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國家現代化轉型背後的驚濤駭浪

世界各國在邁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基於自身的曆史文化背景、社會結構特點，加之應對外來的沖擊，形成了不同的滿足市場經濟要求的應對模式。這些應對模式的形成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其摸索的曆程中充滿了挫折與艱辛。如何看待、比較這些應對市場經濟挑戰的轉型模式及其困境，它們關於社會轉型的探索又為後人提供了哪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是需要我們去梳理的問題。

在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上，西方是走在最前列的，尤其是歐洲諸國較早地完成了社會的結構轉型。正是西方啟動的現代化轉型激發了全球化的改革和革命浪潮。然而，東方社會在朝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卻面臨著比西方更為艱巨的任務，經曆著更為沉重的苦難。東方傳統國家往往搖擺於西化與傳統、變遷與抗拒、保守與激進、渴望與絕望的二元矛盾和困苦之中。

其實，西方國家在通往現代化轉型的過程中也並非一帆風順，他們同樣也經曆了東方傳統社會所經曆的轉型挫折和磨難。只是每個國家所面臨的情況不同，從而所經曆的挫折和磨難也各異。眾所周知，英國在通往現代化轉型過程中是較為一帆風順的，光榮革命經曆較少的流血就取得了革命的成功。但是，通過考察我們應該看到，英國在光榮革命的背後也經曆了相當的困頓和曲折。英國尚且如此，那么法國和德國在轉型過程中則經曆了更為苦難的挫折。為什么有這個公投，後公投越來越鬧劇，都反映英國政治的重大變化。其實變化已經醞釀了很多年，某種程度成為憲政危機。根源則深植布羅代爾所謂的底層文明史。而歐盟在同一個危機中陷地更深，積重難返。

現代性始於英國，是內生的。英國之後，世界其它地區的現代化，都是外生，且直接間接受到英國的刺激。中國近代史就是從鴉片戰爭開始。英國像一個蟲洞，連接兩個世界，而其它社會穿越之後，仿佛與舊世界徹底分離了。關於這個主題，很多神話被創造出來，國內網上就有不少。

當然這只是表象。英國實際的變化很大，現代化越晚，表現地越激進，實際變化卻可能越小。巴林頓·摩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揭示了不同現代化路徑與其傳統的因果。

嚴謹表述，英國的現代化是平衡的，而其它幾種路徑是失衡的，或左傾或右傾。英國的傳統，先發優勢，島國地緣，等等，共同造就了平衡。由於失衡占絕大多數，現代學術也是失衡的產物，淫者見淫，反而被認為是常態。

而今天的英國，本次公投是個縮影，正在淪為常態，蟲洞在塌縮。民主政治和民族國家兩方面在“現代化”。

英國憲政發源於1215年大憲章，其核心是貴族集團之間的制衡，然後漸進地向平民開放，調和民眾不同集團的利益，進而保證了精英和民眾的制衡。構建出高度穩定的複合結構：制衡的制衡。而失衡現代化會形成簡單的二元結構：現代技術加持的官僚機構，名義上服從“人民主權”，其實是原子化的海量個體，兩者各自內部，兩者之間都很難穩定地制衡。

對比很明顯。英國1689年光榮革命一滴血也沒流，300多年來政治穩定，戰略連續。而之後的現代化史充斥暴力。相對不那么失衡的時空，能維持和平與民主制度，通常采取多黨制，分化組合多變，政局、政策波動較大。

但英國到此為止。本次公投就呈現精英民眾二元對立。世界輿論一致聲討民粹。當然輿論也是精英掌控的，和公投一樣是甩鍋。

任何政策的影響，都不是平均分布，總有人受益，有人受損。公投第二天，一些民眾才想起來了解歐盟的信息(成為熱搜關鍵詞)，另一些投票脫歐的反悔了，有如兒戲，只能說明ta們以前沒得過歐盟的好處。對關我屁事隨便，也很合理。

