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和香港關系正經曆著曆史性的調適

李克強總理回答記者提問時說，要是再有人問你香港怎么了，我建議你回答：香港會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近些年來，內地和香港關系出現了一些波折和問題，人們對香港的未來也產生了疑問，似乎香港已經不再是那顆東方明珠，而是亟待拯救的對象。事實真是如此嗎?李克強總理的回答非常自信——我對香港的前景看好。

香港回歸即將二十周年。20年只是白駒過隙，但對於中國的發展，則是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內地香港再次相望，已經難認彼此，物是人非。香港的GDP總量低於上海、北京和廣州，降至第四位，而20年前香港的GDP相當於大陸經濟總量的15.6%，現在只有不到3%，這也許是內地和香港關系出現變動的重要原因所在。

雖然GDP不代表全部，但卻是經濟實力和水平的重要指標。香港經濟增速只有2.4%，與大陸經濟增速還是有很大的差距，如果照此下去，香港在大中華經濟圈中的地位會進一步邊緣化。香港人的焦慮是可以理解的。

不過，李克強總理對此卻有不同看法：香港是發達經濟體，2.4%的增速已經不低了。的確，環顧世界經濟，發達經濟體複蘇乏力，世界經濟增長處於難熬的瓶頸期，香港當然也不例外。因此，“香港怎么了”這個問題的背後是世界經濟增長失速的普遍疑慮，需要更理性的面對。除了經濟原因之外，香港的焦慮感可能更多源自主觀認知。

在香港的經濟發展曆史中，內地一直是香港最深廣的經濟腹地，或者說是最具有潛力的依靠，也因為如此，“香港怎么了”之問，常常會指向內地和香港的關系，指向香港自身的角色定位。

2015年可謂香港的多事之秋，然而，進入2016年，香港仍上演了一連串不和諧的戲碼：春節期間發生旺角騷亂，“港獨”組織妄圖組建所謂“香港民族黨”……這個事件實際上折射出香港面臨的深層次困境。

其一，香港經濟政治結構導致長期困擾香港的經濟發展方向和社會民生問題無法解決。這屬於老生常談，但反映出長期困擾香港和“一國兩制”的深層次結構性根源。一方面香港經濟已經整合在國家政治經濟秩序中，按理來說，中央有責任解決由此帶來的經濟民生問題，然而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實行高度自治，中央政府可謂“有心無力”，無法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只能通過單方面出台一些挺港措施，但由於缺乏相應的制度配套，也無法惠及民眾。而在香港特區近年來形成的反政府的政治趨勢下，特區政府管治權威受到挑戰，也不可能將經濟民生問題作出長遠的規劃和解決之道。

另一方面香港殖民地時期已經形成了“地產霸權”的經濟格局，而這個結構與裹挾了香港社會各個階層，無法從根本上打破，也導致香港經濟缺乏新的增長點。加之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香港市民對經濟和民生的前途無疑悲觀失望。

而這種客觀局面被香港輿論引導向對抗中央，將香港經濟困局錯誤地歸結為與內地的經濟聯系，以為切斷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聯系，就可以改善香港經濟民生，有此香港出現了“反高鐵”、反自由行、反新界開發等各種排斥內地的傾向。

其二，香港政制發展的挫折和普選難題得不到有效解決，使得香港市民對政治前途也越來越悲觀和失望，新一代激進本土勢力迅速崛起。從1980年代“民主回歸”運動一來，香港老一代泛民主派的政治理想是爭取香港實現普選，並通過普選在香港執政，然後再以香港為基礎推進大陸政治民主化。而在基本法中，由於關於香港普選制度並沒有做出明確的制度安排，而是按照循序漸進和均衡參與原則開放給未來。這種特殊的憲政安排實際上鼓勵並動員香港民眾一次又一次卷入到爭取普選的政治運動。而香港爭取普選的過程客觀上就變成了動員香港民眾對抗中央政府的過程，實際上也變成了動員香港市民挑戰中央權威進而塑造“香港人民”過程。這個過程客觀上加速香港本土意識和本土政治認同的發展。2014年香港“占中”之後，老一代的政治理想基本上破滅，這在客觀上刺激著新一代香港更為激進的民主派向分離主義的方向上發展。

