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也斯：香港城市文化的觀察者和研究者

若要問也斯是誰，十個答案裏可能有八個會告訴你，“也斯是香港最有名的詩人”。但細數也斯的作品與成就，卻會發現，這位地地道道的香港文人更是香港城市文化的觀察者和研究者。也斯的離去，不僅是香港文壇的一大損失，更是香港文化傳承的一大損失。據香港媒體報道，也斯臨別遺言，還是關注文學，認為香港文學界有很多優秀作家被忽略，能力被低估，希望文學界成就有日得到應有的肯定。

也斯出生在廣東新會，翌年便被父母帶到香港。四歲時，也斯父親去世，幼年的他在香港仔黃竹坑生活，外祖父在一個農場種菜、養雞，母親起初也在農場做工，後來接一些穿膠花、粘火柴盒的手工活。外祖父喜歡舊詩詞，擅長書法和對聯，常跟兒孫講廣東才子倫文敘的故事。母親在做手工時也會教也斯讀一些從內地帶過來的書，比如《長恨歌》、《琵琶行》、《赤壁賦》、《李陵答蘇武書》等，也斯念得朗朗上口。家庭的影響使也斯對中國古典文學產生了濃厚興趣。

讀小學五年級時，也斯隨母親搬到北角，讀遍家中由內地帶到香港的“五四”作品。他說，“朱自清編的《新文學大系》詩歌卷是我的新詩啟蒙。當時的香港舊書店老板還用速印機翻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新詩集，我買過卞之琳、穆旦、李廣田、王辛笛的詩集。”

中學後期，他在中環、尖沙咀的舊書攤上發現不少外國書，他開始試著翻譯。考大學時，他選了浸會大學英文系，從此研究現代詩。也斯認為自己成長的年代正與香港本土文化的發展同步。“香港的社會在變，1967年暴動之後采取方法舒緩社會內部矛盾，解決貧富懸殊、貪汙的問題，所以20世紀70年代開始有廉政公署、九年免費教育、建公屋，年青一代開始有機會寫文章或者辦雜志，《中國學生周報》、《大拇指》出現了。那個時候開始寫小說的人，就想著怎麼去寫香港的故事。”

由於在年輕時候得到了老一輩作家前輩，如劉以鬯等人的愛護和提攜，也斯年輕時便開始進行創作。上世紀70年代末期，也斯結合中國神話及拉美魔幻現實主義手法書寫香港現實的短篇集《養龍人師門》及中篇《剪紙》出版，得到了眾多好評，直至現在仍是也斯的代表作。

年輕時便能創作出經久不衰的作品，這在文壇上是極少見的。上世紀80年代，香港三聯出版社策劃出版了香港文學叢書，裏面就有也斯的選本。

也斯的英文很好，曾跟隨導師翻譯過不少歐洲的小說，對拉美文學也很感興趣，這比80年代末期內地風起的拉美魔幻文學熱潮要早得多。以此為基礎，年輕時的也斯文學視野便很開闊，這也為也斯的“國際化”發展打下基礎。

盡管眼界開闊，但也斯仍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香港人，他所關注的仍然是香港文化本身，甚至對此有了近乎偏執的執著態度。也斯對香港文學有著成熟的看法，更是城市文化的觀察者和研究者。有人說，也斯是非常用功的文學活動家，他非常在意捍衛香港特殊的身份認同，在任何場合都堅持這一點，甚至不惜跟人發生爭執，是以香港文壇也有不少人對也斯頗有微詞。

也斯對香港的年輕人很好，願意盡心栽培，正如他當年受到劉以鬯等老前輩的愛護一般，也許他想用這種方式將自己所堅持的香港特有的文化傳承下去。而今提攜也斯成長的劉以鬯老先生仍健在，承上啟下的也斯卻離我們而去，實在是令人遺憾。

也斯是治學嚴謹的人，這從他的作品的版本演變中可見一斑。

1993年，也斯和牛津大學出版社合作的第一本書《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出版，此後又出版了《遊離的詩》等等十多本新舊書。之所以說是“新舊書”，是因為這些著作中，既有也斯的新作，也有舊作的修訂本。

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一書，此前也斯曾出版過。2009年牛津版中，又做了很多修訂，有些篇章甚至是重寫。因為按照也斯的習慣，同一個主題的研究是持續在進行，所以會有不斷的更新和補充，也就有了一部作品的諸多版本了。

按照也斯和牛津大學出版社的合約，也斯還有5部作品將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中國公司普及出版部總編輯林道群在新浪微博上承諾：“去年年中印了他的三本書《普羅旺斯的漢詩》、《剪紙》、《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目前存在我電腦中未編好的書稿還有《浮世巴哈》、《香港文化十論》等，我會做好出版。”

也斯的作品主要分為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散文集和詩集。也斯的每部短篇小說集均為同一主題內容的集合。他的散文集大多是在報紙上的專欄文章合集。也斯的散文集結構性不強，但是詩集相當嚴謹，這也是也斯的標志性風格。

