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跨文化的積極溝通非常重要

亞曆山德拉·庫德琳娜是第一次來中國。在法國戛納電視節首屆杭州·國際影視內容高峰論壇上，她代表環球銀幕德國分公司來杭州尋找合作夥伴。她說：“我對中國的曆史、傳統文化、美食都很感興趣，這次來到中國，就是想深入了解這裏的文化和產品。”這幾天，包括環球銀幕在內的近40家國際知名公司，與40家浙江本地影視企業進行了一對一業務洽談，深度了解彼此。

法國Millimages集團市場總監格蕾絲這次則是奔著杭州天雷動漫有限公司出品的動畫片《小雞彩虹》而來的。她說，在這十餘年間，中國的動畫片，尤其是教育類動畫片在國際市場上越來越受歡迎，她非常願意在中國尋找合作機會，並為出色的動畫作品進行國際發行。

世界在關注著中國市場、中國內容，中國的企業同樣積極“走出去”。攜帶旗下包括《秦時明月》多個品牌參展的玄機科技，這次准備得十分充分。媒介經理施淩霄介紹，玄機科技希望借助這個平台，將自己的產品推介至歐洲和北美：“我們預約了8家國外公司，包括投資商、廣告媒介代理、消費品牌、電視台等，他們都是非常棒的公司。”

法國戛納電視節是全球規模最大、影響力最廣的國際視聽產品與數字內容交易會展。本次論壇是戛納電視節在中國的首場官方品牌活動，並將永久落地。在為期3天的論壇上，國際頂尖團隊的創意將與浙江本土企業、優質內容進行一次又一次碰撞。

自從2010年中國電影票房沖過100億門檻之後，在接下來的6年裏，實現了近5倍的增長，這在世界電影史上都是濃墨重彩的一筆。與之相對應的是，在過去幾年，中國電影產業在海外也不斷開疆拓土。僅在2016年，中國資本在文化娛樂領域的對外並購、投資總額就達到了75.7億美元，電影產業則以63.9億美元獨占鼇頭。

在這場資本的饕餮中，最引人矚目的顯然是萬達。截至目前，萬達在全球范圍已擁有美國的AMC院線、卡麥克院線，澳大利亞的赫伊斯院線，歐洲的歐典、北歐院線等15個國家的1470家影城、15000餘塊屏幕，約占全球票房份額的15%。萬達已經事實上成為了世界電影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個橫跨多個大洲的院線集團。不僅如此，其還計劃在2020年實現占據全球電影票房20%份額的“小目標”，這在整個人類曆史上都將是史無前例的壯舉。2016年1月12日，萬達宣布以不超過35億美元的現金收購曾出品《哥斯拉》《侏羅紀世界》等大片的美國傳奇影業，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文化企業在海外最大的一筆文化投資。在此基礎上，2016年萬達還一度險些收購維亞康姆集團旗下著名的派拉蒙影業的49%股份。作為好萊塢六大制片公司之一，派拉蒙影業推出過《教父》《奪寶奇兵》《阿甘正傳》《碟中諜》《拯救大兵瑞恩》《怪物史萊克》《變形金剛》等諸多具有世界影響的經典大片。可見，萬達實際上是要通過院線渠道的積累，逐步進軍內容生產等電影產業鏈的上遊，最終完成對電影領域全產業鏈的整合。

萬達的大舉進軍海外並不是這個領域的個案，近年來受到全社會廣泛關注的以騰訊、阿裏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同樣在電影領域不斷發力。2016年，騰訊旗下的騰訊影業直接投資了電影《魔獸》和《金剛:骷髏島》，騰訊投資的影視公司STX，購買了好萊塢影視制片公司IMGlobal的控股權。阿裏也與斯皮爾伯格旗下的安布林公司簽訂了投資協議，還參與投資了2016年上映的《碟中諜5》，並享受其全球票房分賬。可以說，以騰訊、阿裏為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都在為其自身平台的影視自制內容提前布局。

而且，不僅僅是萬達這種房地產企業在訴諸業務轉型，也不只是互聯網行業試圖對電影這一傳統行業進行“降維打擊”，更不只是民營資本在不斷構建自身的資本版圖，我國電影產業的國有資本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姿態積極投身於這場盛宴。今年票房達20多億的《速度與激情8》，背後就有中影等多方資本的湧入，上影集團今年也發布公告稱，將與華樺傳媒向美國派拉蒙影業注資10億美元，未來三年在派拉蒙的每部電影中，都至少提供25%的資金，並有權選擇延長合作期限。

