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如何引領全球新趨勢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中國報業協會、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聯合主辦,以“數造中國,智領未來”為主題的2018中國數字經濟高峰論壇暨中數信安聯盟中數信安聯盟年會1月25日在京召開。來自中央黨校、中國工程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信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網絡空間戰略研究所和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簡稱中數信安聯盟)的領導和專家,各省、市政府有關部門的領導,各省數字化綜合服務平台項目工作委員會領導,各地數字化綜合服務平台項目公司和合夥人代表,以及來自中央和地方的新聞媒體代表近千人參加了會議,並就“數字中國建設”、“兩化融合與數字經濟”、“數字經濟共享發展”和“數字化在民生中的應用”等話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主席劉欣華在《數造中國,智領時代:數字平台的社會化應用分析》的專題報告中談到,三年來,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在政府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以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數字中國建設重要講話精神為指導,以中央政策和產業發展政策為依據,以市場為機制,以科技為支撐,以企業為主體,以服務用戶為中心及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全面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產學研用協同發展,在科技創新、體制模式創新、發展理念創新等方面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新常態下的社會組織發展道路。

與會專家認為,未來三十年,數字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領銜打造的數字化綜合服務平台以數字化方式通過金融創新和發展模式創新完成全生產力要素重構,必將有效加快實體經濟創新發展,對於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增加社會就業、推動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現代服務體系建設,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社會生活和社會服務的現代化具有較強的示范意義。

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為大會做主旨報告,他從兩化融合與數字經濟的關係入手,回顧了中國數字化的進程,展望了數字中國的未來,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把脈。

為擴大數字化技術和平台在相關行業領域的應用,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與文化部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簽署了“數字科技文化發展基金合作協議”,與中國文聯簽署了“青年電影人發展基金合作協議”。年會中,中國數字信息與安全產業聯盟與有關單位簽署了戰略合作協議。年會還表彰了14個先進集體和45個先進個人。

在人類現代工業發展史上，每一次新熱潮都蘊含著新的技術進步。從蒸汽機、電力、汽船、鐵路、石油，到計算機、光纖通信、人工智能，技術的躍進意味著生產力的極大釋放，意味著資源配置效率質的進階。近些年來，隨著ICT技術的成熟與普及，尤其是通過各個方向的商業化探索，公眾對互聯網、智能終端、4G、wifi……從觀望、熟悉，甚至到須臾不離;沒人能否認現代信息技術對生產、生活、連接方式的重大影響。我們曾經熟悉的工業時代的資源、生產要素、組織方式、行為邏輯都在動搖。今天，我們把信息技術革命、互聯網思維、智能制造等提法聚焦到“數字經濟”這個主題，其實是默認一個新的生產力“大躍進”時代的到來。這個時代將以數字為核心，圍繞數字價值重新構造新的經濟過程、社會結構，甚至是文化心理。

“數字”或者說是數字承載的信息(也可以稱為數據)從兩個方向改變甚至顛覆傳統經濟活動的脈絡，一是促進資源更有效率的配置;二是其本身作為一種資源要素參與經濟全過程。如果進行粗略的劃分，“數字經濟1.0”時代圍繞第一種價值，即在現有的經濟條件和規則內，通過現代信息技術使溝通更便捷，使信息更迅速地傳導，優化了從生產到消費的渠道，這類似鐵路的作用，它直接降低運輸成本，更大發揮各種經濟資源的價值潛力。“數字經濟2.0”時代更多圍繞第二種數字價值，即依托一種新資源——數字開展經濟活動，這背後有巨大的價值潛能可以挖掘。有人將數字比喻成石油，是一種新的戰略性物資。最為難得的是，與石油、煤炭這類有形資源相比，數字資源依附於知識資本，其規模報酬收入不降反增，蘊含著巨大的增長潛力。因此，“數字規模”的意義將遠遠超過工業規模，其對應的投資邏輯、金融邏輯、產業監管邏輯、宏觀管理邏輯都將發生深層變化。

阿里巴巴的存在，正是對“數字經濟”時代已經到來，並且深刻改變著實體經濟運行方式的最好印證。2017年，阿里巴巴納稅366億，比去年增長50%，平均每天納稅超1億元，帶動生態上下遊納稅超過2900億元;在創造就業方面，僅阿里巴巴電商平台，就直接間接創造3300萬就業崗位。

阿里巴巴親身示范了“數字經濟”的兩種價值，阿里巴巴的電商平台的核心價值正在於對數字價值的充分挖掘。一方面，阿里巴巴通過“新零售”，重構了零售的渠道和用戶端資源，有效整合供應鏈上下遊，有效優化了傳統的商業資源配置方式，也有效擴大了中國企業和中國品牌的市場空間，成為以利用數據這一工具升級傳統產業的典范。。另一方面，阿里巴巴推進“新制造”戰略，以大數據為武器，讓數據直接滲透到生產領域，科學分析消費者的核心需求，為商家提供可靠的行為預測。從天貓的創新中心到美的的洗碗機等一系列新物種，阿里巴巴在挖掘數字資源潛力方面已經走在了前頭，從這個意義上說，數據已經成為制造業新的生產資料，制造業的深度變革已經發生。