改革開放後，也斯是最早跟內地文壇接觸的香港作家。據悉，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也斯已經和內地作家有了很多的很多的來往和交流，比如王安憶。據說也斯在上海訪問時經常到王安憶家裏做客，兩人交情很好。

由於一直在大學裏做研究，也斯和海外的很多作家都很熟悉，交遊很廣，不僅聞名於香港文壇，在整個華語文學圈中很受重視，也經常參加國內外的各種研討會。

也斯不僅僅是作家，更是對香港文化的全面的研究者，他對香港文化的研究，比很多人更具內涵，更完整。由於香港文化本身的特點就是通俗，所以也斯從這方面入手進行研究，不僅涉足各類文學作品，還包括電影、音樂、飲食等等。而也斯帶來的影響也不僅僅局限於作品，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也斯教導了很多學生，他還很願意做公開的活動，如香港書展，是個全面的“活動家”。

生活中的也斯很愛吃，也很懂吃，比較講究。他不喜歡過於時髦的飯店，更喜歡有香港特色的小食店，如茶餐廳。在也斯的筆下，香港的多元文化通過“吃”而展現出來。

也斯愛玩，愛交朋友。但凡聽到有內地或是台灣、海外的朋友來港，也斯一定會去見面，希望認識新朋友。有意思的是，也斯是香港最早一批向外擴展視野的作家，認識的人太多，後來者幾乎沒有他不認識的，“結識新朋友”常變成和老朋友會面。

陳子善先生回憶起自己與也斯的友誼可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那時陳子善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文學評論，由此也斯赴上海開會時主動與他取得了聯系。陳子善發現，也斯的視角極為細膩獨特，對上海的無軌電車與都市生活情有獨鍾。同時他又對張愛玲的作品饒有興致，大抵是因為也斯感覺到了一絲共性，他們都在寫作自己的城市，一個是香港，一個是上海。而且這兩座城池都浸潤在東西方文化相遇之中。

後來，陳子善受邀參加香港第二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討會，空閑時間正是也斯帶領著遊覽了香港。他們前往太平山頂，乘坐曆史悠久的纜車，俯瞰城市全貌。太平山這一意象早已被寫進也斯的詩歌當中。

陳子善又回憶起當時也斯引見自己與劉以鬯老先生會面的場景。劉以鬯乃是著名的出版社主持人(如戴望舒的詩集)，1949年自上海前往香港，1980年代創辦了《香港文學》，此雜志至今仍代表了香港文學的水平。劉老先生愛惜後輩，帶領兩位去當地極好的咖啡廳，漫無邊際的聊天——或詢問上海的近況，或訴說個人往事，讓陳子善記憶猶新。由於他和劉以鬯皆生於上海，談得興高采烈便不禁使用了上海方言。也斯倒有些不善言談，不論能否聽得明白，總是靜靜地坐著，性情平和至此。讓人很難想象波瀾不驚的表面背後，竟然會從詩歌中流露那麼強烈的意蘊。“我就是有的時候會感到不可思議，這樣一個看上去很老實的人，寫的這些作品，完全是很不老實。我甚至難以想象，他怎麼會周遊世界。”陳子善感慨道。

關於也斯的創作，陳子善提醒讀者注意兩個重要的特點。其一，作為美國的比較文學博士，也斯是較早接受過大學訓練的專門作家。在他的文學創造和研究之間常常形成了一種兩性互動。他對於文學史的脈絡，尤其是五四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如數家珍。雙重身份體現在名字中，用作文學研究時常屬本名：梁秉鈞。如上世紀末在香港舉辦的張愛玲國際研討會，他和劉紹銘、許子東是組織者，遂在論文集出版時便使用了本名。而在大量的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創造時，則冠以也斯之名。能同時具備這兩種身份的作家很少見，格非也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

其二，也斯是土生土長的香港本土作家。1949年大陸有大批作家前往香港，但由於粵語不通，往往形成了一個以大陸人為主的小圈子。文學作品多是追憶和想象大陸的從前生活。代表者如著名作家徐訏，客居香港三十年卻幾乎沒有作品直接反映香港，難以進入香港的生活。而也斯不同，他是香港一方水土親自哺育的一代作家，對香港的生活極為熟稔。香港三聯書店曾出過一套選本，命名為《老舍的北京》、《魯迅的紹興》、《王安憶的上海》，當然，也斯是屬於香港的。若想了解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生活，也斯的作品是一把很好的鑰匙。

