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該怎樣參與東南亞國家智庫開展“第二軌道”？

據說曾經有這么一段時間，東南亞國家不少“業內人士”每天憋著對於即將出爐的“南海仲裁”的興奮勁兒而做出不願過多議論的姿態，但同時心底裏就等著自己(不利於中國)的預測被最終應驗。這是一種凡涉事國家人民都難以回避的因“出身”而“站隊”的“惡毒”，還是在法司法定案前夕保持適當克制的“道德”，其實都不重要，因為在不同立場的人聽起來，總有一種評價比另一種中聽。

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剛才那段特殊時期以外的日子裏，那些“業內人士”從來都不曾停止談論包括南海問題在內的一切與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相關的事務，而這些“談論”的影響力可不僅限於談論，它們完全可能借助東南亞國家智庫開展的“第二軌道”外交而在這個地區形成滲透官方、學界、乃至公眾的普遍觀點。因此，對於中國相關領域的專業人士來說，充分認識到東南亞國家智庫開展“第二軌道”外交在

“後南海仲裁時代”的重要意義，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軌道”外交是指在官方外交渠道之外，利益相關各方通過非正式的(包括民間和半官方)平台開展某些政府不適合直接出面的外交活動。“第二軌道”外交在世界范圍內都很普遍，但是歐美國家大都擁有更加穩定和豐富的官方渠道，也面臨對“透明度”要求更高的制度約束，從而使得這種現象在當地很難具有在亞洲國家的活力。亞太地區有關安全和經濟合作的議題上，以智庫為平台的“第二軌道”外交有著良好的發展進程。在東南亞地區，這種智庫和政府展開積極互動的模式分明有助於在不同利益團體間取得共識，以協同應對共同面臨的問題。

二戰結束以來,尤其是冷戰結束後,隨著地區合作的不斷加深,各地區非官方的多邊安全對話活動,即"第二軌道外交"(Track TwoDiplomacy)越來越多,並且在國家之間的外交活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第二軌道外交",作為不同於官方正式外交的一種方式,有其自身的很多特點。“第二軌道”外交本質上不同於傳統外交，它涉及到更多元的行為主體，已經不再是以國家為中心的活動。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傳統的官方外交是無關緊要的，更准確的理解是通過協同“第二軌道”外交，當今的官方外交能夠越來越多地與非國家行為主體共享世界舞台。“第二軌道”外交激發了全社會層面的參與，學術界、公共知識分子、記者、商業精英以及“以私人身份活動”的官員都得以加入討論。政府官員和政黨領袖們以“私人身份活動”的實際用意不言自明，只不過大家都對此保持著微妙的默契。

由東南亞國家主導的“第二軌道外交”如果就南海問題推進到了需要在種種條件下引導出某種意見的階段，中國恐怕很難介入並發揮影響力的。但是，這不等於中國不能夠有所作為，至少不能說是沒有渠道。

首先，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這樣的國際機構並非排斥中國的參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CSCAPChina)完全可能在例如派代表團出席每次的亞太圓桌會議時對過往的工作方式做出調整(從而更加積極地參與有效互動而非僅就官方立場反複表態)。

其次，東盟戰略與國際研究所(智庫網絡)的平台也不是封閉的，而且作為其組成員機構的各國智庫中至少就有新加坡的國際事務研究所是與多家中國智庫進行過直接對話和合作的。最後，必須認識到東南亞各國政府中的決策者的思維也不是封閉的，他們必然受到自己國家智庫觀點的很大影響。

也就是說，只要能參與任何一個國家的智庫舉辦的學術交流活動，就有可能進行純官方場合不便於展開的探討，期間有價值的信息就有可能通過這個國家的智庫的渠道進行傳播，甚至最終影響政府中決策者的看法。

中國參與東南亞智庫“第二軌道”外交的制度配套，中國智庫在參與東南亞智庫的“第二軌道”外交時采取務實姿態也應該得到理解和保護。

實際上，早在2004年，時任外交學院院長的吳建民先生就曾在“10+3東亞合作框架”的相關活動中公開明確了中國對於參與東南亞“第二軌道”外交的積極態度。

然而隨著近年來亞太地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南海問題”的日益突出，中國智庫參與東南亞智庫的“第二軌道”外交時頗有為難。一方面是中國外交部門就當前整體局勢或某具體事件的表態分明強調“時效性”和“明確性”，智庫研究人員從全局出發而必須與其保持一致;另一方面是“第二軌道”外交本身的客觀規律要求具有“中長期性”和“模糊性”。有理、有度地把握這其中的尺度，需要智庫從業人員的嚴謹分析和戰略判斷，也需要國家相關制度設計關注細節和給予空間。

現在難免讓人有所疑慮的，卻是我國相當一部分有機會參與這些國際交流中的人員因為種種原因采取著一種非常技術性的“不接觸”策略，而結果無非是因為“不跟人家玩”而終導致後來“幹脆沒得玩”。比如近期往來東南亞國家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大概都有這么一種體驗，自打“南海仲裁”結果公布之後，各種國際交流場合中，有關未來南海局勢的議題就被自動連接到了任何一個同時涉及到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議題上。要知道東南亞各國智庫舉辦的向中國有關人士開放的論壇都是如此，更遑論那些不對中國人開放的內部平台了。

面對這種情形，不少人依照國內慣常的思路和處世的態度，給出了相當“中肯”的意見：

一方面，承認在分析美國對中國實施“再平衡”戰略過程東南亞國家的角色這類政治議題時“南海仲裁”是個繞不過去的坎兒;另一方面，也呼籲中國-東盟貿易這類的經濟問題不應被政治化;再有就是在比如中國和湄公河下遊國家的水權爭議這類混合著經濟發展和地緣政治的議題上，強調關聯南海問題會導致問題的複雜化……然而，哪怕只是偶然一次的身臨其境，你就會知道這種“冠冕堂皇”的態度之後隨即就“沒人跟你玩了”，那些東南亞、南亞和歐美的研究人員們會禮貌地借故淡出你們的對話而在一旁欣欣然地另起爐灶。“如果你覺得旁邊那個大國正在崛起，而你對她崛起意味著什么並沒有什么把握……我們可以談一談……”這話在東南亞國家永遠是有市場的。畢竟，在他們的語境裏，“和平崛起”本來就夠難以琢磨了，更何況這個概念還在過多的場合被過多的國人演繹成了要複興“朝貢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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