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稅改新政在半年之內啟動已沒有多大的懸念

彼得·泰西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鎮的首席行政官。4月24日,本報記者在他的辦公室與他聊起特朗普政府可能推出的稅改方案,他說,“對於稅改方案,格林威治的不少居民會欣喜不已。”這個人口只有6.2萬的地方,是全美最富的小鎮之一。根據福布斯雜志2016年3月公布的億萬富翁名單,全球1810位億萬富翁,康涅狄格州共有13位,格林威治就占了8位,這8位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達到505.7億美元。僅是最高個稅降低4.6個百分點,即可為最富裕人群省下不少,這筆賬不用算都能明白。

而對華爾街來說,諸多大企業也將從中受益。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將是獲益的大型公司之一。巴克萊研究今年2月份發布的報告稱,根據伯克希爾—哈撒韋2016年的財報,15%的企業稅率將使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賬面價值增加13%,即360億美元。

對於中產階層來說,減稅自然也是利好。個稅起征點降低了,意味著有更多的收入不被計入征稅范圍。這一稅改計劃還准備對美國企業的留存海外利潤實行一次性征稅,希望以此來吸引更多的投資回到美國進行投資和擴大就業。

但這份減稅計劃的不確定性也是顯而易見的。根據美國國會相關機構的統計表明,企業所得率每降1個百分點,將使聯邦預算在10年內減少約1000億美元。這意味著20個百分點的削減,今後10年內聯邦預算將減少2萬億美元。根據特朗普政府目前的計劃,減稅所造成的損失將由經濟增長來彌補。有經濟學家表示,美國經濟增長率需要至少保持在3%以上,才能為減稅填補窟窿。而2016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僅為1.6%,要達到3%的增長率絕非易事。

如果此次減稅仍將以減少財政預算、增加外債為代價,恐怕會受到美國民眾的反對。

減稅方案大致有如下幾方面:一是對企業減稅,包括將聯邦企業稅率由現行的35%降至15%和對遷至海外的美國企業利潤一次性征稅10%兩個方面。二是對個人減稅,首先是提高標准扣除額,即個人及已婚聯合申報者分別提高到25000美元及50000美元;其次是將股息及資本利得稅稅率最高限制在20%;再次是將個人所得稅累進檔從現行七檔簡化為三檔;最後是14歲以下美國少年兒童享有托兒費免稅,另外還可能廢除贈與稅。初步預算,不含贈予稅減除在內,特朗普減稅計劃將實現總規模為4.4萬億美元削減額度。

從宏觀角度而言,一方面,特朗普希望通過減稅增厚企業利潤,助力生產性經營的擴張,同時帶動企業參與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資。據美國智庫TPC測算,單是企業減稅到15%一項,預計2017年美國企業的盈利預期將增加1080億美元,2018年將增加2150億美元,企業由此添加的投資動能至少比往年擴張2%~3%。另一方面,一旦特朗普新的稅政落地,美國最高聯邦個人所得稅率將由目前的39.6%降至33%,並有7500萬人不必納稅,這將顯著刺激消費,從而拉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高稅負和複雜的納稅程序已經成為影響美國經濟競爭力最主要的兩個因素。事實也是如此。僅與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相比,當前35%的美國企業所得稅稅率就處在最高水平,若加上各州稅率,美國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負水平可能更高。據世界銀行發布的《2017年營商環境報告》,美國在全球190個國家中排名第9,但在十個評價指標維度中,稅收負擔卻居第36位。

由於稅收過高的原因,許多美國公司紛紛加大在海外的投資經營,即使總部留在美國本土,也會選擇將旗下的分公司放在海外,這不僅導致就業創造機會留在了國外,而且大量利潤滯留於海外。同時,像愛爾蘭等國和地區還成為不少美資企業的避稅天堂。

