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想成為中國人的朋友”

“只看西方報道，你會以為一場衰退來臨。但只要去中國看一看，你就能感受到一種經濟內在的活力。”擔任過亞馬遜中國總裁的道格·葛這樣描述中國。

全球近四成的網上零售交易都發生在中國，現在每分鍾就有11家初創公司在中國誕生。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交易規模進入“萬億時代”，外商驚呼，中國遍地是黃金。

經濟活力的背後，是中國在互聯網、智能制造、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前沿科技行業的持續研發投入和領先局面。

研發經費在2016年達到1.57萬億元，比2012年增長52%，世界第二;

發明專利申請受理數年均超100萬件，世界第一;

全國人才資源總量1.75億人，較五年前增長43.8%，世界第一。

德國之聲網站專欄作者弗蘭克·澤林稱，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就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而言，2016年的歐洲和美國都乏善可陳，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遠超過歐美發達國家之和。

不知不覺，中國經濟從“被開除球籍”的危險邊緣，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並在越來越多的領域，展現出中國經濟的創新力、智造力，制定出中國標准，吸引越來越多的國家追隨。

荷比盧工商協會成員揚森·范滕博格認為，中國市場依然具備巨大的發展潛力。在經曆了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後，其活躍度依然令人印象深刻。近年來，中國正處於產業升級的關鍵節點，從長遠看，歐洲與中國的經貿關系互補性依然大於競爭性。正如《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文件中所指出的，雙方未來除了能夠繼續在傳統制造業領域尋求契合點外，在新能源、環保、高科技農業等新興領域亦存在廣闊的合作空間。在歐洲很多企業家眼中，中國市場的發展走向無疑是未來海外投資的重要“風向標”。

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的認可同樣促使著歐洲央行決策層“向東看”。此前，歐洲央行宣布完成了規模相當於5億歐元的外彙儲備投資計劃。人民幣不僅在史上第一次納入了其外彙儲備，歐洲央行亦一舉成為全球范圍內對人民幣投資規模最大的中央銀行。當地媒體對此評論認為，歐洲央行管理委員會在用實際行動證明，他們看好中國未來對世界經濟持續作出貢獻。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卡泰寧曾表示，在全球保護主義之風漸起，全球化進程遭遇多重不確定挑戰的關口，歐盟與中國均需堅定信心，保持合作，雙方應共同努力捍衛全球經貿活動的自由化與便利化。

歐盟中國商會此前發布的《商業信心調查2017》年度報告顯示，六成歐盟受訪企業將中國視為首選或前三投資目的地，另有56%的企業表示將考慮在合適時機追加投資額度。

渣打銀行和花旗銀行均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從6.6%上調至6.8%。渣打銀行表示，在中國經濟增長月度分析數據中，7項前瞻性經濟指標近期均取得不同程度改善，這意味著未來數月內中國經濟出現突然放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盡管下半年中國經濟可能面臨一定挑戰，但前景樂觀，預計今年將成為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首次加速增長的年份。

花旗銀行還將今年第三、四季度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分別從此前的6.5%和6.4%上調至6.7%和6.6%。花旗銀行表示，在高基數影響下，預計下半年中國經濟略微放緩，但仍將保持強勁增長，達成增長目標“幾無懸念”。

此外，亞洲開發銀行也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從6.5%上調至6.7%，並將明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由6.2%上調至6.4%。

亞洲開發銀行發布的《亞洲經濟展望》報告說，國內消費和進出口增長使得中國增長前景有所改善。一方面，居民收入穩定增長，公共支出不斷擴大，支撐國內消費情況持續向好;另一方面，部分商品價格自2016年的低位溫和反彈，疊加外需回暖，刺激了上半年進出口反彈。

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越來越多中國企業開始瞄准歐洲市場的商機。2016年，中國投資者在歐洲直接投資達到350億歐元，同比增長77%。從實際效果看，來自中國的投資不僅推動了歐洲經濟複蘇，也讓越來越多的“中國制造”為當地百姓所知。

歐盟委員會日前發布了頗具保護主義色彩的外資審查框架草案，尋求在歐盟內部建立一個針對外國投資的審查框架機制。歐盟委員會的這一決定立即在當地業界引發了爭議。不少意見認為，這不僅有悖於歐盟始終追求的自由貿易精神，亦會影響歐盟在世界范圍內的貿易自由化“旗手”形象。無論是瑞典、丹麥等倡導自由貿易的北歐國家，還是經濟複蘇態勢將企穩的葡萄牙、希臘等南歐國家，無不擔心歐盟的上述做法會對外國投資者釋放出“錯誤的信號”。