所以需要制衡來分享利害。設想一個體現制衡的公投，選項不應該是去和留非此即彼，而是在留歐，給留歐受損者一定補償，和脫歐補償受損者之間二選一。具體方案只能由精英出，所以責任還在精英，把決定權輕率地拋給民眾。如果以前對民眾利益整合到位，也未必會走到公投這一步。

所以公投與否不重要，脫歐與否也不重要，如果複合制衡還能夠運作，凝聚國民的共識，那么選哪條路，都能走下去，再走300年。而現實已經失效，就哪也去不了。人間再無小皮特，這位偉大首相的墓志銘：“在思想毒化，文明社會瀕臨解體的時代，他帶領忠誠、理智、正直的人們，捍衛了可貴的英國君主制。”

民族國家是20世紀的標配，英國也是例外。疆域繼承古代王朝，含四個地理文化單元，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是凱爾特人後裔，不列顛群島的土著，英格蘭是日耳曼人後裔，大陸來的征服者。

本次公投的餘震，也可能分裂英國。蘇格蘭、北愛都傾向留歐，蘇格蘭2014年舉行過一次獨立公投，未能如願，本次公投揭曉，已經表示要再度發起獨立公投，然後單獨加入歐盟。倫敦也傾向留歐，同樣要求更大的自決權，甚至有Scotlon的說法。

蘇格蘭的離心，是因為曆屆選舉爭取蘇格蘭的選票，不斷承諾擴大其自治權，得寸進尺，最後要求獨立。也是民主失衡的後果。如果有一天邊地全部脫離，強化英格蘭的“民族性”，反過來也會強化“人民性”，強化民主的失衡。

英國是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可能也是最後一個。

“法國的中世紀史，是一部國家的破碎史”。法國在解決民族分裂、走向國家統一的道路上經曆的動亂比英國更為嚴重。為了克服分裂的局面，完成國家統一的艱巨任務，王權不得不在統一的過程中為“克服更強大的貴族分離勢力而變得更專制”。雖然國家的統一為市場經濟的“起飛”搭建了足夠結實的平台，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市場經濟的初步繁榮，“從經濟上講，絕對君主制一開始就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成長的，這使法國一度曾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但它煥發出來的生命力很快就會枯竭”。“太陽王”式的專制權力與市場經濟所要求的“有限權力”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馳的。這注定了法國在社會轉型道路上為限制權力所付出的代價將更為沉重，所經曆的變革將更為激烈、更為曲折。

“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更不用提不受抑制的無限權力了。法國無限擴大的王權在市場經濟的激蕩下，“一方面形成了利益的高度壟斷，另一方面使政治權力不斷地走向腐敗，使市場經濟所具有的破壞性能量得以充分發揮。結果，舊制度下的法國形成了市場機制與權力專斷、壟斷利益與市場導向之間的惡性互動。”這種惡性互動給法國帶來的是無盡的轉型苦難，在這種情形下，“溫和的、理性的社會改良理念根本無法與人們急切期待要‘推倒重來’的革命心態走到一起。故而，法國人最終熱情擁抱了激進理想主義所勾勒的激進平等和公益觀念。”

托克維爾、伯克等反思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家都曾在專著中描述了法國這種理性的狂妄所點燃的大革命的烈火無堅不摧，焚毀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從根基到社會的頂端，從而將整個社會拖入到一場無盡的苦難之中。在這種激進理想主義的激蕩下，法國試圖與一切舊制度作徹底地決裂，以摧枯拉朽式的大革命企圖再造民主和平等的理想國度終究是癡人說夢。“在法國這樣一個沒有民主傳統，人民不知道怎樣使用選票的國家”，“革命雖可推翻舊制度，卻不一定能建立新制度，不久後，法國式的跳躍又把國家拉回循環的起點”，“於是，在相距半個世紀的時間裏，法國兩次走上同一條路：革命—共和—帝國。”法國的這種激進的革命和轉型帶來的是社會的全面失序，這種“激進理想主義的政治價值信念內涵指向依然是對於專斷權力的依戀和信靠”，整個社會在經曆了曲折艱難的“穩一亂”循環、革命與反動的交替之後，突然發現自己又回到了原點。

