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支持香港繁榮發展

香港社會近來有少許所謂“港獨”的聲音，內地高調堅決反對。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文化的沖突，有法律的差別，也有心靈的距離。

香港生機勃勃，社會管理井然有序，商業機會俯首可拾，接觸的香港朋友總是匆匆忙忙，印象中的港人是努力打拼、講求實效的形象。到卡拉OK唱歌，最愛唱的是羅大佑的《東方之珠》：“小河灣灣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東方之珠我的愛人，你的風采是否浪漫依然?”

1995年,筆者調到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從事智庫研究工作，第一個研究題目就與香港有關。當年6月，美國《財富》雜志封面以“香港之死”為題，預言“九七”回歸後香港不再繁榮，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討論。這篇文章充滿偏見，唱衰香港的意圖非常明顯。

為此，筆者和同事一道在《開放導報》雜志上發表系列文章反駁“香港之死”。在筆者看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馬照跑、舞照跳”，保持香港繁榮穩定是中央的既定方針，香港又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貿易中心，香港怎麼會“死”呢?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對香港的認知和信心沒有錯，對香港的基本判斷和預測沒有錯。

回歸以來，作為高度開放自由的城市經濟體，香港經曆了諸多考驗——1997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嚴重沖擊，2000年受到全球互聯網經濟泡沫破裂的極大影響，2003年爆發的SARS疫情導致百業蕭條，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對香港的影響至今仍未消除，雖然經曆這麼多外部沖擊，但香港的經濟總體來說是好的，增長的趨勢是向上的。

1997-2013年，香港實質GDP和人均GDP年均增長3.4%和2.7%，2015年的經濟雖然不及預期，但GDP增長率仍然有2.4%，作為一個發達經濟體，已經是難得的“高增長”。

香港的產業結構相對穩定，貿易及物流、金融、旅遊及其他工商業支持服務這幾大支柱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49.4%，增加到2014年的57.5%，增加了8.1個百分點。更為重要的是，香港失業率長期保持在低位，基本實現全民就業。

回歸後，香港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力是看得見摸得著的。香港是僅次於紐約、倫敦的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同時也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人民幣離岸樞紐中心，2015年港交所在IPO方面的集資額居全球榜首。香港在國際競爭力排名中的位置一直靠前，並連續22年獲得“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桂冠。盡管在國內城市競爭力排名中遭遇來自其他城市的挑戰，香港的地位和優勢仍較為穩固。

這些成就的取得，是建基於香港百多年發展的積累以及國家對香港經濟的針對性支持：內地居民赴港旅遊“自由行”政策提升了經濟增長和就業率;CEPA為香港服務業提供了更大市場空間和輻射范圍;建設人民幣離岸中心是國家對香港金融核心競爭優勢的最有力支持。中央政府充分彰顯了作為香港發展的堅實後盾的功能和作用。

2014年9月29日，筆者去香港銅鑼灣的一個寫字樓開會，受“占中”影響，路途已經不順，本來開一天的會，主辦方在下午也提前結束。無疑，“占中”影響了香港的經濟社會穩定，損害了香港的營商環境和國際形象，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至今仍未消除。

“占中”是香港存在的民生問題和社會矛盾的激化和集中爆發。這不禁令人思考，為什麼回歸以後香港在經濟上總體保持了穩定和增長，卻出現了這麼多民生和社會問題?

依筆者觀察，香港的問題主要是結構性問題，突出表現為產業結構的兩極化：一極是“高增值低就業”產業，如金融業，2013年以6.2%的就業創造了16.5%的增加值;一極是“低增值高就業”產業，如旅遊業，2013年以5%的增加值吸納了7.2%的就業。

產業結構兩極化導致中間產業缺乏，成為香港諸多矛盾和問題產生的根源所在，並對相關經濟社會結構產生較大影響。

2003年到2015年，香港各類地產價格大升4-10倍不等，2015年香港樓價與收入比率擴大為16倍，創回歸後新高，資產泡沫風險加大。盡管失業率長期低位，但青年失業率偏高，2014年20-29歲青年的失業率為5.4%，高出全港失業率2.1個百分點。中層職位收縮，就業職位含金量不足，跨階層流動艱難。高收入和低收入住戶差距擴大，收入增長率較低，與此同時財團財富大增，基尼系數無明顯改善。

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導致經濟增長與民生福利改善脫節，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失去協同。香港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階層流動停滯、樓價和營商成本高企、創新創業艱難等問題不僅沒有緩解，反而有所加劇。

很難想象香港這樣一個國際大都會會有近百萬貧困人口，近半居民居住在政府公屋裏，部分貧困者和公屋輪候者則居住於“劏房”中。同樣由於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導致中央惠港政策的“紅利”難以普惠港人，出現“惠商不惠民”現象，部分港人因此不滿。

