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給香港某些行業直接帶來新機遇

今年4月，主要提供跨境支付服務的國際金融科技公司WorldFirst在香港設立辦公室，這是該公司在倫敦、悉尼、華盛頓、新加坡等地之後設立的第6間國際辦公室。

公司首席經濟師和貨幣策略主管傑裏米·庫克在接受采訪時強調，公司看重“一帶一路”帶來的巨大機遇，更看重香港在其中無可替代的優勢地位。

“公司此前在亞洲新加坡設立辦公室，但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公司相信亞洲區市場將會進一步擴大，中國內地中小企業正加速向國際市場擴展，跨境電商也蓬勃發展。這個機遇實在令人興奮，怎么可能不牢牢把握住?”傑裏米·庫克表示。

傑裏米·庫克說，香港是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也是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台，香港的企業政策、法律制度、人才儲備都非常完善，相信在“一帶一路”倡議中將“大有可為”。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接受采訪時表示，一帶一路對港機遇，較30多年前中國改革開放還要大。香港於“海陸空”三大范疇均可發揮所長，向沿線國家走出去。

“(一帶一路)有可能比中國改革開放機遇更大。”梁振英指，社會對一帶一路機遇所知不多，但其實工商、金融、專業服務各界均有興趣，並紛紛組團出訪相關國家考察，發掘商機，而且不少公司於海外市場已有一定基礎，只是未有大肆宣傳。

他舉例，農曆年前與本港工商界代表團出訪印度，參觀當地一幢逾百萬遲建築面積的寫字樓時，得悉其建築設計均由香港公司負責，對方更稱已在當地正接手13個項目。他指，印度和香港分別是對方的第7大及第8大貿易夥伴，當地年經濟增長亦逾7%，商機龐大。

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出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發表主題演講。

他指出：“香港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也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節點。中國中央政府在制定‘十三五’規劃綱要和設計‘一帶一路’願景與行動時，均把支持香港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作為重要的政策取向。”“希望香港以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一帶一路’建設重大機遇，將自身發展與‘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放大和提升香港的優勢。”

仔細研究委員長的措辭：“更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充分把握”、“有機結合”、“放大和提升”，不難明白，香港能否用好“一帶一路”這一曆史性機遇，關鍵在於香港能否克服或彌補自己在認識、優勢和經驗上的欠缺。

“一帶一路”是中國古代“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現代版，是中國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大舉措、推行互利共贏的重要平台。

然而，香港不少人因為這個城市的特殊曆史，而對曆史上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產生隔閡，妨礙他們認識“一帶一路”的意義，影響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眾所周知，“陸上絲綢之路”形成於公元前2世紀與公元1世紀之間，直至16世紀仍保留使用;“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發展於三國至隋朝，繁榮於唐宋，轉變於明清。距今都已有幾百年，但是內地居民、尤其跟陸上或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省市自治區居民對它們不存曆史隔閡，因為內地一直傳承中華文明。

香港不一樣。1841年1月，英國侵略軍占領香港島時，香港是南中國海邊一條名不見經傳的小漁村。1841年5月，香港島只有7500人。1997年6月30日英國管治香港最後一天，香港居民為650萬人。

長期由英國“殖民”，使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相當多中國籍居民無法對“古絲綢之路”形成記憶。因此，為推動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引導香港居民補曆史之課。

香港二次大戰後迅速發展，是在“冷戰”而與內地基本分隔的背景之下。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香港靠西方發展制造業和外貿，進而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

1978年底內地開始改革開放，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發表關於香港問題聯合聲明，恰巧遇上香港制造業找出路。從1984年至1994年，香港制造業絕大多數工廠遷至廣東省珠江三角洲。

就局部看，香港本地產業結構調整恰巧與廣東珠三角發展相呼應。就整體看，內地前30多年改革開放是以借鑒和引進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的優秀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為主要特征，香港長期依靠西方而建立的制度和取得的成就，以及長期作為中國與西方國家唯一中介的地位，使香港既“近水樓台”又“如魚得水”。

然而，進入新世紀後，西方爆發經濟、政治、社會全面危機，引發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全面深刻調整;人類重心由過去500年在西方(歐洲北美)，開始向東方(亞洲)轉移。

香港自二次大戰以來一直依靠西方的定位，隨全球格局重整、亞洲世紀開啟、中國迅速崛起而急劇轉變。但是，由於受英國長一個半世紀管治，香港對古絲綢之路心存隔閡;由於長期依靠西方國家，香港對正在發生的曆史巨變難以適應。

因此，能不能抓住“一帶一路”的曆史機遇，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首先需要補曆史之課。

在補曆史之課的同時，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還需要在觀念和心理上做與時俱進的調整。

香港長期形成了相對於內地的“三重優越感”——香港制度優越感、香港意識形態優越感、香港生活水准優越感。在內地改革開放最初二十多年，這三重優越感基本未受挑戰。

然而，進入新世紀後，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內地成全球最大投資熱土，中國國力急速躍升，香港的三重優越感或者失落或者動搖。

近些年大多數香港居民的生活水准與內地沿海大城市中產階層比，已無優越感可言。

2008年以來西方經濟制度、政治制度、社會制度陷入全面危機，同時香港的經濟轉型、政治轉變和社會發展蹉跎，香港的制度優越感和意識形態優越感開始受質疑。

香港經濟對西方的依存逐漸弱化，對國家主體的依賴愈益加深。香港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地位和處境急劇變化。

香港必須進行劃時代的“華麗轉身”——由過去長時間依靠西方，“轉身”為緊緊依托自己的國家;由過去擔當西方國家向內地輸入資本、技術、管理及各種服務的橋梁，轉變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先鋒。

這一切使深受西方價值觀熏陶的一部分香港居民感到困惑。沒有觀念和心理的適當調整，香港社會各界和廣大居民很難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自1978年12月以來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發展，是以借鑒和引進世界各國包括西方國家的優秀精神成果和物質成果為主要特征，香港作出了特殊而重要的貢獻，形成並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

今後至本世紀中葉，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開放和發展，將是以“走出去”為主要特征。香港既有的經驗和優勢不足以讓香港作出新的突出貢獻。明乎此，就容易理解張德江委員長在“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上所說中央“支持香港鞏固既有優勢、開發新優勢”。

有一種觀點：香港是全球少數高度開放的經濟體之一，服務業占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很高，香港憑借這兩個既有優勢，能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獨特而重要的作用。

然而，香港這兩個既有優勢存在著明顯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中至90年中，香港的絕大多數制造業廠商遷至廣東省珠江三角洲，香港本地迅速發展服務業。

至今，無論華資拓展的還是外資設立的，香港的服務業一直是以內地為主要市場，所積累的經驗，固然寶貴，卻不足以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新市場。

因為，“一帶一路”涉及幾十個不同民族、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國家，情形遠較內地的複雜。香港熟悉歐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欠了解。

香港服務業由各國資本投資經營，表面看有助於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市場，其實，跨國集團早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業務，不必其香港分公司越俎代庖。

最後卻絕非次要的是，香港必須堅決遏止“分離主義”和“港獨”，引導全社會聚焦經濟發展;必須在專業服務和國際化人才方面深化與沿海省區市的合作，創新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水平;鼓勵香港與內陸省區市拼船出海，構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層次合作格局，共同開發沿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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