其三，“一國兩制”下香港人的香港居民身份和國家公民身份的“隔離”，使得香港人難以確立國家公民身份認同，導致香港“九七回歸一代”恰恰變成了與內地持久的“身份隔離的一代”。而民主化運動必然導這種香港居民身份向本土政治認同發展，客觀上加速香港與內地的分離趨勢。

可見，經濟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政治上“港人治港”前提下的民主化運動和文化思想中的本土主義結合在一起，使得經濟秩序、政治秩序和心靈秩序之間出現斷裂，香港問題出現台灣化趨勢。這個轉折點實際上就是從“占中”的和平抗爭發展到旺角的暴力抗爭。因此，“旺角事件”僅僅是一個開端，以後可能會有各種類似的“遊擊戰”式的暴力沖突。特別要注意的是，經濟民生和政治前途的失望甚至絕望，加上最近一些事件刺激香港市民“恐共拒共”心態的複活，以及在沖突和抗爭中彌漫的悲情都會加速“香港問題台灣化”。中央治港要著眼於香港長治久安，就應當思考如何防止出現“香港問題台灣化”。

多元開放一直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香港人尊重法治，和平包容，這也是香港的重要軟實力之一。但現在香港本土主義似乎距離曾經引以為傲的法治和多元越來越遠。

事實上，我們必須區分兩個香港，一個是過去的香港，一個現在的香港，一個是我們在腦子裏想象的理想的香港，一個是現實的香港。

其一，我們經常將香港理解為經濟城市，理解為國際經濟中心，而且高度肯定這個國際經濟中心，但似乎拒絕承認香港也已經變成了一個政治城市，而且是高度國際性的政治城市。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有如此頻繁和徹底的政治選舉，三年一次區議會選舉，四年一次立法會選舉，五年一次行政長官選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選舉和港區人大代表選舉。由此，基本上年年有選舉。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出現如此長期的政治對抗和政治分裂，早在冷戰之前就已經形成的意識形態分裂一直延續到現在，世界范圍內的冷戰已經消亡了，但香港正處於冷戰高潮之中，反國教、占中、港大風波、簡體字事件等等，意識形態的戰爭無處不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的政治會引起美國、歐洲國家等大國的關注，香港也是全球政治博弈的戰場。因此，香港是一個高度政治分化、政治鬥爭尤其激烈且具有全球意義的城市。

其二，我們常說香港是一個精英化的城市，商業、大律師、中產專業主導的精英城市，但香港如今是一個最為平民主義且日趨民粹主義的城市。從“長毛”在大鬧立法會開始，香港的精英政治就已經向民粹政治發展，而今天體制化的民主政治已經發展為街頭社會運動，甚至發展為暴力抗爭的反叛政治，溫和中間理性的力量在香港逐漸喪失了政治領導力，激進主張日益裹挾著香港政治發展取向，使得香港社會日益在意識形態話語的扭曲下日益形成兩大對立的陣營，溫和理性的中間力量越來越喪失存在的政治社會空間。

其三，我們常說香港是國際化、世界性的大城市，可在現實中，香港市民尤其是知識界，思想、眼界和胸懷不是越來越開放，而是越來越封閉。今天的國際化和世界性，不可能離開中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元素，然而香港中產精英階層整體上對中央和內地采取一種漠視、排斥和反抗的立場，以至於他們所理解的世界往往是狹隘的西方，而不是真正真實廣大的全球世界。在這個意義上，除了香港商業階層，香港中產階層實際上缺乏真正的世界眼光，更不用說推動改變全球格局的意識。在這種狹隘意識形態對立的環境中，在目光狹隘短淺的知識界的培養下，香港年輕一代的視野越來越狹隘，本土主義的興起也恰恰證明這一點。