今年4月，全國現象級綜藝節目《朗讀者》在戛納電視節上獲得法國公司的重點關注，有望進行版權輸出;春節期間，英國BBC播出的紀錄片《中國春節——全球最大的盛會》展示了中國的風俗、美食，獲得世界各國觀眾好評;陸川導演的《我們誕生在中國》在多國上映，“爛番茄”影評網給出83%新鮮度的試片評價。

中國文化、中國故事，正逐漸成為世界焦點，原因在哪裏?正如本次論壇中國主辦方之一、浙江華麥網絡技術有限公司總經理陳瑩所說：“因為中國的綜合國力在增強，世界各國都十分願意了解中國。我們連續8年參展戛納，展會上如果你問國際展商是否願意了解中國市場，幾乎沒有一個說NO。如今正是中國文化產品‘引進來、走出去’的最佳時機。”

“2008年我看了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被手捧簡牘朗誦、京劇鑼鼓和胡琴共同演繹的戲曲樣式，剛柔相濟的太極拳法等極富中華特色的表演所深深震撼。我相信這是世界希望看到的中國故事，可見中國傳統文化中並不缺好故事。”艾美獎及金球獎多次獲得者、《醜女貝蒂》《辦公室的故事》幕後制作人西爾弗曼毫不掩飾自己對“中國故事”的期待。

他認為，講好中國故事，既需要保存文化特色，也要尋找認同：“比如女性崛起、購物與消費、尋找真愛，這些中國與西方觀眾都會喜歡。影視產品若真想走向國際，就需要用世界語言，傳遞世界共鳴。”

荷蘭電視制作公司恩德摩爾大中華區總經理陳偉文說，本土文化產品在內容生產上依然有幾大問題亟待解決。“首先，要打造創意產業的環境。因為只有注重創意性、有一個充滿競爭力的環境，才能產生好的內容。其次，我們不要做抄襲的節目，這樣只是跟隨大流、跟隨別人的腳步走。抄來的東西怎么可能再輸出去呢?”

此外，他認為，國內一線影視明星的天價片酬也已擾亂了行業秩序：“我希望國內電視劇明星的片酬已經封頂。但是我們也要找到方法，比如開發更多綜藝節目，許多節目是可以不用明星的，因為平凡的故事也能打動人。”

文化差異則是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EMC公司總裁克裏斯托福說：“我有同事整整追了四季《奔跑吧，兄弟》，但仍然不太能理解為什么明星在節目裏能玩得那么開心，其中最大的問題來源於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就要在保留獨特風格的同時，展開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因此，跨文化的積極溝通就變得非常重要了。

毫無疑問，引入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海外電影產業的優質版權、人才隊伍、制作技術等相關文化工業資源，無論是對於國有、民營資本，還是對於轉型企業和互聯網企業而言，都是他們現階段的不二選擇。而且優質版權的開發，還會延伸到主題公園、衍生品等相關產業鏈的下遊環節，這將不僅有助於實現上市公司的業績增長，在資本市場上還將進一步拓展想象空間。

然而，僅僅因為這些原因還遠不足以使萬達、騰訊、阿裏和中影、上影這些巨頭在進擊海外市場上付出如此的熱忱和精力，這其中還有著更為複雜、更為直接的曆史和現實多重原因。

眾所周知，2012年2月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中美關於用於影院放映之電影的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已於今年2月到期，這意味著中美雙方早晚將就分賬大片的配額問題展開重新談判。早在2007年4月，也就是整整十年前，美國就向WTO就中國政府對電影、錄音制品等產品的某些限制措施進行了上訴，也就是著名的“中美出版物案”。2009年12月，WTO的爭端解決機構最終通過了該案的上訴報告，裁定我國政府頒布的《電影管理條例》第30條和《電影企業經營資格准入暫行規定》第16條違反了我國《加入議定書》和《入世工作組報告》中的相關條款。於是2012年的《中美關於用於影院放映之電影的諒解備忘錄》將原來每年引進美國大片的20部配額，再增加14部3D或巨幕(IMAX)的大片配額，票房分賬比例也從原來的13%升至25%;同時增加中國民營企業發布進口片的機會，中美合拍片也將享受中港合拍片的同等待遇。之後又經過3年，2015年9月，中影集團與美國電影協會簽署了具有正式商業合同效應的《分賬影片進口發行合作協議》，進一步在法律上保障了相關條款的落實。