歐盟布魯格智庫高級研究員、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莉西亞·加西亞·赫雷羅近日建議，中歐應繼續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完善世界經濟秩序作出應有貢獻。她認為，歐洲未來應加強對華合作，盡早完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以“一帶一路”建設與“容克計劃”對接為契機，深挖中歐在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等領域的合作潛力。

當前，世界經濟增長低迷態勢延續，“逆全球化”思潮和保護主義傾向抬頭，怎樣“爬坡過坎”搞好發展?政府工作報告中有關深化改革、強化創新的內容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德國黑森州歐洲與國際事務司前司長博喜文對本報記者表示，去年中國首次成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的經濟發展對德國舉足輕重。從政府工作報告中可以發現，中國經濟走在平穩的大道上。報告強調了改革、創新和減少政府開支的重要性，也體現了中國對未來發展的思考。

“中國的結構改革已取得顯著成績，中國政府很清楚經濟領域的問題和風險。”格裏波娃指出，當前正在推進的結構性改革證明中國經濟仍很有潛力，可以戰勝困難，解決問題，化解風險。

“中國有著巨大的市場和優秀的人才，持續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深入推進‘互聯網+’行動和國家大數據戰略;全面實施《中國制造2025》等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的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和舉措，都十分正確。”韓國成均館大學金融學教授安玉花認為，這些彰顯了中國政府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的努力和決心。

日本富士通總研主席研究員金堅敏尤其關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創新的內容。他表示，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創新對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作用，進一步強調人才在創新中的決定作用，創新重心從量的擴大轉移到質的提高，更加注重創新對發展的引領實效。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取得大量的創新成果，有效發明專利已超過100萬件，處於世界領先地位。今後如何將這些創新成果應用於帶動經濟發展上，報告提出了新政策新舉措，除吸引全球人才外，更強調通過創新體制機制改革讓人才放心創新創業，注重創新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創新不搞閉門造車、更加注重利用全球創新資源，這一點令人欽佩”。

拉爾認為，實體經濟是國家發展的基石，中國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引領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不斷提高經濟質量，值得印度學習。

歐盟媒體《歐洲報道》出版人科林注意到，人工智能今年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這表明中國政府越來越多地思考如何確保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保持競爭力”。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針對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跨境經濟活動而形成的由價值觀、國際規則和國際組織構成的治理系統。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斷發展演變，逐漸形成如下特點。

以貿易投資自由化為主流價值觀。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貿易理論反映了生產要素在全球配置的內在要求，一經問世便迅速取代重商主義、貿易保護等理論，成為國際貿易的主流理論，也相應地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主流價值觀。正是在這一價值觀的引導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70多年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沿著保障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方向不斷演進，有力促進了經濟全球化和世界經濟繁榮發展。

治理規則涵蓋廣泛。規則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居於核心位置。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相比，當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具有明顯的規則化特征，因而這輪經濟全球化也被稱為基於規則的經濟全球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演進過程中，規則覆蓋面越來越廣、內容越來越細致完備。經濟全球化參與主體的規則意識也不斷增強，對國際經貿規則的尊重程度不斷提升。

治理機制具有多層次性。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並不是由單一的國際組織或治理機制構成的，而是由多層次治理機制構成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組織既各司其職又相互聯系。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二十國集團(G20)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成為多方溝通協調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平台。近年來，如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等區域合作機制快速發展，成為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演進的一個重要特點。區域貿易安排也顯著增多，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20來個迅速增加到目前的450多個。

治理主體多元。全球經濟治理主體具有多元性，政府和政府間國際組織一直居於主導地位，跨國公司、國際性非政府組織也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近年來，國際性非政府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數量急劇增加，影響力迅速上升。

治理行為的強制性較弱。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不存在具有強制執行力的世界政府，而是以溝通、協調、磋商、談判為運作方式，主要依靠各參與主體的合作來實現治理目標。世界貿易組織由於具有爭端解決機制而被稱為“有牙齒的老虎”，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執行協定的強制性，但對違規成員最嚴厲的處罰也只是授權利益受損方采取貿易報複措施。大多數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缺乏規則執行的強制性，一個國家違規的主要代價是國際聲譽受損。