因此，香港雖然有我們經常贊揚的核心價值，但必須意識到這個核心價值正在逐漸流失。比如最近香港社會對司法的批評越來越多，表明司法權威在削弱。而在一個政治分化的社會，司法要保持權威不是單純地保持中立，而必須小心翼翼地回應香港政治的走向。這次對旺角暴力事件的司法處理實際上也在考驗香港司法的政治意識。

一個區域的興衰，固然有外在的客觀條件，但根本上取決於這個地區的精英階層的精神氣質。近代以來，中國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中國曆代精英始終具有擁抱現代化和全球化的主人意識和民族精神，因此始終以開放的心態認真學習西方，不是學習英美就是學習蘇俄，這實際上是推動中國崛起的精神基礎。

就香港而言，近代以來逃離內地政治亂局進入殖民地統治，但恰恰是依賴“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支撐著香港崛起，不僅是經濟崛起，更重要的文化思想的崛起。從粵語歌曲、香港電影到武俠小說，香港曾經是我們幾代人的理想。在我們的眼中，香港曾經是一個生機勃勃、自由創造的城市，甚至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也是這種生機勃勃的向上精神的反映。

然而，香港回歸以來，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格局變化，香港泛民主派仿佛患有某種心理疾病，始終無法克服早年造成的“精神創傷”，始終走不出排斥內地和中央的“心魔”。就像祥林嫂講述“阿毛”的故事一樣，完全糾纏在“反右”、“文革”和“八九”這種幽暗的曆史敘事中，以至於無法以一個正常人的心態來看待國家命運、看待中華民族共同經曆的曆史悲劇，以至於看不清楚世界和中國，分清楚哪些是理想和哪些是現實。而他們在民主發展上一旦受到點挫折，就立刻從政治浪漫主義滑入到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沉浸在城邦自治的幻想安慰中，或滑入到為反抗而反抗的虛無主義，追求反抗刺激中體驗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的悲情。在這個意義上，香港政治或許可以看作是後現代政治的活標本。

如果這種自詡抗拒“宏大敘事”的後現代碎片化的意識形態成為香港精英的主流政治意識，如果抗拒中華民族深厚的曆史文化支撐而訴諸於香港本土曆史文化，那么香港將不可避免地走向沉淪。因為沒有任何高貴的東西(哪怕民主化)可以激發香港人上進心和創造力。香港中產精英意識是不是開始喪失了原來具有世界意識，沉浸在自我幻覺的本土記憶中，逐步走向自我沉淪呢?

如果說香港問題出現台灣化趨勢，那么也是由於台灣很早就出現了香港化趨勢。這些年來，台灣和香港的主流學者談論的話題，越來越集中在民主普選、本土主義、後現代主義，就政治秩序的建構而言，他們越來越多地以美國印第安人、英國北愛爾蘭人、加拿大魁北克人和東南亞高地民族等世界各地少數族群的自治作為理想生活模式的想象。他們試圖構建一個新的“想象共同體”(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安德森的這種著作的第一個中譯本出現在台灣)。他們對曆史上文明興衰缺乏興趣，對世界格局的變遷也缺乏想象，而是滿足於如何在舊的世界格局的夾縫中自我保存。

當然，我們必須理解台灣和香港是小地方，而且長期與內地的隔絕以及在排斥內地的氛圍中成長，缺乏中國文明和中國作為政治大國的精神滋養。經曆了長期的漂泊和奮鬥，台灣人和香港人也累了。特別是新一代台灣人和香港人已經喪失了他們父輩曾經具有的雄心、動力和精神。

香港問題的本質實際上也是“一國兩制”的政治本質，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曲折命運的一個縮影，即1840年以來始終困擾中國的古今中西之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爭。用內地學者話來說，是如何處理古典文明傳統、現代社會主義傳統和當代自由主義傳統之間“通三統”問題。而從憲政秩序入手，“一國兩制”的實質就是在一個類似帝國的政治體制中容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不同的制度，而且采取“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方式為解決這種矛盾，從而在中央和特區的矛盾中尋找一個平衡點。

因此，“一國兩制”無論從政治意識形態基礎，還是從基本法的制度設計安排看，始終貫穿了“中庸之道”，也就是尋找相互妥協、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第三條道路”。基本法解釋機制如此，行政長官職能如此，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路徑也如此。

