「中國人的氣運觀，是極抽象的，雖說有憂患，卻不是悲觀。懂得了天運，正好盡人力，來燮理，來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將衰，便該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極衰，知道有轉機，便該有處困居危的道理。」（《中國思想史通俗講話》）此言得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周易．繫辭下》），這深沉的憂患意識早已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作為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處處可見對人文精神的弘揚和對現實社會、人生的關注，這些都成為後世詩歌主題、內容的不竭源泉，其中最重要的當屬以下三方面。

鄉國情懷。鄉國情懷是對自己出生的土地不離不棄的眷戀和義不容辭的擔當。每當鄉邦遭受入侵或陷入困頓，志士仁人便挺身而出。「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鄘風．載馳》）許穆夫人聽聞衛國被佔領，心急如焚，晝夜兼程奔赴國難，以其血淚寫下這首《載馳》。當時的盟主齊桓公深受感染，派軍隊幫衛人戍守城邑，衛國民眾也在許穆夫人愛國精神的鼓舞下重建家園。許穆夫人成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愛國女詩人。外敵入侵，家國危殆，鐵血男兒互相感召、互相激勵，「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詩經．無衣》）。全詩不斷以重章疊句的手法增強語氣，僅在相同句式中變換幾個字樣，展現了普通兵士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大無畏精神。對鄉土的眷戀是愛國之情的細化，征夫雖深知「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小雅．出車》），然行役既久，不免懷念家鄉，是以有「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豳風．東山》）之嘆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之悲。自此以後，殺敵報國之情、羈旅行役之感、都邑鄉關之思交織在一起，成為中國文學的永恆母題。

第二，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邶風．凱風》），這是對母親的歌頌。「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秦風．渭陽》），從此「渭陽」成為甥舅情誼的代稱。「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小雅．常棣》），這是對手足之情的肯定。「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小雅．伐木》），這是對純真友情的嚮往。當然，《詩經》最打動人心的，還是那些愛情篇章，這裏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鄭風．出其東門》）的專一，有「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鄘風．柏舟》）的勇敢，有「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承諾（《邶風．擊鼓》），更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召南．野有死麕》）的熱烈，還有「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衛風．氓》）的決絕。是《詩經》奠定了中國詩歌的抒情傳統，在此後的兩千多年裏，親情、友情與愛情主題被文人墨客反覆訴說，形成了異於西方的民族文學特色。

第三，怨刺諷喻主題。《詩經》的現實精神素來為人稱道。「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魏風．碩鼠》）分明是唐曹鄴《官倉鼠》的遠源，寫下「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魏風．伐檀》）這與後世感嘆「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梅堯臣《陶者》）、「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張俞《蠶婦》）的勞動人民同掬一把辛酸淚。「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小雅．大東》）的控訴無疑可視為左思《詠史詩》的先導，而「鴟梟鴟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豳風．鴟梟》）則是《雉子斑》、《枯魚過河泣》等動物諷喻詩的濫觴。

經由以《詩經》為代表的先秦典籍的不斷建構，自強不息的精神、崇德貴民思想、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成為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支撐着中華民族不斷鼎故革新，傲立於世界的東方。《詩經》表現出的關注現實的熱情、強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識、真誠積極的人生態度，被後人概括為「風雅」精神（袁行霈《中國文學史》），它不僅深刻影響了屈原、三曹父子、陳子昂、李白、杜甫、蘇軾、陸游、黃遵憲等古典詩人，對當下的文藝創作仍有啟示意義。

．李浩（作者單位：河北師範大學文學院）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現為河北省作協專業作家。著有小說集《誰生來是刺客》、《側面的鏡子》、《藍試紙》、《父親，鏡子和樹》、《告密者》，長篇小說《如歸旅店》、《鏡子裏的父親》，評論集《閱讀頌，虛構頌》等。曾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蒲松齡全國短篇小說獎，第十二屆莊重文文學獎等。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