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廣泛復甦 中國經濟穩健增長

由於全球貿易回暖，中國經濟增長勢頭超預期，亞太地區國家，尤其是亞洲發展中經濟體今明兩年經濟將保持穩定增長。

亞行成立50年來，為促進亞太地區減貧和經濟社會發展以及亞洲區域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亞行應加強與中高收入國家的合作，提升本地區經濟一體化水平，加大對基礎設施、衛生、教育等領域的投入。會議肯定了亞行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開展聯合融資對促進本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當前世界經濟仍在深度調整，經濟全球化遇到挑戰，貧富差距、南北差距問題凸顯。作為佔全球一多半人口的家園，亞洲目前還有3億多貧困人口，亞洲的發展任重道遠。希望亞行利用好內外資源，大力支持創新驅動發展，促進亞洲發展理念創新、機制創新、技術創新，不斷總結、傳播、分享亞洲發展經驗，促進亞洲共創繁榮。

亞行區域合作工作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內涵高度契合，希望亞行加強與“一帶一路”相關方的戰略對接，進一步促進亞洲互聯互通，推動亞洲區域合作向縱深發展。

中等收入國家是減貧發展的實踐者，是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者，也是減貧發展經驗的重要來源地。希望亞行進一步明確自身宗旨和戰略定位，在加強對低收入國家支持的同時，深化與中等收入國家的全面合作。

自1986年加入亞行以來，中國與亞行建立了全方位、寬領域、平等互利的合作夥伴關係。中方願繼續深化與亞行的全面合作，共同推動亞洲地區減少貧困、共創繁榮。

新的一年，中國經濟亟待破解哪些新矛盾?必須堅守哪些底線?

解讀人：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 劉尚希

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經濟研究所所長 高培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部部長 趙昌文

2018年是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關鍵一年。立足新方位，面對新矛盾，如何推動高質量發展?近日，我們邀請4位專家共同解讀今年中國經濟怎么看、怎么幹。

怎么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動高質量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怎么看2018年的高質量發展?

潘建成：高質量發展階段內涵非常豐富，重點是把握與過去近40年高速發展階段的對比。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成就舉世矚目，但高速發展也伴隨著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收入差距擴大，經濟增長對投資依賴過大，生產要素的投入產出效率不高，受制於全球經濟環境變化的因素增多，經濟風險不斷積聚，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凸顯。這樣的高速增長難以為繼。

高質量發展意味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發展，意味著依靠產品質量和品牌而不是低廉的人工成本和資源價格來開展競爭，意味著勞動生產率、資本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升，意味著經濟內生動力、創新動力的增強，意味著金融與實體經濟更緊密的融合，意味著風險防控能力的提高，意味著發展的協調性和平衡度不斷完善。

劉尚希：高質量發展涉及三個方面：物的質量——商品服務等供給的高質量;人的高質量——人口、勞動力素質，勞動者技能的提升;環境的高質量——生產生活所處環境的改善。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內涵是結構升級，是結構的高階化。這個結構，不僅是經濟結構，還包括區域、分配等發展結構的優化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表明我們的發展到了新的曆史階段。追求高質量發展與適應引領經濟新常態一脈相承。

如何激發民間投資積極性?

記者：2017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一直下滑，特別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仍不夠高。2018年，如何激發民間投資以及各類市場主體活力?

潘建成：2017年投資增速回落是正常的，這一定程度上正是結構調整取得成效的體現，其中1—11月民間投資增速為5.7%，一年中雖增速有所回落，但仍比2016年同期加快2.6個百分點。采礦業民間投資大幅下降近20個百分點，鋼鐵、有色金屬等資源密集型產業也出現明顯下降，但IT設備投資增速高達27.5%，衛生和社會工作投資增速高達24.8%，文化、體育、娛樂業投資增速也達到14.8%，表明消費結構升級和產業結構升級對民間投資的積極影響。

激發民營企業活力，重在進一步落實產權保護政策，完善企業經營環境，弘揚企業家精神。從根本上說，這是主動夯實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微觀基礎，而不是被動應對數量上表現出的投資增速回落。

劉尚希：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下滑，主要是民間投資積極性不高，反映了市場主體活力不足。國企改革取得更多突破，能為民間投資提供更大市場空間。今年工作重點首先要以產權為基礎、以資本為紐帶，抓國資、國企改革，大力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

發展國有經濟，重點要放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上。從國有企業轉到國有資本，是國有經濟微觀基礎的重大變化，分清產權和所有權，為國有資本更靈活地配置創造條件，為國企改革創造條件，增強了國有經濟的包容性、開放性，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可以相互融合，民間投資有更大天地，也使大量國有資本存量資產得以盤活。

防控金融風險為何是重點?

記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這是否意味著金融形勢趨於嚴峻?防風險該抓哪些“牛鼻子”?