阿里巴巴自身是產業變革的重要推手，掀起的電商平台熱、技術經濟熱、互聯網熱，更對中國企業家群體產生重大的激勵和影響。在近兩年的企業調研中，我們發現，中國的民營企業家無論從事傳統產業還是科技型產業，言必稱馬雲，阿里模式，平台經濟。雖然其中很多有盲目跟風之嫌，但是必須承認阿里巴巴的快速發展，引發的一系列對新技術、新模式、新思路的探索是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一針重要“強心劑”。可以說，阿里巴巴示范作用的外部性是多層次多領域的。

阿里巴巴數字經濟實踐成果斐然，證明了“數字經濟”絕不是虛擬經濟，它不與實體經濟爭利，而是更好賦能實體經濟，創造社會價值。阿里巴巴納稅的“真金白銀”，創造的就業機會，都反映著這個新型“經濟體”的強勁活力。從簡單的電商平台到集商業、物流、金融、制造等系統數字化解決方案一體化的提供商，阿里巴巴踐行著將“數字經濟”與我國市場優勢、產業優勢相結合，後發先至的務實創新路徑。

數字經濟大勢所趨，在新時代的開端，明星級企業的模式、目標、原則和文化對於塑造整個產業的走向至關重要。回想美國AT&T作為電信業的開宗立派者，其最早倡導的“普遍服務”(無論提議動機如何)，即使到今天仍然是行業默認遵守的基本義務。我們期望，阿里巴巴能夠繼續秉承“俠之大者，為國為民”的理念，為中國“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樹立標杆，推動中國在“數字經濟”發展過程中佔據全球競爭的主動權，有效促進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全球知名咨詢公司麥肯錫發布報告認為，中國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前景可期。

這份名為《數字中國：提升經濟全球競爭力》的報告指出，當前中國擁有全球最大電子商務市場，2016年中國電商交易額佔全球電商交易總額比重超過40%;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移動支付市場，去年移動支付交易額相當於美國的11倍;在全球260多家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初創企業中，中國企業約佔三分之一。

此外，中國在多個數字經濟領域的風險投資規模均位列全球前三，包括虛擬現實、自動駕駛、3D打印、機器人、無人機、人工智能等。

報告認為，市場體量龐大、數字化生態圈豐富、政府持開放態度等三方面主要因素成就了今天中國數字經濟的繁榮。

中國市場體量龐大，網民數量可觀，為數字經濟規模化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2016年，中國互聯網用戶數達到7.31億，超過了歐盟和美國的網民總和。

中國互聯網三巨頭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BAT)主導建立豐富的數字化生態圈已延伸到消費者日常生活各個方面，而生態圈中包括BAT在內的企業競爭進一步促進各項技術推陳出新。

此外，報告認為，中國政府對數字經濟創新態度開放，此外，中國政府從多方面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當晚舉行的報告發布會上，麥肯錫資深董事合夥人、全球研究院院長喬納森·沃策爾說，中國擁有全球最活躍的數字化投資與創業生態系統，依托全球規模最大的本土市場以及充足的風險投資資金，中國企業舊有的效仿西方發展模式已成功轉型為創新引領模式，中國已經成為消費者導向型數字經濟的全球引領者。

近日，工信部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直屬的賽迪顧問發布了《2017中國數字經濟指數(DEDI)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對2016年全國31個省(市、區)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按從高到低分為四個梯隊，其分布情況基本符合從東部沿海向西部內陸逐漸降低的趨勢。其中廣東省以79.63的分數摘得數字經濟指數桂冠;此外，北京、貴州、天津、上海數字經濟發展的表現突出。

報告還在分析數字經濟的發展演變和特點的基礎上，提出了數字經濟的五型分類和評價體系，分別為：基礎型數字經濟、資源型數字經濟、技術型數字經濟、融合型數字經濟和服務型數字經濟。

報告認為，數字經濟是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後新的經濟形態，在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生產方式、驅動力、發展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型升級”與“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都與這些變化息息相關。目前，多個省市都在布局數字經濟，試圖以此實現經濟彎道超車。

根據報告，DEDI指數前五位排名依次為：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北京。它們指數均超過50，屬於第一梯隊。其中，廣東以79.63的分數位列第一，這也是唯一一個70分以上的省份。其餘各省的得分依次為66.33、60.46、53.64和52.03。