不僅如此，今年2月，新一輪的中美分賬大片配額問題談判，還有著更為實際的背景。為了避免票房下滑的不利局面，2016年的分賬大片數量多達39部，事實上已經超過了2012年《中美關於用於影院放映之電影的諒解備忘錄》中規定的34部的份額，在今後這一份額勢必還會進一步增加。在2016年，已經狂飆突進近10年的中國電影票房在以看似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之後，由各個領域投資過熱所疊加的演員天價薪酬、院線擴張產能過剩，國產影片盈利低下等種種結構性問題開始集中爆發，並且在中短期內沒有扭轉的跡象。在這個意義上，“走出去”，尤其是選擇合拍片的模式，從商業角度而言，成為當前中美相關電影企業的最現實選擇。不僅好萊塢藉此規避了分賬大片的配額限制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並獲得更多票房回報;中國電影企業也通過這種方式，開始真實地觸碰到好萊塢世界商業版圖的各個環節。

於是，最近幾年來合拍片的立項審核數量大幅激增，2016年更是達到96部，其中71部通過了審核;而在10年前中美紛爭初起的年代，合拍片則長期維持在二三十部的規模，通過審核的影片也僅僅十餘部而已。毋庸多言，這些積弊甚深的“內憂”，在即將或者說已經到來的“外困”面前，還將被進一步放大，來自政策和市場的多重挑戰正在以疾風暴雨的方式迅猛襲來。

需要強調的是，今天的合拍片現狀早已不是上世紀90年代、新世紀初外方投資份額占多數的那個階段，中外的投資比例已然發生了翻轉。除了與好萊塢六大制片公司合作的少數大片之外，在大多數情況下，中方的投資份額都占據了主導地位，從這個角度也特別能夠看到中國電影在今天存在的突出問題。

我們就以《長城》為例。《長城》是迄今為止，合拍片領域第一部由中國導演拍攝的、在全球市場發行的英語電影，按照中國電影產業“借船出海”的思路，其一旦獲得成功，在未來就還會有更多中國導演、編劇等參與到好萊塢電影的拍攝、制作環節中。

因此，《長城》上映之後，國內電影產業界多次強調，《長城》作為一部高概念、高卡斯、大制作影片，是國內電影在文化工業意義上與好萊塢接軌並展開深度合作的代表。我們的確不能輕視這種技術標准意義上的文化工業體系，例如我國的電影版《三體》，在資金充裕的情況下遲遲不能面世，就是因為還沒有相應的文化工業能力來呈現預期的視覺特效，所以上述理由確實也存在相當的合理性。

《長城》充分揭示了中國電影在資本擴張和內容生產領域的深度分裂。盡管中國資本近年來高歌猛進，在北美、西歐這些資本主義的中心區域大快朵頤;但到目前為止，中國資本對於中國電影的內容生產，還沒有做出實質性的、原創性的貢獻。中國電影合拍片並沒有因此而獲得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待遇。

《長城》還反映出一個最值得關注的問題:好萊塢的成熟的敘事套路、故事模式，不僅早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商業片的拍攝、制作過程中，也內在的塑造、定義了中國電影觀眾的觀影習慣和審美范式。畢竟中國電影曾經具備過自身的民族風格，那也曾是中國電影立身於世界電影舞台的最為鮮明的標識。而在《長城》中，除了美工環節，中國電影曾經引以為傲的民族風格也基本消失殆盡。按照目前的發展勢頭，雖然中國資本在未來，可能還會有更大手筆的“攻城略地”，但我們可能還要清醒地認識到，在曆史上，法國、日本甚至印度資本，也一樣曾大肆進軍好萊塢，結局也都顯而易見，它們本國的電影自身並沒有獲得相應的實質性提升——一國資本的“走出去”，並不意味著該國電影內容生產水平就一定會伴隨著“走出去”的步伐而大幅提高，這中間並沒有等號。

在這些得到廣泛好評的海外影視作品的背後，中國資本都是其主要推動力量。問題在於，這些作品在幫助中國資本賺得真金白銀之後，也塑造了相關國家的正面國家形象和英雄形象，這既不是簡單的文藝創作上的傾向性問題，也不是文化資本的盈利問題，而是直接關系到我國的文化安全問題。

目前，我國已經與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法國、英國等14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電影合拍協議，這些國家與中國聯合制作的合拍片不僅可以不受分賬大片的配額限制和享受國產電影的分賬比例，同時還有機會從雙方政府獲得包括稅收減免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扶持;而且與以往和香港地區、美國合拍的相對單一的模式不同，我國的合拍片類型還將進一步多樣化，一些不在傳統視野之中的更為複雜的文化問題也將持續浮現出表面。

發展文化產業，提高文化軟實力，這是當今世界各國文化發展的基本路徑。隨著中國資本進一步深度參與到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全球性文化商業協作體系，能否在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之後，也生產、創作出能夠正面講述中國故事，正面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文藝作品，將是在“走出去”的曆史進程中，中國電影全行業面臨的殘酷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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