高培勇：從國內看，當前金融風險與財政領域的風險交織。財政領域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就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近些年，在拉動GDP和“出政績”等多重因素作用下，不少地方長期積累形成了龐大的地方政府“隱性”債務。一些地方違法違規舉債、違規擔保屢禁不止，這些違法違規債務，很多是向銀行舉借的。一旦處置稍有不慎，可能引發連鎖反應。

因此，防范金融風險，必須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通過供給側改革，控制財政風險的源頭，疏解和釋放風險壓力。在有效規范地方政府債務的同時，還要全面理順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打好防范化解財政風險的基礎。

趙昌文：把防控金融風險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點，首先是因為近年來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產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金融業淨利潤遠高於制造業，導致創新要素“脫實向虛”，互聯網金融熱、資本運作熱、就業金融熱較明顯，不利於創新驅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

其次，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金融創新泛濫，過度金融化、資金空轉現象較突出，金融風險日漸積聚，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安全基礎受到一定威脅。

金融是實體經濟的鏡像反映，無論是金融與實體經濟報酬結構嚴重失衡，還是宏觀杠桿率快速上升以及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不強，都充分說明金融業強勁的虹吸效應會大大削弱實體經濟發展根基，必須加以高度重視。

要著力解決“脫實向虛”問題，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房地產與實體經濟再平衡。除了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還要積極推動金融業薪酬激勵機制改革。

劉尚希：越是高質量的發展，越要防范重大風險，保持穩中求進。社會分工越發達，彼此依賴性越強，“風險網”上任何一個點發生風險，會傳導、引致更多風險。目前，很多創新是顛覆性的，又有“無界”的特征。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特別要防范化解“對風險管控不當”引發的新風險。為此，政府首先要做好“風險分層”，並明確自身的定位。現在，解決一些宏觀審慎監管難以落地的問題，需要監管機構對“風險”進行科學分層，公共風險由政府管控，而個體風險需要由市場自己消化。未來，監管部門應重在監測，謹慎出手，多用市場手段實現優勝劣汰。這要求相關部門切實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同時加快建立與新的風險形勢相適應的金融監管體制。

哪些基礎性改革最值得關注?

記者：2018年，在基礎性關鍵領域有哪些改革值得期待?

劉尚希：通過完善產權制度來推動國企改革，要完善一些基礎性工作，比如，在國有產權向民營資本出讓的過程中，如何建立市場化機制，實現平等交易?如何保護民企形成新的產權?對國有資源使用權、土地開發權、經營權和轉讓權，如何有效保護?這些都是重大課題。目前有《物權法》，但相關法律法規不配套，亟待完善。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們必須完善相關法律制度，增強市場產權交易的可預期性。

潘建成：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制度的改革。這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動作。過去多年經濟呈現的快速增長，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關聯密切，而粗放模式帶來的弊端，也與對地方黨政領導政績考核中偏重GDP等數量指標、忽視發展效率和資源環境保護等質量指標有關。考核從數量轉向質量，指揮棒的方向發生大變化，指向了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防治污染與穩增長能否平衡?

記者：生態文明建設穩步推進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一大亮點，也是2018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但是這兩年，防污治污與企業運行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之間，出現了不小的沖突。如何在高質量發展這條道路上把握好二者的平衡點?

趙昌文：首先要明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組成。一段時間以來出現的問題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新時代、新階段，企業面對的環保要求比過去提高了，不能延續老觀念、按照舊標准做事，地方政府也不能繼續以速度與規模至上，搞差異化監管甚至出現監管套利的情況。另一方面，環保標准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一定要在提高標准、提升技改水平、加強管理的過程中，平衡好各方面關係，不能操之過急，注意循序漸進，比如明顯落後的地條鋼企業一定要淘汰，但有些企業按照過去的標准是合格的，要給這些企業一定的時間，限期改造達標。

潘建成：有些地區部分產業受到較大影響，尤其是一些環保壓力較大的中小企業困難加劇，是綠色發展中的陣痛。好比吃藥會有副作用，但不能有副作用就不吃藥，那樣就沒辦法根治主要的疾病。綠色發展必須要堅持，但在污染治理中，要注意使用法治手段和市場手段，盡可能減少行政手段，避免因治理方式過於簡單甚至粗暴導致出現一些民生問題。

劉尚希：科學的推進方法很關鍵。有關部門既要及時、定期發佈環保要求，明確各項指標，引導預期，也要給企業留出消化環保成本的時間，不能搞運動式、人為造成經濟波動。一開始就要做好頂層設計、科學論證。

經濟發展面臨哪些不確定性?

記者：2018年，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有哪些?面對那些“黑天鵝”與“灰犀牛”，如何實現穩中有進?

