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與亞行的合作，釋放了“合作共贏”的信號

日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亞洲開發銀行(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在德國共同簽署了一項旨在加強合作關系的諒解備忘錄。通過合作融資、知識共享以及成員國之間的政策對話等方式，雙方將在能源、交通、電信、農村和農業開發以及水資源、城市開發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展開合作。亞投行牽手亞行，是踐行合作共贏理念的生動體現。

亞行行長中尾武彥說，亞行將朝著“更強、更好、更快”的目標努力，為消除亞太地區貧困、促進可持續發展不斷努力。他表示，亞行將加強跨境互通，不斷促進貿易發展，創造就業崗位，增加地區收入;同時更加高效地運用公私夥伴關系，以最高標准確保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可持續發展。

中尾武彥在會上還表示，亞行近80%的運營項目與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有關。亞行將運用在該地區的專業經驗，同亞投行在跨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展開融資合作。

中尾武彥透露，他於5月1日與亞投行多邊臨時秘書處秘書長金立群就亞行與亞投行未來合作舉行了會談。雙方認為，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巨大差距，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對促進地區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具有重要作用。雙方同意繼續分享必要的信息，並就合作事宜進行深入探討。

中尾武彥對於亞行改革意願的表達，引發了外界廣泛關注，因為此前公眾都非常關心亞行如何“應對”亞投行的問題。而此次中尾武彥表達了亞行將與亞投行開展融資合作的意願也讓關注的熱度持續上升。眾所周知，美國和日本並沒有選擇加入亞投行，那此番表達的合作意願又為哪般呢?

“在多邊的開發機構當中，亞投行的成立和籌建實際上對亞行產生了一定的競爭關系，在這種條件下，亞行的內部制度結構中存在的一些缺陷和不足就會通過比較而顯現出來。隨著亞投行開始逐漸啟動一些業務，一些接收貸款的國家和地區就獲得了新的可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渠道，擁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這種形勢就會倒逼亞行以及世行來進行內部制度的改革，以改變內部以美、日等傳統西方國家控制的格局。”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保建雲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表示。

保建雲指出，目前以中國為代表的很多新興國家在這些機構當中占據的份額、話語權和投票權與當下的經濟地位是不相符的，在這種情況下，亞投行的出現就使得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多邊開發機構面臨了一些挑戰，未來這些機構的某些職能甚至可能會被亞投行所取代。

“實際上無論是亞投行還是亞行都希望更多地與新興成立的金融機構和多邊開發機構進行合作，因為只靠亞行一家機構來融資是沒辦法滿足亞太這片市場，只有通過更多邊的融資渠道才能達到市場的要求。”保建雲補充說道。

在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幾番表態願與亞投行合作後，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5月4日回應稱，亞投行與亞行互補而非競爭，希望兩者開展合作。

對於亞投行與亞行的互補關系，保建雲認為，亞行是一家成立時間比較久的老牌多邊開發機構，是以美、日等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它成立的宗旨除了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以外，還承擔了一些對發展中國家貧困落後地區的援助職能。而亞投行最核心的職能就是基礎設施建設，這也是亞太地區很多國家未來開發的重要領域。可以看出兩家機構在一些職能上是有交集的，而且在很多領域都存在著分工與合作的關系。亞投行偏重基礎設施投資，亞行則更側重多邊的開發援助。

保建雲指出，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為亞投行和亞行未來的分工與合作提供了更多的機會。亞太地區是一個新興的發展迅速的區域，僅僅一個多邊開發機構是不可能完全滿足基礎設施建設和開發援助的需求，需要多個開發機構的相互協調和配合。另外，從多邊開發機構未來發展的內在演變來看，隨著亞投行的成立，亞太地區甚至全球范圍之內，會自然地通過市場的供給需求以及與政府的合作來引爆亞投行與亞行在某些領域的分工與配合。

不難發現，在亞太地區，很多新興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是欠發達的，投資是不足的，但是能夠獲取的投資和融資渠道又是非常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亞投行與亞行之間有很多方面可以合作。

保建雲指出，首先，兩個金融機構可以進行聯合的信貸安排，共同組成信貸發放和管理的合作機制。其次，雙方的分支機構或者一些內部人員可以在兩機構之間互相流動，通過這種交換來促進雙方的合作。同時，兩個機構還可以共同組織和參與一些活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咨詢或者舉辦會議，包括共同為這些地區的政府官員和企業進行人員培訓、提供投融資信息服務等等。當然未來合作的方式和手段會更加多樣和靈活。

另外，保建雲還補充道，雖然亞投行與亞行具備合作的可能，但是二者還是存在競爭的關系，而且這種競爭是客觀存在的。不過這種競爭也有很多利好，一方面亞投行的成立可以促進亞行的改革，從外部通過競爭的方式助推問題和缺陷的解決;另一方面對亞投行來說，在成立的過程中可以吸取亞行的經驗，避免一些問題的出現，使得亞投行未來的發展不斷改進，創造更多新的亮點。

據測算，在2010—2020年期間，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投資總需求高達8萬億美元，年平均投資需求約為7000多億美元，而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亞洲基礎設施領域的年度投資規模僅約為100億—200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通過設立亞投行，動員更多資金，支持域內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將為亞洲經濟增長注入長久動力，也有利於形成周邊國家與中國經濟的良性互動。

與此同時，亞投行還服務於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亞投行為數眾多的成員國，遍及亞洲、大洋洲、歐洲、非洲、南美五大洲，其中包括英、德、法等發達國家。亞投行以發展中成員國為主體，同時包括大量發達成員國，這一獨特優勢使其能夠成為推進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的橋梁和紐帶，推動世界實現均衡發展。

亞投行與亞行的合作，釋放了“合作共贏”的信號。這驗證了一種觀點：亞投行是對現有經濟秩序的有益補充而非替代。正如習近平主席在亞投行開業儀式上的致辭所言：“亞投行正式成立並開業，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完善具有重大意義，順應了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演變的趨勢，有助於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

合作共贏，是當今世界的時代潮流，是當代中國的堅定選擇。中國有句古話：“眾人拾柴火焰高”。非洲也有諺語：“獨行快，眾行遠”。中國牽頭建亞投行如此，建“一帶一路”也如此。以“一帶一路”為例，中國領導人反複強調，“一帶一路”不是獨奏曲，而是大合唱，其成功關鍵在於能否為21世紀開辟合作新路，有效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

“一帶一路”建設將逐步結合政府開發援助、開發性金融以及市場配置這幾方面的相互作用，以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作為優先領域，為沿線發展中國家提供基礎公共產品，帶動沿線各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的增長，以中國的發展帶動沿線國家的發展和世界的發展。

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發展需要中國。從和平發展到合作共贏，從亞投行到“一帶一路”，這些理念和倡議中包含著中國價值、中國智慧，超越了曆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有利於實現人類公平與均衡發展、包容性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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