德國的現代化轉型在應對市場經濟的第一重要求，即完成國家統一面前就遭遇了比英法更為曲折的難題，因為在歐洲其他國家走向民族獨立、國家統一時，德國反而朝向了相反的方向發展，在普魯士完成德國建國之前，德意志民族從未統一過，“從三十年戰爭結束到拿破侖入侵的160年中，德國存在著360個大小諸侯國，一千多個獨立騎士領，還有一大批各自為政的帝國自由市”。“英國和法國各自只需解決一個問題，那就是取消專制，在德國，國家統一和取消專制的任務則糾纏在一起。”可以想象，德國的現代化轉型之路將是多么的艱難!

德國的這種極端分裂狀態只能依靠權威才能結束，“但德國不會有革命的權威——德國曆史上反抗極少、唯一的一次農民戰爭又以失敗而告終，於是，德意志只有依靠王朝的權威”。普魯士依靠容克階級，以軍事起家建立起了一個軍國主義的國家，四處征戰，擴張領土，兼並德意志諸國，最終統一德意志，完成了絕對君主制的轉變。依靠權威與軍刀建立起的絕對君主制雖然帶來了國家的統一，但是統一的過程中隨處可見的是戰爭帶來的災難，社會秩序在動蕩中無絲毫的保障，經濟凋敝，民不聊生，容克階級在此過程中卻依靠戰爭積累起沾染了人們血與淚的資本主義的“原始資本積累”。更為嚴重的是，軍國主義在戰爭中瘋長，不僅給整個歐洲帶來了戰爭的災難，而且也為德國後來納粹主義的崛起埋下了伏筆，更背離了市場經濟對於有限權力的呼喚。其後，希特勒的崛起“已經突破了傳統專制獨裁路線的軌道，向著納粹主義的災難性方向發展”。這使得德國的現代化運動顯得比歐洲其他國家更為血腥粗暴、更加不加掩飾的發展，不僅給德國，而且給全歐洲乃至全世界帶來了災難。

1993年歐盟正式上線，1999年歐元上線前後一段時間，曾經躊躇滿志，挑戰美國，恢複歐洲的榮光，然而也就十年時間，如今要為生存而掙紮。從煤鋼共同體到歐元，一體化在實務上邁出很多步，但始終沒有很好地解決，最根本的認同問題。

歐盟目前的形態介於邦聯和聯邦之間。邦聯的基本單位是邦，必然是松散的。聯邦的基本單位是個人。目標當然是完全的聯邦，歐洲合眾國，六王畢，四海一。原先的各國降為地方政府，歐洲全體人民生活在一個大家庭。就需要回答門衛的終極提問：我們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

但歐洲一直是地理名詞。英國統一是“自古以來”，歐洲無論政治還是文化上，從來沒有統一過。古典時代，羅馬和日耳曼南北對峙，然後羅馬文明東西分裂。中世紀末，西歐發生宗教改革和文藝複興，通用的拉丁語逐漸被各地方言取代，與東歐也更疏遠。

歐洲曆史上分裂的力量總是大於統一。東羅馬和蠻族曾多次試圖恢複羅馬帝國，哈布斯堡王朝通過聯姻，拿破侖和希特勒通過武力整合歐洲，都一度看起來接近成功，最後都失敗了。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先河，民族國家成為主流，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歐盟既是再次統一的努力，也是超越威斯特伐利亞的努力，試圖基於新原則，帶給歐洲永久的和平。

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可惜現實很慘淡。歐盟的困境與對策，和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體》記錄的新興國家類似，其領土人民繼承自殖民統治，沒有曆史依據，轉而構建想象共同體。