趙昌文：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企業預期逐漸向好，市場信心不斷增強，金融風險有序化解。不過，經濟運行仍面臨下行壓力，內生增長動力還不夠強，金融領域“灰犀牛”風險依然存在。縱觀全球，經濟可持續發展總體上靠技術進步和制度革新的雙輪驅動。後發優勢將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構成中國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源源不斷的動力。同時，需要依靠改革，使後發優勢蘊含的潛力得以釋放。

潘建成：我認為，主要不確定性有四方面：

一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存在不確定因素，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趨勢有可能抬頭。

二是風險防控尤其是金融風險防控，可能一定程度上造成流動性的變化。

三是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持續較大幅度上升對2017年的經濟增長產生了重要影響，包括推動利潤快速增長，促進企業庫存的正向調整，降低了企業杠桿率，增強了企業信心等。2018年PPI上升動力趨於減弱，而上遊價格上漲對下遊的壓力趨於上升。

四是污染防治持續加碼，可能對相關產業和部分過於依賴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地區進一步產生壓力。

面對這些不確定性和挑戰，首先要看到，推動高質量發展是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經濟規律發展的必然要求，沒有其他任何選擇。同時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是正常、健康的，是符合預期的，在合理范圍之內;隨著人口結構變化、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以及高質量生產生活方式理念逐漸形成，我們承受經濟下行的容忍度在提升。

要堅持久久為功的長跑思維，改變對經濟增速變化過度敏感的習慣，認識到今天就業“穩”的基礎比過去更牢固，質量“進”的要求比過去更明確，將目光真正從數量、速度轉向質量、效益，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在十九大之後的開局之年為高質量發展打下堅實基礎。

劉尚希：一些改革政策沒有真正落地生根，有可能成為新的不確定性風險來源。因此，加快政府自身改革是防范“黑天鵝”的最有效方法。

2018國家發展與城市治理青島高端論壇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青島分院成立儀式於6日在青島舉行。中共青島市市委副書記、市長孟凡利，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等知名學者出席論壇，並圍繞本次論壇的主題“國家發展與城市治理”參與討論。

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就2018經濟形勢發表主旨演講，發言如下：

每年分析宏觀經濟的團隊都在展望來年的經濟，都會提出自己的看法，今年與往年最大的不同是所有團隊一致出現樂觀情緒。回顧過去幾年裡面，2013年金融方面一些問題，工業領域價格持續下滑的問題;2014年問題開始顯現，地方投融資平台難以為繼，東北經濟出現塌陷;2015年股災，同時還出現局部一些地方的金融塌陷問題;2016年大家也心事重重，但今年不一樣，各個宏觀經濟研究團隊都認為2018會更好。

今年大家普遍認為增速到了一個新平台趨緩，趨穩主題。經濟會更好是核心，大家給出很多共識性的答案。

國際形勢一片大好，幾大經濟板塊，七大經濟主體，經濟同步上揚，會導致我國的外貿需求會持續上揚。外貿的這一種持續上揚，為中國經濟會注入很重要一種活力和推動力。

國內房地產市場也還不錯，消費還會依然強勁，2017年1月至11月份，消費增速依然保持兩位數。網購消費速度依然保持在30%左右。因此大家突然中國人是在全世界消費能力最強大一個國家，並且呈現出日新月異的一種發展狀況。所以2018年，收入有保證，供給側結構型改革，如果加強高端供給和高端服務這樣的短板，我們消費的釋放會更上一層樓。

看中國的經濟怎么樣，不能只看東北而是要看一看深圳，深圳的高新區是新動能的這一種展現，新動能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的支撐力。新時代新現象，新經濟所展現出來新面貌，讓大家感覺到祖國會更好，新動能，新產業，新技術推動動能的轉化，因此大家預測2018年中國經濟形勢會更好。

然後，學者的使命不是要形成共識，而是在共識中間尋找到風險，在樂觀中間看到風險。對2018年的經濟的預測也存在分歧，比如：OECD對中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為6.4%;最近舉辦的世界全球學者討論中國經濟，有學者預測2018年世界經濟最大風險有兩個，第一個歐美的金融泡沫;第二個中國能不能夠真正的進行深度改革，能不能夠真正的在結構性改革中間重塑中國的動力。因此他們認為世界經濟整體現象並不是像大家所展現的，不是一片樂觀景象。因此也有很多學者預測中國經濟增長率在2018年會有所下降，這就是不一樣的聲音。

很多團隊預測中國經濟增速會提高來源於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來源於對中國高新技術的信心，的確中國高新技術園區遍佈深圳、成都、武漢等，而且創新企業也在遍地開花，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但是任何一場創新，特別是真正的創新失敗率是非常高的，成功率不到10%。因此，重要的是我們要反思如果評估任何一個無論是市場主導型的創新，還是政府主導型的創新的失敗性。

