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讓香港未來深深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之中

2012年，香港推行“國民教育”卻陷入政治化風波中，負責應對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最終決定“暫時擱置”，但其中一名委員堅決不投贊成“擱置”的票。這名委員名叫鄧飛，曾任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席，如今是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非官守委員。

鄧飛是香港通識教育的權威之一，曾因判知名作家陶傑的通識考試答卷“不及格”而為外界津津樂道;在“國民教育”及“港獨”話題上，他常有犀利言論。如今，特區政府換屆，新特首林鄭月娥多次表示要加強國民教育。“國民教育”到了重新推行的“拐點”?

環球時報：請您談一下香港“國民教育”問題的由來。

鄧飛：其實，“國民教育”這個詞容易引起誤會。“國民教育”本指普及教育，並非特指“愛國教育”，但在香港特殊的語境裏，這個詞就具備了特定含義。

尋找這個問題的曆史淵源，可以從上世紀50年代談起。那個時候港英政府沒有“公民教育”一詞，因為香港是殖民地，殖民地人不是“citizen”(公民)，只是個“城民”的概念。為解決這個問題，1952年，當時的港英政府成立一個“中文委員會”，專門研究怎么處理跟中國相關的教育內容，即語文、曆史要學什么等等。

這個委員會的成立有兩大背景，一是香港很長時間都沒有強制義務教育。我們所說的“九年義務教育”拖到什么時候才落地?內地人可能猜不到：1981年。另一背景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全球華人充滿熱切期待，香港也如此。

“中文委員會”發現，想要把香港人的民族意識、曆史文化全抹去是不可能的。怎么辦?那就讓香港所有涉及中文、曆史的科目以及課外的德育教育必須有一個特征——四個字：厚古薄今。也就是只能尊崇曆史文化上的古代中國，盡量不觸碰近現代的事情。

當時的中文教育有大量文言文，但涉及當代的，只有一些公函、信件等應用文寫作。這就造成香港人對近現代和當代保持著一種陌生認知，似乎近現代只有流血和動亂。而他們越喜歡古代的中國，就越討厭近現代和當代的中國。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上世紀90年代。

舉個例子，我1993年參加“中五會考”(讀大學預科前的考試)，那時的曆史試卷分為ABC三部分，A大約是夏商周到唐朝，B是唐朝到明朝，C是明朝之後。絕大多數人選A、B，選C的極少，因為老師都不怎么教，怎么考?所以，說香港人對中國曆史很陌生不完全對，香港人只是對近現代和當代陌生。

上世紀80年代中英開啟香港問題的談判，港英政府出於政治考慮開放區議員和立法會功能組別的選舉，開始引入“公民教育”。那時的“公民教育”有個特點是“去國家化”。這是個很奇怪的現象，因為港英統治者面臨一種窘態：不能說香港人是“英國人”，也不願說香港人是中國人，在這種回避態度下，“中國”就缺位了。再加上當時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階段，很多七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生、奮鬥、享受香港經濟發達成果的人，政治公民意識非常強，但這種意識又是“去國家化”的。

臨近1997年，很多人意識到香港的國民教育要跟上，社會上形成一個共識，要增強對國旗、國徽、國歌、政治制度、祖國風土人情的教育。當時有兩個改革方案，一是“非學科化”，即仍保持“國民教育”不是一個單獨學科的狀態，而是融入到其他科目中。另一種方案是專門設立“國民教育科目”。相比而言，後者的支持者少一些，因為這意味著要砍掉其他一些科目的課時，同時“誰來教”也是個難題。就這樣在爭論中，“國民教育”一直保持著“非學科化”的狀態，不成系統，沒有標准。

後來，為改變這種局面，特區政府編寫了一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大綱”，這就引發了2012年“反國教”事件，9月，上任不久的梁振英宣布擱置課綱。

環球時報：“反國教”事件後，香港的國民教育是什么狀態?