本尼迪克特的理論有待擴展，想象共同體實際上貫穿了世界史。文明就是這樣起源。公元前3000年，先民的工具還以石器為主，就開始建造偉大的紀念碑建築，也是在建造想象共同體。盡管共同想象是如此昂貴，構成最基礎的基礎設施，文明的操作系統，支特經濟、軍事、科學、藝術等等的協作，能產生巨大的規模經濟和協同效應，扣除共同想象的成本還有盈餘，生存壯大，戰勝那些缺乏想象力的弱小族群。在這個意義上，神是存在的。

歐盟並沒有超出這個模式，但在其中是不怎么成功的案例：入不敷出。宗教和語言早就分裂，近幾十年宗教又式微，歐盟的想象如同《想》的案例，也是胡亂拼湊的大雜燴。

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奉行價值觀外交，這是移植其國內經驗，又一個想象共同體案例。歐盟對價值觀外交甚至更加積極，既是在外部和美國爭奪領導權，也是在內部再生產想象。有些是政治秀，以抨擊中國最抓眼球，但可能為此損失巨額的訂單。另一些人道主義幹預，前期的軍事行動，後期的重建，花費都是天文數字。

歐盟也找到了一個獨家的議題：全球變暖。變暖在學術上還有爭議，但很合歐盟的調性。將全人類捏成一個命運共同體，大號的歐盟。碳政治有所進展，但中美都對簽約持保留態度，同時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通過挑戰歐洲的產業優勢，來挑戰歐盟對該議題的政治主導。

最近的難民潮，將歐盟的共同想象推到了荒謬的程度。歐盟在“阿拉伯之春”和敘利亞危機中是追隨者，現在卻要承擔最大的外部成本。除了沉重的財政負擔，更嚴重威脅本國民眾的安全。但歐盟的高層和部分民眾，所謂白左，仍一意孤行，難民還在源源不斷地湧入。

荒謬有合理性，這些慷慨的贈予、被強奸的少女等等，都是奉獻給神的犧牲。德國接收難民最為積極，70年來，背負種族滅絕的原罪，加之現任領導人出身東德，背負人權的原罪，希望通過這樣的犧牲獲得救贖，占領道德制高點。

神要亞伯拉罕獻祭他的獨子以撒，亞伯拉罕照做時，神阻止了他，代以公羊，並在將來派神子來做犧牲。這是個圓滿的結局，亞伯拉罕證明了虔誠，神顯示了仁慈，沒有人受傷害。如今歐盟的領袖向這個神獻祭子女，它直接享用了犧牲，沒有換羊，也沒有許以將來。是偽神。

除了共同想象的成本，行政成本也很高。歐盟已擴充到28個成員國，為達成共識，決策緩慢，可以預計未來的中央政府，官僚體系更加龐大。

總成本畸高，還在增加，看不到頭，收益卻很有限，還在減少，也看不到頭。想象的灌輸很成功，白左群體就是證明，但並沒有轉化成物質力量。

歐洲經濟1970年代以來，就增長乏力。其經濟制度扼殺中小企業的活力。歐洲率先進入老齡化社會，生產消費縮減，福利支出卻增加。1990年代精英就很清楚，福利國家終將破產，但就像英國脫歐公投一樣，被選票綁架，坐以待斃。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稍後引發歐債危機，那一次就幾乎搞垮歐盟和歐元。

歐盟內部建立共同市場，對外卻是反全球化，構築起貿易壁壘，這也是英國脫歐的動力之一。無形中將全球化分割成兩個，但歐洲市場不如中美市場大、有活力，差距不斷擴大。貨幣統一了，但財政政策還是政出多門，導致歐元不穩定。歐盟也想向全世界征收鑄幣稅，但沒有美國壓倒性的軍事實力。

更長遠的失敗，是在新經濟缺席。中美平分互聯網的天下，其它國家基本可以忽略。歐盟提了一個工業4.0的概念。但工業的未來在互聯網，就像工業對農業的改造。所謂4.0其實是用改良代替革命。這是歐盟缺乏想象力的又一個證明。

