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始終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保持在6.9%，這是今年上半年中國經濟交出的成績單。這一GDP增速水平好於預期，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位居前列，表明我國宏觀經濟穩定性增強。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積極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推動中國經濟始終保持平穩健康發展的良好態勢。

今年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381490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9%，比上年同期提高0.2個百分點。這是我國GDP增速連續8個季度保持在6.7%至6.9%的區間，表明我國經濟運行始終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

經濟運行平穩，是我國宏觀經濟運行最顯著的特征之一。2013年至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分別為7.8%、7.3%、6.9%和6.7%。這些增速水平雖然不及過去兩位數的GDP增速，但仍十分不易。

當前，世界經濟雖然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由於科技進步、人口增長、經濟全球化等過去數十年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都先後進入換擋期，因此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場反複動蕩、國際貿易和投資持續低迷等多重挑戰。

從國內環境看，我國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經濟運行存在不少突出矛盾和問題，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突出，增長內生動力不足，金融風險有所積聚,部分地區困難增多。

面對國內外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黨中央從經濟發展長周期和全球政治經濟大背景出發，准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所處曆史新方位，明確了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

按照“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的大邏輯，我國始終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創新和改善宏觀調控，科學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經濟運行始終處於合理區間。2013年至2016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2%，高於同期世界2.5%和發展中經濟體4%的平均增長水平。

在國民經濟運行保持平穩的同時，與民生相關的就業、物價等指標表現同樣十分平穩。今年前8個月，我國城鎮新增就業974萬人。2013年至2016年，城鎮新增就業連續4年保持在1300萬人以上。就業形勢的總體向好，為居民收入保持較快增長提供了穩定的支撐。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比2012年增加7311元，年均實際增長7.4%。農村居民收入增速連續7年高於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持續縮小。

從物價看，今年前8個月，我國CPI同比上漲1.5%，遠低於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CPI漲幅預期調控目標為3%左右”的水平。2013年至2016年，CPI年均上漲2.0%。

綜合起來看，2013年至2016年，我國經濟實現7.2%的年均經濟增長速度、2%的通脹率、5%左右的調查失業率，這樣的運行格局難能可貴，符合經濟發展的內在規律，在世界范圍內一枝獨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只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

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准，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2010年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家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自身也存在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速度，而在於增長內涵，即存在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

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斷提高。第三產業發展加速，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之間更加平衡。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產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PMI)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前者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

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

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准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范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產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

我們的分析表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

這方面的改革包括：戶籍制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於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出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面臨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有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恒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向從生產函數的角度，觀察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現象。

第一，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導致工資上漲。

第二，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

第三，資本大規模替代勞動，導致資本勞動比的過快上升。

第四，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縮小，傳統模式下的城鎮化也即將減速。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該著眼於提高勞動參與率、生育率、人力資本和全要素生產率等方面，以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果。“三去一降一補”也是為了改進資源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們的測算表明，在相關領域推進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同時，以不同的力度和方式推進改革，會帶來不盡相同的改革效果。

固然，有人認為，就算不刺激，經濟也跌不到哪兒去，但是實質性推進改革就能取得更好的結果。我們的模擬表明，改革越徹底、力度越大，未來的潛在增長率就越呈現L型。

當前，世界各國形勢都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變化，特別是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很可能會對經濟全球化產生向後拉的動力。這個動力到底能不能把全球化往後拉?我們不知道，但至少可以一方面盡己所能地推進全球化，另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

這對於經濟學家來說有兩點：一是實現經濟拉動力向內需轉變;二是要進一步挖掘供給側的經濟增長因素，清除舊的障礙，所以我把新經濟增長因素看作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過去我們獲取人口紅利的主要手段其實是借助城鎮化，特別是農民工從農村、農業這些生產率低的部門轉向生產率高的城市和非農產業。這是一個重要貢獻，未來如果還能繼續保持下去，我們還可以得到經濟增長的動能。

另外，新型城鎮化可能還有一些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下面，我們分析一下改革時期傳統城鎮化如何為經濟增長做貢獻，今後其貢獻方式將如何發生變化。