如果稅改成功,美國本土企業的稅率一次性大幅降低20個百分點,15%的稅率與歐洲避稅天堂愛爾蘭12.5%的稅率相差不大,這將直接刺激更多的企業在美國投資,同時對海外美資企業所產生的引導與倒逼作用不可小覷。日前,美國芯片制造商英特爾就宣布將投資70億美元完成亞利桑那州一家閑置工廠的升級改造。此外,豐田、通用汽車、電梯制造商開利等明確表示決定在美建廠生產產品。

現在看來,在國會順利闖關和征求民意後,稅改新政在半年之內啟動已沒有多大的懸念。但這項大力度改革的經濟效果卻未必十全十美。從個稅改革層面看,本次惠及的對象主要是中產階級,同時收入越高享受的削減力度越大,再加上廢除贈予稅,富人無疑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如果稅改導致貧富差距繼續擴大,必會引發諸多社會矛盾,推動民粹主義思潮的泛濫。特朗普若拿不出解決方案,助他勝選的民粹主義也很可能反過來成為壓倒他的“一根稻草”。

另外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減稅是否會削弱政府財政的支出能力。特朗普高達1萬億美元的基建投資計劃即將啟動,雖然他聲稱要吸收民間資本投入,但政府投資肯定占主導地位,而且美國基礎設施所需資金缺口並不是1萬億美元,而是高達3.6萬億美元左右,民間資本未必願意或者有能力持續承接這個基建大盤。目前,聯邦政府債務額升至19.9萬億美元,累積財政赤字近7.2萬億美元。如果實施減稅,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支出能力可能會更為脆弱,特朗普到時拿什么去充實基建投資所需要的糧草彈藥?一個可能的舉動是,只要當企業盈利與經濟增長未達減稅預期,為了支持基建計劃,特朗普很有可能回到白宮舊主們增發國債的老路上去,到時美國稅改成本就會順勢轉嫁到美國國債的海外買主身上。

2009年以來，我國對增值稅進行了兩次改革，這兩次改革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影響重大，意義深遠。從稅制優化的角度看，這兩次改革都是通過減稅來發揮對微觀主體和宏觀經濟運行的積極調控作用。

增值稅兩次改革減稅逾1.2萬億

2009年，中國開始推行“增值稅轉型”改革(生產型向消費型轉型);2011年，推行“增值稅擴圍”(增值稅征收范圍擴展向營業稅征稅范圍)改革，兩次改革的目的均是通過減少中間環節的重複征稅不斷促進增值稅的優化，但在改革內容和減稅規模上存在差異。

第一次改革：增值稅轉型

增值稅轉型改革的背景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國內許多企業面臨著較大的經營困難，生產型增值稅不准予扣除當期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的規定形成了對固定資產的重複征稅，進一步加重了企業的負擔。為了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2009年我國開始推行增值稅全面轉型的改革。

改革以允許企業抵扣新購入設備所含增值稅為核心內容，同時取消進口設備免征增值稅和外商投資企業采購國產設備增值稅退稅政策，並將小規模納稅人的增值稅征收率統一調低至3%。

根據財政部統計數據，2009年全年國內增值稅收入18481.24億元，同比增長2.7%，比2008年增速低20.6個百分點，全年國內增值稅收入雖實現增收，但前10個月國內增值稅累計收入均為減收。據稅務機關統計，從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間，增值稅轉型改革帶來的減稅總規模累計5000多億元，明顯減輕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同時，我國中部的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6省增值稅轉型改革在全國范圍全面推開後的前8個月就完成增值稅抵退156億元。

第二次改革：增值稅擴圍(營改增)

盡管2009年增值稅全面轉型消除了對企業購入固定資產的重複征稅，降低了企業的成本，但增值稅與營業稅並存的稅制結構造成增值稅抵扣鏈條不完整，無法最大限度發揮消費型增值稅的優勢，使增值稅轉型的效果打了折扣，征收營業稅的第三產業在轉型改革中幾乎沒有受益，且營業稅重複征稅的問題也不利於服務業等第三產業的發展。