胡桑與陳子善先生的親曆者視角不同，他把也斯放在一種跨文化的異質經驗中加以考察。他回憶起自己留德其間導師顧彬(WolfgangKubin)對也斯的大力推崇，認為他代表著純正的現代漢語的態度，也即一種真正的世界眼光。在梁秉鈞去世後，顧彬撰寫了一篇文章，叫《回憶也斯》，提出梁秉鈞美學即類似宋朝的美學，從微小的事物入手去看這個世界。顧彬回憶，也斯來訪德國時，並不特別重視晚近一兩百年才建立的科隆大教堂，相反在這個光輝形象旁的某個角落裏——一個不起眼的小教堂——卻承載了五六百年的曆史記憶，那裏葬著中世紀著名哲學家大阿爾伯特。帶給顧彬的震撼正是，一個非德國人教德國人怎麼去欣賞自己的曆史，解讀自己的曆史，從不起眼的一些小的角落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重新審視自己身邊的世界。這正構成了也斯看待香港的基本視角，一個是關於地理的書寫(《普羅旺斯的漢詩》)，一個是關於食物的書寫(《蔬菜的政治》)，並統攝在香港這個大的文化認同之下。

“他的世界性眼光首先是紮根於現代性當中的。在形式上語言具備實驗性質，而內容上關注與異質性文化的沖突和相遇。《剪紙》一開始講述銅鑼灣，其後將故事的中心移向港島線再東邊的兩站——鰂魚湧。那裏曾是彙聚了諸多出版社和報紙雜志社的文化重地，也斯曾生活於此多時，但如今再乘坐公交車經過時早已面目全非。隨著現代化的深入，小說將那裏的海底隧道描寫得更破敗更逼仄，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正在消失。這種事物容易消逝、不可把握的感覺常在也斯的詩歌中揮之不去。”

所以，也斯提出要寫新遊詩。“不是一般遊記作者眼中作為風景的城市，而是與生活無法分離，在現代性的擠壓下不斷變形的城市。”胡桑認為，他要通過這種新遊詩來更新我們自己的語言態度，詩中經常會從一個地方穿越到另外一個地方，卻從來沒有固定點。也斯寫香港會不斷越界到美國、法國乃至新加坡。同樣普羅旺斯也不會束縛在一地，使之不再是薰衣草遍地的普羅旺斯，而是超出想象的沉思性的普羅旺斯，裏面有大量形而上的東西。比如新遊詩第三首寫《孔子在杜塞爾多夫》。

“不禁自問這樣惶惶犧犧為的是甚麼?……我只不過熟悉人世的曲折，在其中周旋/喚起人們去想象溫柔敦厚的詩教。”

也斯其實寫的是一個地方另外的東西，別樣的曆史記憶。這是香港——一個殖民地所帶來的夾在中西之間的感覺。“所以你在普羅旺斯身上發現各個城市的記憶在這裏疊加，就像各種各樣的東西投影在一起，是光影斑駁的東西。他試圖穿越一個由現代的遊記或者現代的風景畫所形成的固定風景，使之變成一種遊動的東西。”

胡桑指出，這一問題紮根在香港的文化特質中。很難在那裏找到一個確定的民族國家身份，有大量的非中國的東西無法用一個抽象概念框住。風景畫容易成型，就像香港與太平山、維多利亞港“偏見式”的聯想。但在《剪紙》裏面的兩個女人，從來不是在港片中看到的形象，裏面有完全不同的弄堂生活，這部並不好懂的小說就是在這兩個女人間不斷切換，作家賦予其一種流動的、遊移的視線。

也斯另一個獨特的意象是食物。胡桑特別地比較了台灣作家焦桐對寫作食物的青睞，但他所寫的無非是就食物寫食物，倒像“詩歌版的菜譜”。也斯不同，我們不僅僅在吃食物，也在品嘗整個現代生活。任何一種食物在現代社會都會脫離原產地，從故鄉來到別處。在香港盡可以品嘗世界各地的菜肴，但也斯想告訴我們——我們最現實的感受，早已被各種各樣的文化重重疊加。

胡桑為這幾首詩歌作了解讀：“各種各樣的食物來到桌上，訴說著自己不同的故事。也斯會讓我們感受到我們的食物裏面有我們這種每個人作為異鄉者在這個城市裏生活的感受......他的食物是一種曆史的多元，也是一種經驗的多元，更多的還可能是一種記憶的多元。”

此般獨特的詩歌可被稱為“發現的詩學”。也斯曾有一篇文章叫《形象香港》，若譯作英文“figurate”將更加漂亮。因為這個形容詞由動詞figure而來，要用圖像來為香港塑形。也斯將大量傳統的詩人，包括現代詩人、浪漫派的詩人歸結為一種象征詩學——一個強大的主體沉浸在自我，用內心為萬物找到一種象征。到頭來由於主體的世界太強大了，就變成一種獨白詩。但“發現的詩學”不同，“我”如同“物”般存在，不能藉由自身的想象強加在別人身上。

大概只有像也斯這樣的詩人才能用如此柔情又如此悲憫的筆調，為小小的一道平凡菜肴附著上身神聖光輝。“我要盡量清空自己，讓別人的話語、別人的創造、別人的記憶來發現自己。這個時候，他其實是更謙卑的自我。”所以也斯能夠將自我下降到熱愛的菜肴中，與之進行對話，讓小菜告訴他自己疊加了哪些記憶，背後通向多麼深遠的東西。吃菜從不是為了新鮮的口味，而是能夠和別的人、別的的事物——溝通、交流、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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