香港回歸以來的許多問題實際上都是在為了共同探索“第三條道路”，基本法設計的第三條道路是一回事，但如何在實踐中摸索出一套有效的第三條道路可能恰恰是充滿分歧、爭論和沖突等，但最終要找到妥協的基礎。

比如“人大釋法”的吳嘉玲案到剛果金案，就已經摸索出一套相對有效的釋法機制。吳嘉玲案最後提起人大釋法，香港法律界曾經舉行黑衣遊行悼念香港“法治死亡”。今天看，威脅香港法治的肯定不是人大釋法，而是香港民粹主義的社會運動。這並不是說香港法律界的擔心是多餘的，而恰恰是香港法律界捍衛法治的決心支撐著司法領域的第三條道路。

再比如香港普選，基本法采取開放態度，恰恰希望未來通過循序漸進均衡參與找到相互妥協的第三條道路。然而，由於行政長官在“一國兩制”中的中樞地位，導致形成非此及彼的選擇，喪失了妥協空間，雙方不得不壓上全部賭注來“攤牌”。因此，人大8·31決定和“占中”實際上是從基本法起草以來走第三條道路必須面對的最後“攤牌”。

盡管如此，這也不意味著完全喪失了第三條道路的可能性，反而是在雙方試探底牌的過程中重建第三條道路。比如我曾經撰寫指出，希望在普選模式的設計中，前面維持8·31決定的模式，以後逐漸修改降低門檻。事實上，中央也表態必要時可以修改人大決定。有學者提出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或中央收回對香港的司法終審權的授權，在保證中央主權和安全的前提下，行政長官普選可以降低提名門檻。也有學者提出設立“副行政長官”，從而區分行政長官擔任的主權和治權職能。這些實際上是在制度上探索雙方妥協的第三條道路。

鄧小平是“一國兩制”的設計者，如果他看到今天香港的局面，他會怎么說呢?我想，這就要回到鄧小平留下的精神遺產。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條：

其一，中央治港要有立足高遠，不僅有遠大的政治目標，而且具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當年內地結束文革之後百廢待興，然而通過“一國兩制”的構想爭取到香港絕大多數人的認同，而今天中國崛起為全球主導性大國，反而在香港問題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思考。過去，鄧小平之所以可以容納香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看到中國未來的經濟必須融入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今天，我們也要思考，如何容納香港的政治民主化，實際上也要思考中國未來如何融入到全球民主化的大潮中。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中國要成為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世界性大國，必須有百納海船的胸懷面對全球民主化潮流，必須擁有應對自由民主挑戰的政治治理技術。香港民主普選恰恰是為中央訓練、儲備全球治理人才的試驗田。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依法治國和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等一系列戰略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就要有能力和胸懷容納香港，並充分利用香港，學習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尤其學習如何駕馭和運用“軟實力”來治理香港，進而參與全球治理。某種意義上，能否治理好香港是對國家參與全球治理能力的考驗。

第二，香港人要有國家主體意識，徹底根治殖民地形成的“文化軟骨症”。鄧小平之所以說“港人治港是愛國者治港”，就是要樹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的主體意識。小平在會見鍾士元的談話中，強調香港奇跡是由中國人創造的，痛斥香港精英對英國人亦步亦趨的“港英餘孽”意識。香港泛民主派作為中國人就必須正面看待中國近代曆史形成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必須尊重中國人作出的政治選擇，必須正面肯定新中國建立國家主權秩序以及由此在國際秩序中獲得尊嚴和認可。他們可以在政治觀念上不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必須尊重國家憲政秩序中所確立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在這個意義上，香港目前自我封閉的本土主義注定沒有政治前途。如果香港泛民主派在這個問題上缺乏清晰的政治意識，始終以挑戰中央主權作為自己的政治訴求，那么香港也不可能有政治前途。