2014年6月，筆者在香港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香港的結構性問題，必須通過結構性改革來解決。對於改革，部分港人似乎有拒斥心理，其實結構性改革是全球性話題，是市場經濟制度的自我完善。這種自我完善是動態、持續的，既包括發達經濟體，也包括新興經濟體。結構性改革不可能完全靠市場力量實現，必須在社會共識的前提下推進。

某種程度上，香港問題是變與不變的哲學問題。中國內地改革開放30多年，從沿海到內陸、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社會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是香港的“機會時代”，也是香港轉型和結構性改革的大好時機。可惜的是，進入21世紀以後，香港深層次矛盾和內部問題凸顯，錯過了這個有利的“時間之窗”。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內地因素毫無疑問都是香港經濟發展的最大、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未來更將如此。

內地仍將按著自身的發展模式和路徑繼續發展，由此導致的全球政治、經濟發展格局的變化，區域競爭格局的變化，可能足以改變曆史和震撼世界，更將對香港產生重大影響，香港將進入機遇與挑戰並存的時代，需要果斷抉擇和從容應對。在這一進程中，香港與內地或者說與國家的關系，決定著香港的未來。而恰恰在這方面，香港需要反思和調整。

2011年6月，由港鐵運營的深圳地鐵4號線全線開通，4號線貫穿深圳南北、連接深港兩地，開啟了“深港融合”的新篇章。粵港合作、深港合作是筆者長期跟蹤研究的一個方向，筆者非常希望香港與深圳能成為像紐約、倫敦一樣的國際大都會區。

1997年，筆者參加《深港銜接、共創繁榮》一書的寫作，提出香港與深圳合作發展“雙子城”的構想。2016年5月，筆者在深港合作圓桌會議上重提“港深國際大都會”的願景。一個提了十九年的構想、目標、願景，然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太骨感，香港和深圳雖然有合作、有互動，但離融合發展的“雙子城”、“大都會區”仍有相當距離。

香港與深圳這兩座城市的合作與發展的曲折與現實，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香港與內地關系的變遷。最近幾年，香港與內地關系出現了諸多雜音，兩地居民沖突時有發生，且被媒體廣泛傳播乃至於誇大。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有文化的沖突，有法律的差別，也有心靈的距離。這些矛盾和沖突都存在，但不應該被誇大，更不應該過度地被政治化解讀。

2016年5月18日，張德江委員長在香港談及“一國兩制”和香港問題，他用了三句話概括：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黨的十八大提出“兩個百年目標”。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之際，正是香港回歸50年之期。香港經濟全面融入快速崛起的國家經濟，是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問題，也是香港把握國家發展戰略和重大曆史機遇的關鍵。香港的發展需要與國家發展和“中國夢”保持同步，這就要勿忘初心、保持耐心、堅定信心。

因此，最重要的是在國家“畫布”上勾畫香港經濟的未來。對香港而言，“一帶一路”倡議毫無疑問蘊含著難得的曆史機遇和巨大的市場空間。如能在“一帶一路”倡議中扮演並勝任“超級聯系人”角色，香港將獲得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

這就需要香港妥善處理好與內地的關系，在內地資金和企業“走出去”戰略中找准位置和角色，在內地和國際兩個市場之間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在與國家戰略和內地同步發展中提升香港經濟的質量與水平。

內地與香港的貿易往來，不是經貿關系所能涵蓋的。作為香港農副食品的重要供應地，即使在遇到特大水災、非典疫情期間、低溫雨雪冰凍等各種困難的情況下，內地的鮮活冷凍商品始終風雨無阻，按照“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原則，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香港。

2007年下半年國際糧食危機爆發，國家對糧食制粉出口實行配額許可證管理，對糧食及其制粉出口實施更加嚴格的控制措施。但是，國家確保了香港市場供應。據海關統計，2011年，內地供港小麥粉出口12.1萬噸，比1998年增長34.4%;供港大米出口3萬噸，比1998年增長1.7倍。

不僅如此，內地自2007年3月1日起實施禁止天然砂出口的管理措施，近年來又基本停止發放海砂開采證，只在一些重點工程項目上實行定點定量開采，卻對香港采取特事特辦，繼續對港供應天然砂。截至2011年，對港供應960多萬噸河沙。同樣，考慮香港社會需求，中央政府仍允許成品油和天然氣以加工貿易方式供港，降低了香港的用油、用氣成本。

當然，內地同胞也永遠銘記，每遇天災侵襲，香港同胞都伸出熱情的手。多少次災害之後，內地接到的最厚重境外捐贈與援助，都來自香港，這份厚重親情也非經貿數據所能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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