鄧飛：其實以“非學科化”存在的“國民教育”並沒有萎縮，但有一點非常致命：“國民教育”被汙名化了，以後但凡有人談論“國民教育”都閃閃縮縮。

香港的課綱和教材是兩碼事，課綱是統一的，而教材由學校選擇。“國民教育”不是獨立科目，甚至連教材都沒得挑，因為它不考試，出版商就無利可圖，只能學校自己設計教材。如果學校重視，那就自編教材，如果不太重視，那就以參觀、講座等活動來代替教學。

香港高中有一門“通識教育科”，它原本跟“國民教育”沒有關系。這門課有個人與人際關系、香港、中國、全球化等六個單元。問題是，考試時“香港”單元常常有很敏感的政治化問題，比如“七一大遊行”“立法會拉布”，而“中國”單元則出題很少，且常是無關痛癢的問題。這就造成教課時“重香港而輕中國”，聯想到“反國教”“占中”，就會給人一種印象：通識教育像是在做香港“街頭運動”的政治培訓。好在最近兩年，通識科不再出政治題目了，中國當代的社會經濟發展也開始出題了。

環球時報：很多人指責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操控教育界，是這樣嗎?

鄧飛：“教協”最初支撐起很多反對派團體的建構，同時它也是香港曆史最悠久的教師公會。我不認為它可以“掌控”教育界，它並不操縱“國民教育如何運作”，更多的是影響教育界。它的領導層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常常通過一些聲明、所謂“民意調查”來形成其對“國民教育”應當何去何從的觀點，施加輿論壓力，比如“洗腦”這個詞，在香港說得最多的就是“教協”。

可想而知，它對教師的影響是怎樣的。即使一個教育界人士覺得“國民教育”沒問題，他也不敢說，因為很容易被反對派媒體圍攻，學校聲譽受沖擊，影響招生。其實，這是一種“恐怖文宣”。

環球時報：您遇到過類似事情嗎?

鄧飛：當然。2012年“反國教”事件中，特區政府成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我是其中一員。當時因社會壓力很大，委員會決定暫時擱置國教科課程指引。為確保“擱置”結論能“好看一點”，特區政府和委員會的領導層都認為應該“全票通過”。但我是拒絕的。

首先我愛國，我所在的香島中學也是愛國學校，你讓我投票贊成“擱置”?這可是立此存照啊!委員會的二三十人中，我幾乎是唯一反對的，有些官員就像“三司會審”一樣坐在我面前勸。最後我說我頂多棄權，於是他們專門做了棄權票給我。有趣的是，浸會大學一位老師看到可以這樣，立刻也投了棄權票。

環球時報：在“國民教育”問題上，您想給林鄭月娥特首哪些建議?

鄧飛：首先應該為“國民教育”正名，恢複其名譽，這是必須要突破的。第二，教育局必須重視，因為正名不正名最終還是要看政府的態度，教育局要引導教育界像其他學科一樣，就“國民教育”進行各種實踐。第三，教育界對於“國民教育”不要躲躲閃閃，不能停留在“只做不說”上。最後，我認為還是要恢複“國民教育”課綱，應該把它跟“公民教育”合為一體，名字就叫“中國特區公民教育”，把公民教育裏國家應有的角色與身份還回去。反對派要汙名化“國民教育”，總不能把“公民教育”也汙名化吧?難道他們不想做公民嗎?

林鄭月娥特首曾提到要加強青少年的國家認同，我希望香港“國民教育”能迎來一個拐點。不過，她還需要更進一步的舉措，因為在其他的教育項目上，她是有詳細方案的，比如說每年增加50億(港元)的撥款，這50億怎么分配非常清楚，但在“國民教育”這塊還沒有更具體的方案。畢竟，要突破被汙名化的社會印象，並非易事。

環球時報：“國民教育”在香港為什么再難也要推?

鄧飛：很簡單，與“台獨”不同，“港獨”思潮在港英統治150多年的時間內都沒有出現，反而在回歸後冒出，正說明我們的國民教育做得遠遠不夠。現在我們要把“港獨”思想遏制在萌芽階段，從國民教育入手才是對症下藥。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如果一個年輕人認為“港獨”遠比統一要好，那就從一個角度反映出他們封閉的心態，以這種心態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競爭?這種思想不光是危害國家，對其自身也非常不利。我曾碰到一件事，在大圍跟一些學生做升學輔導，建議可以考香港中文大學，這兩個地方同在沙田區，相距幾公裏，竟然有學生驚歎：“啊!這么遠啊!”

“港獨”最可怕的地方並不是它的力量真能對國家構成實質威脅，而是縱容了這些孩子心胸的“宅化”。“港獨”是一種社會心理的不健康，反對“港獨”就是為了拯救孩子。

延伸閱讀：

香港對於所謂“青年人”的年齡定義是15到24歲。但教育從娃娃抓起。香港要實施好國民教育、培養下一代接班人的國族認同和愛國情懷，從基礎教育開始培養，刻不容緩。記者專訪了香港資助小學校長會主席賴子文。

1997年香港回歸時，看著五星紅旗冉冉升起，賴子文心中所想的就是終於能夠大聲告訴他學校裏的小學生們：我們回歸祖國了!