報告認為，廣東之所以能夠排在第一，主要因為該省基礎型數字經濟相對領先，電子信息制造業在全國首屈一指，2016年行業主營業務收入達到3.48萬億元;從技術型數字經濟來看，廣東得益於本地良好的技術基礎和資金優勢，省內企業對高新技術的投資熱情較高;在服務型數字經濟中，廣東在基礎應用方面較為普及，尤其在即時通信方面，廣東微信用戶佔全國總數的12.41%。

此外，從資源型數字經濟來看，廣東擁有全國接近半數的上市大數據企業和國內透明度最高的政務開放平台，在資源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中一枝獨秀;由於深厚的工業基礎和豐富的科研資源，廣東在融合型數字經濟總體排名中位列全國第三。

不過，報告也指出，盡管廣東在融合型數字經濟指數中排名第三，但在智能制造方面相對於江蘇、浙江等第一梯隊其它省份尚有差距，省內智能制造就緒率僅有6.8%。

值得注意的是，對比DEDI綜合指數，全國資源型數字經濟指數發展相對滯後，僅有廣東一省的單一指數得分超過DEDI綜合指數。報告認為，這說明中國對數據生產要素的價值尚未開發成熟，數據的收集、處理和交易能力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大數據產業未來的發展還有很大的市場潛力。

根據報告，各省的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從高到低可以分為4個梯隊：

第一梯隊：包括廣東、江蘇、浙江、山東和北京5個省(市、區)，DEDI指數超過50;

第二梯隊：包括上海、福建、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河南、天津、河北9個省(市、區)，DEDI指數在35-50之間;

第三梯隊：包括遼寧、陝西、重慶、貴州、江西和吉林6個省(市、區)，DEDI指數在25-35之間;

第四梯隊：其餘11個省(自治區)，DEDI指數在25以下。

根據四個梯隊的區域分布情況，可以發現，基本符合從東部沿海向西部內陸逐漸降低的趨勢：第一梯隊的5個省市均位於東部地區;第二梯隊主要在東部和和中部地區;第三梯隊分布於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第四梯隊則主要分布在西北和其它內陸邊疆地區。

第一梯隊憑借傳統產業的基礎優勢，加上進入高新技術產業領域較早，在“兩化”融合和“互聯網+”的產業浪潮中響應迅速，數字經濟整體發展情況良好。

如江蘇的電子信息產業僅次於廣東，2016年電子信息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的收入分別為2.75萬億元和0.81萬億元。北京憑借大量的科研資源和創新優勢，在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方面優勢明顯，2016年北京的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收入超過6000億元。報告還特別提到了山東在服務型數字經濟發展的成績，稱其在互聯網醫療方面使用率較高。

在第二梯隊中，上海、福建和天津等省市在產業創新發展方面各具特色，但從分項指標來看，相對於第一梯隊，其資源型和服務型數字經濟指數相對弱勢;而四川、湖北、安徽、湖南、河南、河北等6省憑借傳統產業基礎和新興產業領域的消費紅利，得以躋身第二梯隊。

第三梯隊中，東北地區佔據兩席，兩省在融合型數字經濟指數上相對滯後。其餘西部內陸省份整體數字經濟發展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報告認為，中西部地區在資源型和服務型數字經濟領域仍有突破空間。東部沿海地區已經在承接國際電子信息相關產業轉移、搭建全球高端人才、技術鏈接方面取得絕對優勢。

但與此同時，中西部地區作為“一帶一路”戰略的重點扶持區域，在基礎設施提升、資源鏈接、市場開放、政策先行先試等方面享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將為中西部地區的數字經濟發展，特別是資源型和服務型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重大發展機遇。

如果將DEDI綜合指數的排名和GDP排名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兩個指標的排序基本吻合，即GDP規模較大的省(市、區)往往可以取得較高的DEDI綜合指數排名。但部分地區也有所差異，如北京、貴州、天津和上海四個省市，DEDI綜合指數排名顯著高於GDP排名，分別高出8個、7個、6個、5個名次。

報告認為，北京、上海的基礎型和服務型數字經濟發展指數得分較高，主要得益於兩地良好的科研資源，新興產業尤其是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發展迅速，同時兩地第三產業發達，使用互聯網數字服務的活躍用戶數量較高。

天津的融合型數字經濟發展良好，本地的數字經濟發展主要側重制造業，在數字化設計工具普及、智能制造就緒程度和企業電子商務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現。

而貴州的資源型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帶動了綜合指數的整體提升，貴州政府針對大數據產業提前布局，境內設立了全國首個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在國家大數據行業的整體布局中佔據重要地位。

除了高出GDP排名的，也有DEDI綜合指數排名明顯落後於GDP排名的省份。如內蒙古、河南、廣西和河北四個省(自治區)，分別落後9個、7個、5個、5個名次。

以河南、河北為例，兩省基礎型數字經濟發展緩慢，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發展相對滯後，河南、河北2016年軟件業務收為331億和226億元，與東部地區8396億元的平均值仍存在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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