事情從什么時候開始變壞的?也許是1989-1991年，蘇聯體系多米諾式地崩盤，刺激了大歐洲的夢想，很快推進政治聯盟。也刺激了德國重新領導歐洲的夢想。今天回頭來看，也許西歐、南歐、東歐分別聯合，基本面和共同想象都更健康，三個歐盟再聯合，比現在一個要好。同理，如果戰後蘇聯滿足於讓東歐“芬蘭化”，也許蘇聯現在還存在。

但誰能看這么遠，現在說什么都晚了。短期內，歐盟還可能招新，甚至激進地聯邦化，又或者撈到別的什么救命稻草，但長期，如上所述，基本面在不斷惡化，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

一旦再有成員國脫歐，可能引發蘇聯式的崩盤，很難退守小歐盟。各國的排外情緒都在滋長。即使馬上拒關，也要很長時間，消化已經進來的大批難民，不停給右翼助攻。右翼政黨上台，多半不會再接受聯合，直退回民族國家，有曆史、語言和共同想象的基礎。當然也可能自欺欺人地保留一個歐盟的形式，實際退化到邦聯。

歐盟將經曆“再現代化”：再民族國家化，以及重拾現代的各種價值、建制。現代的曙光出現在歐洲，照耀諸國去征服世界。我們將目睹現代的餘暉，諸國自閉於世界。老人國家間，也不會再有威斯特利亞式的爭鬥。歐洲仍然能保持品味，就像中華帝國晚期一樣，精致的呆滯。

蘇聯終結已經25年。蘇聯還在世的時候，就被創作了很多黑暗神話，25年來，又增添了一些。都跟英國的光明神話一樣虛幻。

蘇聯是英國之後另一個民族國家的例外，繼承王朝的疆域，民族眾多。蘇聯早於歐盟，嘗試建立超民族的共同想象，一個“蘇維埃民族”。蘇聯的一體化和認同，都遠比歐盟深入，經曆過衛國戰爭的考驗，但最終還是擋不住諸民族的離心。

就在蘇聯終結的同期，美國經濟發生了一些新變化。以往的經濟危機，主要裁員藍領，等經濟好轉再擴招。但1991-1992年衰退期間，美國企業永久地裁減了大量崗位，包括大量白領崗。當經濟好轉，不但沒有擴招，反而再次永久裁崗，全美兩波共消滅250萬個崗位。

這是一個長周期的終結。工業革命創造工人階級，人口逐漸超過農民。美國19世紀下半期形成白領階層，1950年代人口超過藍領。1990年代初的永久裁崗，標志工業的人力投入，已經絕對邊際收益遞減，企業的規模經濟也在逆轉。1992年中國改革再出發，大規模接收西方產業轉移。1995年互聯網時代元年，開始超越工業社會。三個運動相關聯。

計委是蘇聯的白領，更早到達邊際收益遞減，蘇聯的最後20年都在原地踏步。其經濟體制很難裁員，更不用說計委的官員。最後整個計委，被永遠裁撤了。西方1970年代也陷入滯脹，兩個相對獨立的體系同步，顯示擁有同一個頻率，同一個起源。

也是在蘇聯終結的同期，通產省，日本計委的神話破滅了。美國更大更平衡，又有中國和互聯網加持，比蘇聯和西方夥伴多上升幾個短周期，但不能改變長周期。2008年，華爾街，美國的計委，瀕臨破產。

蘇聯終結時，西方歡慶資本主義的勝利。福山應景地寫了《曆史的終結》。現在我們知道，正相反，是資本主義，也是現代性，總潰敗的開始。資本主義和現代性，這兩個概念大致等同，是從不同角度描述同一個事物。資本主義更本質，反映了現代淩駕所有之上的共同想象。