第三，相互尊重、擱置分歧的妥協精神和實用主義策略。“一國兩制”核心在於尋找雙贏的妥協之道。這就意味著雙方都要采取一種實用主義的策略，擱置終極價值問題，著力解決眼前問題。從政治的角度看，沒有天使和惡魔之分，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政治力量的劃分始終圍繞解決具體問題展開。因此，中央治港不能因為選舉政治而陷入敵我對立的僵化思維，而要更多運用靈活多變的統戰思維，著力爭取中間溫和理性的反對派，尋找相互妥協的第三條道路。在這方面，2010年政改方案的妥協路徑是一個范例，需要雙方繼續努力。

就香港而言，主流社會精英需要教育香港下一代走出自我封閉的孤立主義傾向，以積極開放、客觀冷靜的成熟心態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格局變化，無謂的逃避和盲目的反抗都沒有出路。

對內地而言，更重要的是避免因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盲目自大的傲慢情緒，由此瞧不起香港，甚至將香港看作國家負資產，而忽略香港在法治、廉政、城市治理和民主自由等領域的優勢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意義。比如來說，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四中全會提出要依法治國、五中全會提出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這些方面，香港無疑具有巨大的優勢，內地是不是應在這些領域虛心學習香港呢?香港在國家戰略中的意義不僅是經濟城市，而且是治理現代化的典范城市。

“一國兩制”實際上與古代“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的治理思路有異曲同工之妙，就意味著要在不改變香港社會生態的前提下治理香港。這也意味著中央要避免用內地思維治港，而必須用“一國兩制”思維和在香港行得通的辦法解決香港問題。我們必須意識到，徹底改變香港政治社會生態，讓香港變成另一個上海或者廣州，對國家長遠發展的貢獻遠遠比不上保持一個和內地不同的香港。因此，如何治理一個和內地不同的香港，治理一個按照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運行的香港，不僅對提高中央的執政能力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可以積累寶貴的實戰經驗。

目前，中國在努力開展“一帶一路”建設，但要真正成長為能承擔起治理全球重任的世界性大國，就必然要面對全球資本主義政治運作中我們所不熟悉的言論自由、公民社會、民主選舉和文化政治等，這就意味著我們應當像當年虛心從香港學習市場經濟的管理經驗一樣，今天也應當從香港虛心學習自由民主條件下治理香港、國家和世界的經驗。

“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如果說香港長期面對內地優勢產生的傲慢意識不知不覺對導致香港的沉落，那么內地恰恰要以香港為鑒，警惕日益滋長的傲慢意識，以至於沉浸在“中國特色”中喪失了虛心學習和不斷進步的精神動力。我希望這樣的討論有助於雙方都變得謙虛，更加客觀地看待對方，相互學習長處，揚長避短，共同推進中國民族的偉大複興。

二十年之間，不僅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現了翻轉，更重要的是彼此互動也到了空前的水平。“自由行”開通之後，遊客湧入香港，這是兩地民眾之間的深度接觸。但過去這些年香港普通民眾的收入增長緩慢，房價卻漲了好幾倍，來自大陸的遊客和資本在一定程度助推了某種不平衡。種種因素合力之下，香港出現了“排異反應”，彼此相望多了怒眼。

理性來看，香港的出路絕不在於自我封閉，更不該和內地怒目相向。只有真誠地面對彼此，雙方多一些溝通與體諒，才能消除“香港怎么了”所帶來的悲觀與疑慮。

還必須看到的現實是，香港的回歸一代已經成長起來，他們的家國記憶不同於上一代。他們是互聯網的原住民，生活在“雲端”，他們有自己獨有的一套話語和思維方式。新世代的崛起與覺醒正在改變香港和內地的社會政治生態，內地和香港之間需要尋找一種彼此可以接受與認可的話語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減少彼此的誤解。

在“愛國”的最大公約數的前提下，香港可以通過自我治理來探尋未來發展之路，以坦誠的對話與溝通，來疏解香港社會積聚的戾氣和怨氣。香港的難題需要香港民眾和特區政府一起“商討”，尋找出路，中央政府要尊重“高度自治”所賦予香港的權利。

根據鳳凰網、觀察者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