回歸20年以來，香港的基礎教育制度不斷演進，更實現了十二年免費教育，使得受教育機會更加普及與平等。賴子文認為，香港的教育在教授知識方面做得非常好，在國際上也是名列前茅，但與此同時，讓學生們能夠在知識學習以外得到更加多元的發展，是未來香港教育仍然可以提升的空間，“每一個家長都期望以進入大學作為一個最終的目標，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單一個目標、單一個路向其實不能夠完全顧全小朋友的發展。我們需要發揮不同的所長。特別是在於我們的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家長裏面，我們要清楚知道，成績、各科成績不是唯一的需求。我們更加要知道，我們小朋友的品德、或者他們的思考、思維能力、或者他們共通的能力、或者融合其它社會的溝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所以我們要發揮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除了為學生們指出更多發展可能性以外，賴子文認為，香港基礎教育目前還欠缺的就是德育、尤其是國民教育、培養學生們國族認同和愛國心方面的努力。他說，殖民統治時代，國民教育就缺位，那是當時殖民統治者的統治手法，企圖抹掉在香港的中國人的愛國情懷。如今，國土已經回歸，國民教育就不能再繼續缺位，“在認識我們自己的香港、認識我們自己的祖國方面，我們更加要加強，讓他們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香港人，是會有一個自豪的感覺，而不是講所謂‘西方的月亮更亮一些’。所以我們都期望我們的下一代，多一些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多一些對於我們自己國家有一個強烈的歸屬感，因為始終無論怎么說，我們身體裏面都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夠忘記自己這個身份。”

20年間，賴子文迎來送走一批又一批小學生，年輕的面孔在變，但賴子文想要追求的國民教育理念沒有變。他在自己的學校堅持實施全方位的國民教育，同時也希望香港的學校都能投入更多的資源和精力，讓小朋友們從小就能培養起對祖國的熱愛，“我們每一年都會有兩次到三次，帶我們小朋友返回內地做一個交流，讓他們認識到、親眼見到國家的發展。那么，親眼見到，我相信他們的感受會最深，也都會最能夠觸動他們，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國家已經是非常繁榮、做得非常好。”

在賴子文看來，不僅小朋友們從小就要看到祖國的發展，香港本身教育制度也不能拒絕聆聽來自內地的經驗。香港和內地的基礎教育各有所長，兩地可以在未來更多地合作，取長補短，充實各自的基礎教育建設，“香港的教育制度，我們的優勝之處在於我們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並且管理上面比較有彈性。內地我們看到，在各科上面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們兩者可以互相融合，就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比較能天馬行空一點的思考，同內地紮實的基礎，能夠互相合並在一起，相信不論對香港還是對內地的教育發展，都會有再進一步的幫助或者影響。”

在訪談過程中，賴子文在表達時一直充滿熱情，直到訪談的最後，他又回憶起20年前政權交接的那一瞬間。他說，那時候他感覺到自己不再是一個無根的人了。他盼望並且相信，國民教育就是一個辛勤的園丁，讓香港未來的主人翁，深深紮根在祖國的土地之中。以下為專訪全文：

記者：1997年香港回歸時您在哪兒?心情如何?

賴子文：我當然在香港。我的心情非常激動、非常興奮。因為我們可以回歸祖國懷抱裏面。我作為一個教育界人士，可以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的小朋友：我們回歸祖國了!

記者：您多年來深耕教育界。在您看來，20年以來香港教育制度有什么樣的變化發展?

賴子文：香港教育制度在2000年有一個改變。這個改變缺乏了德育和國民教育。我們嘗試用一個比較軟性的模式去推進德育和公民教育，但效果並沒有很明顯地彰顯出來。所以我們在未來發展中，要給我們的小朋友加強國民教育和德育的培訓。

記者：您的學校在國民教育方面采取了什么樣的方式方法?