為消除重複征稅、減輕企業負擔、完善稅制、支持服務業發展，2012年1月1日起，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首先在上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現代服務業中開展。此後，北京、深圳等地也提出了增值稅改革試點方案。到2013年8月，營改增范圍已推廣到全國試行。2014年1月和6月，又分別將鐵路運輸業、郵政服務業和電信業納入試點。2016年5月1日全面推開營改增，將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最後4個行業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營業稅徹底退出我國稅收曆史的舞台。

根據國家稅務總局統計，營改增實施以來，約98%的試點納稅人實現了稅負下降或持平，從2012年1月試點開始實行到2017年2月，營改增帶來的減稅總規模累計已超過1.2萬億元。這場營業稅改征增值稅的改革涉及到原征收營業稅的近1600萬戶企業納稅人、1000萬自然人納稅人和超過2萬億元的營業稅收入，這是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力度最大、最有影響力的稅制優化改革。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2016年5月至11月，建築、房地產、金融、生活服務四大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6409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減稅1105億元，稅負下降14.7%，其中金融業減稅367億元，稅負下降14.72%;建築業減稅65億元，稅負下降3.75%;房地產業減稅111億元，稅負下降7.9%;生活服務業減稅562億元，稅負下降29.85%。據統計，截至今年4月30日，營改增試點一周年將實現減稅6800億元左右。

各個地區的減稅效果也非常顯著。根據各地國稅局統計，上海、廣東、北京等2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16年全年營改增的減稅總規模達到5225億元，其中上海減稅規模最大，達到840億元;廣東位列第二，減稅達673億元;北京緊隨其後，減稅約641億元;江蘇營改增減稅約470億元，浙江、山東、四川減稅規模在300億元左右。

兩次增值稅改革的減稅機制有何不同

增值稅抵扣制度是目前各國增值稅制度的核心之一，也是體現增值稅中性作用的制度源頭。我國增值稅轉型改革和擴圍改革實質上都是通過完善增值稅抵扣制度來消除重複征稅、減輕我國企業稅負，但兩者發揮減稅效果的具體途徑有所不同。

增值稅轉型：消除對購入固定資產重複征稅

生產型增值稅與消費型增值稅的主要區別在於：生產型增值稅不允許扣除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的已征增值稅，稅基相當於國民生產總值，稅基最大，但重複征稅也最嚴重;消費型增值稅允許一次性扣除外購固定資產所含的增值稅，稅基相當於最終消費，稅基最小，但消除重複征稅也最徹底。2009年增值稅轉型改革之前，我國實行生產型增值稅，企業購進的固定資產進項稅額不准予抵扣，形成對外購固定資產的重複征稅。2009年的增值稅轉型改革准予企業扣除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消除了重複征稅。

增值稅擴圍：擴大增值稅的可抵扣范圍

在增值稅擴圍改革前，既存在繳納增值稅的經濟主體，又存在繳納營業稅的經濟主體，增值稅擴圍改革通過不同途徑影響著兩類經濟主體的稅負：一方面，對原有增值稅主體而言，營改增之前，其購入的營業稅領域的服務進項稅額是不能夠抵扣的，其進項稅額扣除是不完整的，營改增後則可以將生產支出中含有的增值稅稅金全部納入抵扣，抵扣范圍的擴大會減少本環節繳納的稅額;另一方面，對新納入的增值稅主體而言，企業可以將在原營業稅制度下進行服務消費承擔的稅金在下一交易環節抵扣掉，從而減少或避免商品與服務中間環節的重複征稅。

兩次增值稅改革對宏觀經濟有哪些效應

增值稅改革對我國經濟運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特別是營改增的降稅效應對經濟轉型升級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並引領全球增值稅改革浪潮。增值稅改革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促進社會分工，提高社會生產力

增值稅轉型改革准予企業當期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一次全部抵扣，使得相同條件下需要繳納的增值稅大幅減少，增加了企業的可用現金流，有利於刺激投資、擴大投資需求;同時，利於企業擴大資本積累而進行設備更新，采用先進技術，提高生產力水平。