中國國家級的高新技術區有156個，中國人具有創新特質，我們已經發展到真正的高技術，高水平，我們是人力資本大國，但是沒有邁入真正的強國行列裡面，因為創新的人與組織在中國依然非常稀缺。

在政策的角度來說，新一輪的創新會帶來一批新的企業、產業、技術，成功的在各類平台上面孵化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但是相當一部分的投資也會出現呆壞賬問題，而且問題更突出，由於杠桿的猛增，目前地方政府做很多產業引導基金，做很多招商引資的平台，地方政府的這種隱形化，杠桿化，導致新一輪地方政府的債務擴張，實際比上一輪投融資平台所帶來問題有可能還要凝聚。

如何處理這一問題?中國目前政策上持續性，已經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臨界點。特別是財政問題必須要轉向，要從高速度轉向高質量。如果從實實在在的角度講，就是要從過去高赤字率轉向一個適度的赤字率。一個可持續債務率和一個可持續金融穩定性。因此，我們會看到過去依靠這種穩增長政策所支撐的一系列的假像，都會逐步逐步的顯露出來。現在是考驗我們實際上的政策轉變，和政策的可持續是很重要節點。

我們必須要從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地方政府的債務約束下的行為模式來解讀財政政策的走向。要從中國的金融風險，整個的風控發展趨向來解讀貨幣政策的這一種變化。2018年第一個利率水平有一個持續上揚的過程，政府的扶持力度要逐步放緩。因此我們也會看到，我們在認識中國這一種的結構轉化，認識中國新動能變化過程中間會有一個更深刻的過程。所以當我們談到對於風險和分析認識，依賴於對一些深層次的政府行為的認識，而不是簡單概括與描述。

因此，我們依然會有很多分析，依然有很多不確定性，這一種不確定性來源於政策定位的不確定性、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金融風險釋放的路徑的不確定性。

學者預測預計2018年中國的經濟形勢會更好。實際上來源於我們對於新政治周期的期盼，來源於我們對於關鍵性，基礎性改革的期盼。黨的十九大報告，以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改革作為最核心的要點，這是我們值得期盼的，但是深度和廣度怎么推行，是要真正來深入研究的一個話題，所以這一個不確定性也是我們要高度關注的。

在這些不確定性的基礎上，再來認識中國經濟會發現，中國經濟發現總體來講會更好，但是艱難會很多。最大的一個艱難還是在於政府體制改革，在於政府債務率約束下的種政企關係、銀政關係、銀企關係的重塑。

經濟學家許小年1月6日在中金財富論壇上說，根據他的觀察，中國經濟正在進入後工業化時期，在宏觀的層面上，後工業化時期沒什么太大的驚喜，但在微觀層面上，卻可以看到很多投資機會和資產配置的機會。

他結合自己的研究給出了三個經濟亮點和投資主題。

第一是行業的整合與重組。許小年說，一方面很多行業中小企業的日子越來越難過，但在每一個行業都可以發現，有一些企業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日子反而比過去過得更好。原因是市場份額正在向這些企業集中。投資就要跟著這些有產品有技術的公司，它們有可能成為行業整合與重組的龍頭。

許小年舉例說，中國汽車整車生產廠有70家，而美國只有兩家。這就說明中國的汽車生產行業過去分散，整合勢在必行。另一個例子是零售業。中國最大的零售商是京東，2017年銷售額2000多億，只佔中國零售銷售總額的1%，最大的傳統零售商銷售額1000多億，份額更低。而在美國，沃爾瑪一家的市場份額就接近20%。

許小年說：“這種過於分散的狀況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只要市場力量發揮作用，一定是成本低的、效率高的企業去整合那些效率低的企業。因此整個行業的重組勢在必行，整合可以產生規模經濟效益，可以提高企業的研發創新能力。在這個整合過程中，有著很多的投資機會。”

第二個亮點和投資機會是消費升級。隨著國民收入的提高，人們的消費會從日常的剛性消費轉向包括休閑、體育和旅遊在內的非剛性消費，從標准化產品轉向定制化產品。比如，高瓴資本收購了百麗國際，目的就是要在未來做定制鞋。定制化消費的需求就是消費升級的一個領域。

第三個投資主題是制造業和服務業升級。消費升級是需求側的變化，制造業和服務業升級是供給側的變化。許小年拿iPhoneX舉例，iPhoneX和其他代iPhone有一個大區別，那就是攝像模組從過去的2D變成了3D，從二維變成了三維。手機的三維相機模組就是制造業升級的一個機會。再比如，一家火鍋店在研發機器人帶位，機器人根據用戶消費習慣推薦菜品，以及機器人在後廚配菜。

許小年說，看到微觀層面上的這些企業進行的創新活動，讓他在宏觀層面上的悲觀情緒一掃而空，因此，他建議，“少看宏觀，多看微觀，在判斷未來經濟的時候少看政策，多看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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