總之，我們可以看到，在這種經曆挫折與苦難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市場經濟在失范的社會秩序運行下必然與失去抑制的扭曲的權力結合在一起，使得轉型社會顯得更為黑暗，把一個社會最為醜陋的一面展露無疑。這樣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問題百出的社會，一個高度集中不受制約的權力與市場經濟的扭曲結合帶來的是腐敗的盛行，國家民窮財盡，秩序的喪失。伴隨著社會轉型暴露出的問題的愈演愈烈，而整個社會文化結構未能成功地調整到探索自身獨特的“親和”市場經濟的道路來抑制市場經濟對於社會結構的惡性破壞作用，最後導致的是民變四起，只能以革命打碎一切，最終帶來的只是陷入到惡性循環的革命、戰爭與沖突。

曆史呈現某種規律。資本主義/現代性300餘年，從中心向外圍的擴張，在最近25年，從外圍向中心收縮，完成了一個閉環：漲潮的終點，也是退潮的起點，一直退到漲潮的起點。現代化越晚，越失衡，潰敗越早。

泰坦尼克最終的傾覆，持續了幾分鍾。如果一個後墜海的乘客，嘲笑先墜海的，我們會認為ta是神經病。但資本主義的泰坦尼克用25年傾覆，在曆史中只是一瞬，後墜海的億萬人，卻歡慶勝利，預言曆史的終結。人類真是愚蠢啊。

人類的愚蠢沒有下線，接下來會發生再現代化浪潮，從中心向外圍擴張。美國已經出了川普的異數，不知國運是再上升一輪，還是就此衰落?再現代化將湧現各種奇葩的現代原教旨，許諾帶領人們回歸“純真"的現代性，再造人間天國。也可能許諾純真的古代，骨子裏還是再現代化。這樣的精神領袖，古代有孔丘、加圖，當代已經有施特勞斯、塞繆爾·亨廷頓……中國也有人想當，但還排不上。

最外圍是前殖民地社會，只獲得現代技術，而社會沒有現代化，因而最失衡。西方的擴張路線與曆史上伊斯蘭的擴張重疊，伊斯蘭世界大部分都淪為殖民地。今天伊斯蘭的暴走，也是再現代化浪潮的分支。

從阿富汗抗蘇所在的伊斯蘭世界與現代世界的邊緣，到“9·11”，攻入現代世界的中心，再到IS，肆虐伊斯蘭世界的中心，再到難民湧入現代世界，也完成了一個閉環，與現代化的退潮相呼應。IS喜歡直播殺戮，有心理戰的因素，也是在炮制共同想象，獻祭給，偽神。

世界還會好嗎?

或寄希望於互聯網?21年來，人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很多，現代經濟制度改變了一些。互聯網對政治、文明的影響還很微小。將來可能創造一種新的文明模式，超越帕米爾以西古典文明的想象共同體模式，以東的曆史共同體模式。可能是某種分享的共同體，作為最基礎的基礎設施，文明的操作系統，共同體的成本，和共同體對人的壓迫，都更低，協作更高效靈活。

本文即將結束的時候，才專門討論中國。中國與資本主義/現代性，足以寫十部巨著，這裏就不展開。簡單地說，中國搭上了現代化的最後一班車。中國的現代性極複雜，一部分高度失衡，導向大躍進和文革，如果算這兩段，中國是現代化退潮的起點。一部分則相對平衡，超過蘇聯和日本，甚至歐洲，導向改革開放。

平衡的制度結合巨大的資源，演化分工協作網絡，大大提升規模經濟/邊際收益遞減，加之後發優勢，推動中國制造業，比美國還多上升幾個短周期。同樣的條件也推動互聯網產業，從矽穀主導體系的邊緣，上升為第二中心。

但負能量也很滿。如今上升周期已經用完，很可能重蹈日本泡沫和美國次貸的覆轍。局部社會沒有現代化而暴走。當西方已經現代化退潮，墮入再現代化，公知還在鼓吹“普世價值”，在最近的熱點中，試圖將死者和警察，獻祭給，偽神。

曆史總是短期悲觀，長期樂觀。而中國最終有望打開文明的第三蟲洞(第一個是兩河流域)，把人類帶入新紀元。

根據安徽行政學院學報、觀察者網等采編【版權所有，文章觀點不代表華發網官方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