治理體系具有演進性。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不斷演進的。首先，大多數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秉持由易到難、逐漸深化的原則，具有不斷發展和完善的內在邏輯。其次，隨著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不斷有新的議題需要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來處理，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提出新要求。第三，隨著全球經貿格局的變化，不同國家的國際影響力出現相應變化。影響力上升的國家希望修訂現有國際經貿規則，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演進曆史可以發現，開放合作是當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基調，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是其基本價值取向，國際規則旨在推動、維護和規范跨境經貿活動的發展。這反映了當今時代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有利於全球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進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對世界的繁榮發展和持久和平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當今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也存在諸多不足。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世界經濟低迷期，這些不足表現得更加突出，因而變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在多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入加速變革的關鍵期。作出這一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刻調整要求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加速變革。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和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快速發展，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在吸收外資中占比已經超過一半。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展中國家貢獻了約80%的全球經濟增量。但是，全球經濟治理的投票權、話語權分配並未充分反映國際力量對比的這一革命性變化。增加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投票權和話語權，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民主化，切實反映國際經濟格局的深刻變化，正在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世界銀行份額的調整、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等改革，拉開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民主化改革的序幕。

全球收入差距急劇擴大要求提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包容性。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經貿規則，本質上是有利於發達國家而不利於發展中國家的。這種不公正的國際經貿規則，導致國際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當前，全球收入的基尼系數高達0.7，收入不平等成為當今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發展中國家強烈要求國際經貿規則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調整。

一些發達國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方向性選擇。發達國家總體上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但也面臨傳統產業空心化的挑戰。這本來是各國按照比較優勢參與全球分工的結果，但由於一些發達國家內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存在缺陷，其國內收入差距擴大成為嚴重社會問題。國際金融危機凸顯了這一問題，加之互聯網推動了極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思潮的傳播，發達國家的一些群體錯誤地將本國的社會問題歸咎於經濟全球化，歸咎於其他國家的“不公平競爭優勢”。近年來，美國一改多年秉持的自由貿易主張，要求進行所謂“公平貿易”，試圖將國際經貿規則的調整引到對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歐洲一些國家內部也出現了日益強烈的反經濟全球化情緒。經濟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方向性選擇。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存在碎片化與低效率，已經難以有效應對國際經濟面臨的新問題。經過數十年的演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區域貿易安排縱橫交錯、疊床架屋，加劇了治理體系的碎片化，降低了治理體系的效率和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防范金融風險、培育經濟動能等方面的不足。同時，信息技術進步、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新情況、新問題也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新要求。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進入加速變革的關鍵期，呼喚推進改革的新智慧。變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已成為共識，但對於變革的目標和如何變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觀點。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中，片面堅持本國利益優先的觀念和做法只會帶來國與國之間更多的矛盾和沖突，合作共贏才是解決問題之道。世界各國特別是主要大國應從大局出發，以對全人類高度負責的態度，尋求共同利益，推動達成共識，負責任地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不斷提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公平性、包容性和可持續性，不斷提高全球經濟治理的效率與水平，推動經濟全球化健康發展。

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處於加速變革的關鍵期，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提供了曆史性機遇。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方案，引導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更加公平高效和更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方向演進，是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責任，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殷切期待。

堅持合作共贏，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大局。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逆轉。但也要看到，一些發達國家的反全球化聲浪與政策取向可能在短期內令經濟全球化出現波折。對這種風險要高度警惕、做好預案。應當認識到，維護經濟全球化大局符合世界各國的共同利益。因此，變革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不是要推倒重來、另起爐灶，而是要不斷完善現有治理體系。近年來，中國與國際社會加強合作，旗幟鮮明地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堅定不移地維護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例如：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地位，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下新協定的談判，推動多哈回合談判早日取得成果;推動二十國集團成為全球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平台，並使之成為長效機制;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發揮作用，共同提高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從維護經濟全球化的大局出發，積極推進區域經貿安排，堅持權利與責任平衡的原則，盡量照顧各方關切，加快區域貿易安排談判進程;弘揚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紮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為世界提供越來越多的公共產品;等等。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隨著世界格局的深刻調整，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決策機制正在從美國一國主導演變為“集體領導”。美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意願下降，進一步加快了這一轉變。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將更加積極地參與“集體領導”，與各國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一是明確變革目標，即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發展。二是貢獻新的理念。習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治理體制變革離不開理念的引領，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中國將堅持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動各國在國際經濟合作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努力使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數國家的意願和利益。三是分享中國發展經驗。中國30多年開放發展取得巨大成就，在經濟體制改革、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創新宏觀調控、扶貧減貧、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可以通過與國際社會共享經驗，促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四是貢獻中國倡議。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熱烈響應。要深入研究各國的共同利益，積極提出國際合作新議題、新倡議。

為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方案，應著力增強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能力。一是加強對全球經濟治理理論的研究，增強提出新理念、新理論和新倡議的能力;二是落實開放發展理念，提高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強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能力;三是樹立信息化條件下新的開放安全觀，妥善處理開放與安全的關系，以開放促進技術升級、制度完善，有效保障國家安全;四是高度重視全球經濟治理人才的培養，暢通人才流動渠道，鼓勵和支持更多中國公民到國際組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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