賴子文：我們力求培養我們的小朋友成為一個良好的公民。我們的學校宗旨、學校目標裏面也有將我們小朋友培育成為“香港的棟梁、國家的棟梁”這樣的字句。所以在我們的課程裏面都會配合。

譬如我們會在科目裏面加上一些公民和國民的元素，讓他們了解我們的祖國、了解香港的政制，從而從小培養愛國的心。其他活動也會配合，例如我們會做一些本地的交流，帶他們參觀立法機構，讓他們了解香港的政制。同時我們也帶小朋友和內地的小朋友、或者內地的學校來做一些交流。我們會有姊妹學校。我們每一年都會帶我們小朋友返回內地兩、三次，去做一些交流，讓他們認識到、親眼見到國家的發展，希望培養我們的小朋友能夠親身感受到國家在經濟、政治、人民生活的狀況。只要親眼見到，我相信他們的感受會最深，也最能夠觸動他們，讓他們相信，我們的國家已經是非常繁榮、做得非常好;也都可以很自豪地說，我們已經成為超級大國的其中一員。

記者：現在香港教育制度存在什么問題?

賴子文：香港的教育，在各科知識上面其實做得非常好。我們在一些國際專業考試或者評估上面，都在全世界名列前茅。

但是，可能受制於一些家長的觀念，我們這幾年會講一些“贏在起跑線”、“贏在終點線”之類的話，每一個家長都期望以進入大學作為一個最終的目標。但是我們知道，每一個小朋友是有不同的才能，他們也都會有不同的志願。單一個目標、一個方向其實不能夠完全顧全小朋友的發展。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在未來的發展裏面發揮不同的所長。特別無論是學生、老師還是家長，我們要清楚知道，成績不是唯一的需求。我們更要知道，小朋友的品德和他們的思考、思維能力，或者他們共通的能力、融合其他社會溝通能力，是更加的重要。我們要發揮小朋友的多元技能。

在認識我們自己的香港、認識我們的祖國方面，我們更要加強，讓他們因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個香港人而自豪，而不是所謂的“西方的月亮一定比較亮一些”。我們中國人能夠做到的事情是很多的。

記者：香港和內地的教育制度之間如何溝通、交流、合作?

賴子文：香港教育制度的優勝之處在於有一個很大的自由度，並且管理上面比較有彈性。內地在各科“根基”的建立，做得非常之好。如果我們兩者可以互相融合，即香港教育制度的管理、自由度、天馬行空的思考，同內地紮實的教育基礎，互相合並，相信不論對香港還是對內地的教育發展，都會有進一步的幫助或者影響。

記者：香港回歸20年以來，最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賴子文：回歸20年以來，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回歸的一刻。我見到我們的國旗升起，我看到標志著殖民地時代的旗子下降。我們可以告訴自己，我們不是無根的民族、無根的地方，我們找回了自己的根，我們不再是二等公民的身份，我們真真實實成為我們國家的一部分、一個成員，這是我最感動的。20年來，我們的發展雖然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但是我們覺得，我們的認識，特別是對我們下一代來說，充滿了盼望。除了兩地的交流越來越頻繁，同學與同學之間互動越來越多，我們的下一代對於中國的情懷，會一路加強下去，總有一日，我們能完完全全成為一家人。

記者：香港有聲音一直在反對搞國民教育，認為“沒必要”。您怎么看這種說法?

賴子文：可能有人講，國民教育在香港不需要，因為在過往殖民地裏面，我們沒有國民教育，發展也能很迅速、很繁榮。這其實是一個管理的手段，當時是英國人管理香港人，乖乖讓我們完全投入到經濟或者其他各方面。但我想問，有哪個國家不講國民教育?不希望自己國民對自己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懷?

我們見到我們的國家在革命時代、或者更早的年代，被人欺負。人們懷著國民情懷，對國家有一種使命感，無論遭受到多大的迫害、多大的攻擊，都仍然堅持下去，會為了我們的國家拋頭顱、灑熱血。這是真真正正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對國家團結統一的識記。我們更多期望我們的下一代，多一些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多一些對於我們自己國家有一個強烈的歸屬感。因為無論如何，我們身體裏面都流著中國人的血，我們是中國人，我們不能夠忘記自己這個身份。

記者：您認為未來香港教育制度會怎么發展?

賴子文：香港的未來教育制度究竟怎么變化，我相信，除了我們有一幫很聰明、很有幹勁的教育局官員以外，憑借香港以往的經驗，香港人也能配合到我們國家的發展。同樣我相信，我們國家發展、在世界上國力日益強大的同時，我們的教育都會隨之辦得越來越好。

根據新華社、國際在線、中新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