營改增改革將增值稅征稅范圍覆蓋到所有行業和產業，將所有產品和服務納入抵扣范圍，彌補了增值稅轉型改革涉及范圍狹窄、效果有限的不足，進一步減少了重複征稅，減輕了生產企業稅收負擔，進一步滿足了經濟發展對專業化分工的內在要求，有利於改進“大而全”“小而全”的低效能生產模式，推動社會生產向專業化協作方向發展，促進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提高社會生產力水平。

促進產業結構升級，發掘經濟發展動力

資本有機構成高的產業由於長期資本投資所占比重較大，增值稅對購入固定資產進項稅額抵扣規定的變化對其影響較大。相比於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基礎產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固定資產的比重更大，因此增值稅轉型改革對它們更有利，有力地促進了基礎產業和資本密集型企業的發展，這也符合當時國家產業政策的方向。

其後的營改增改革對服務業發展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一方面，服務業可以將外購商品和服務中的流轉稅金納入抵扣范圍，減少應納稅額、降低企業成本，促進服務業等行業的發展，推進產業結構向以第三產業為重心發展;另一方面，對現代服務業征收增值稅，使這些行業能將費用納入抵扣范圍，降低服務消費成本，從而使社會增加對服務業的消費，有利於提升產品技術含量和企業競爭力，不斷發掘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和潛能。

優化對外貿易結構，促進貿易出口

增值稅轉型改革前，我國實行的生產型增值稅，不僅存在重複征稅的問題，而且由於難以准確計算出口商品增值稅稅負導致難以徹底地實施出口退稅，使國內產品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均處於不利的競爭地位。2009年的增值稅轉型改革既解決了重複征稅問題，又解決了出口退稅問題，增強了我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對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增值稅擴圍後，更是將廣大服務業納入增值稅征收范圍，並相應調整和擴大勞務退稅范圍，建立健全的服務貿易出口退稅機制，使勞務也能以不含稅價格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對促進服務貿易的出口產生了積極影響，有利於進一步優化我國對外貿易結構，擴大服務貿易在對外貿易中所占比例，推動對外貿易發展。

後營改增時期減稅還有哪些招

面對國際貿易競爭加劇和國內勞動力成本過快上漲的經濟形勢，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今年赤字率保持不變，主要是為了進一步減稅降費，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一定要讓市場主體有切身感受。這反映出政府為實體經濟降成本的決心。

增值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減收不僅能夠激發企業活力，也符合我國增加直接稅比重、降低間接稅比重的稅制改革方向。進一步推進增值稅減稅，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繼續推進增值稅稅率簡並改革

不論是增值稅基本原理，還是發達國家相關實踐經驗，都能說明一個問題：過多檔次的稅率設計不利於增值稅中性特征的發揮，也給稅收征管帶來較多難題。因此，簡並增值稅稅率是後營改增時期建設現代型增值稅不得不面對的首要問題。我國已經開始推行增值稅稅率改革，即從2017年7月開始，將增值稅稅率由17%、13%、11%、6%四檔調整為17%、11%和6%三檔，取消了13%這一稅率檔次。

從增值稅稅率的國際比較來看，2014年，經合組織34個成員國中，除美國沒有開征增值稅外，21個成員國的增值稅標准稅率設置在20%以上，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增值稅標准稅率處於中等水平，因而通過降低增值稅最高稅率來降低增值稅稅負的空間並不太大。而就稅率檔次來看，盡管已經進行一定的簡化，但仍然存在著三檔基本稅率，還存在進一步簡並的空間。

可考慮建立增值稅退稅制度

受財政收入及管理等客觀因素制約，我國除了在出口環節外一直沒有建立廣泛的增值稅退稅制度，而是實施增值稅留抵制度，這使得企業增值稅不能完全轉嫁至下一個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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