第一，城鎮化主要是勞動力從農村轉向城市，給我們帶來了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勞動力供給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農民工一直在城鎮就業，但過去他們並沒有被統計進城市的就業人口裏。現在這部分人占的比重逐年增大，已經是穩定的城鎮就業人口了。

第二，我們知道對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是資本積累，因為資本回報率比較高、儲蓄率比較高，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才有這么大的貢獻。農民工或城鎮化為什么能夠做到這一點?在供給側，如果人口撫養比低，食之者寡，生之者眾，能夠把更多東西儲蓄起來形成投資，與此同時，勞動力無限供給、資本報酬遞減現象不會過早發生，因此資本回報率就會較高。目前的非戶籍人口，也就是城鎮化的新移民，他們具有更年輕、更具生產力的人口年齡特點。有了他們，我們整體城市的年齡構成更加合理，因此變得更有利於資本積累和資本回報率。

第三，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表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中來，不僅從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都對勞動力群體做出了貢獻。進城的農民工大部分集中在相對年輕的群體中，而這些相對年輕的農民工和城市中年齡偏大的那部分勞動者比較，受教育程度就高了，因此當他們進城替代了逐年退休的那部分年老的城市職工時，城市的人力資本得到了改善，因此我們說城鎮化對人力資本的貢獻是非常明顯的。

第四，經濟結構的變化和城市化，說穿了其實是一個“庫茲涅茨過程”。庫茲涅茨是美國的一位經濟學家，他認為整個資源流動的過程就是逐漸向更有效率的部門和地區配置的過程，因此整體生產率就會隨之提高。在過去幾十年裏，農業勞動力的比重和數量都在迅速下降，但是如果看統計年鑒會發現，我們還有29%的人口在務農。實際上，如果你到村莊裏，至少到縣城裏看中國經濟，就會知道農村哪怕一個40歲以下的勞動力，都很難找到。

農業越來越機械化了，因此一部分進入城市的農民越來越回不到農業中去了，他們已經穩定地從事非農產業了。這個過程就意味著這部分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就是我們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源泉，所以我們說它是“庫茲涅茨過程”。

我們需要推動城鎮化，需要進行改革。改革可以得到及時的改革紅利，也就證明，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加快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就可以提高城鎮化的潛在增長能力。

我們前幾年做了一個模擬，在2011-2020

年，如果每年非農產業勞動參與率(勞動率供給)能增加1個百分點，對應這個時期的潛在增長率會增加0.88個百分點，幾乎是1∶1。同樣，如果全要素生產率的速度提高1個百分點，對應的潛在增長率幾乎也會增加1個百分點，因此這兩項改革可以帶來真金白銀、實實在在、顯而易見的改革紅利。

在正確認識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轉變這一客觀規律的同時，我們必須抓住曆史性機遇,更加自覺地堅持以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推動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積極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杆、降成本、補短板，培育增長新動能，實現實體經濟升級，擴大有效需求，更好滿足人們個性化、多樣化的需求。

隨著各項改革舉措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加快，轉型升級成效明顯，經濟穩中向好態勢不斷鞏固，經濟持續發展的新動能不斷積聚，經濟運行質量不斷提升，經濟發展向中高端水平不斷邁進。

從產業結構看，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現價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2016年提升至51.6%，比2012年提高6.3個百分點。2013年至2016年，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8.0%。服務業持續較快發展，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帶動作用與日俱增。

從第二產業自身結構看，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加快實施，工業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增長明顯快於傳統產業。2016年，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現價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達到32.9%和12.4%，比2012年提高4.7個和3個百分點。

從需求結構看，各地區各部門按照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要求，積極擴大內需特別是著力發揮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居民消費潛力有序釋放，消費升級勢能持續增強，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2013年至2016年，我國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55%，高於資本形成總額貢獻率8.5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生動地表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正在穩步提升，“穩定器”和“壓艙石”作用日益增強。而且，消費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居民消費品質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消費形態由物質型向服務型轉變，消費結構升級成為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驅動力。

投資方面，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區各部門著力夯實基礎產業，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拓展基礎設施建設空間，優化基礎設施建設布局，一批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工程建成投產。更令人欣喜的是，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先進優質產能不斷擴大，高耗能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放緩，基礎設施薄弱環節特別是民生相關領域投資快速增長。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常態，經濟增速、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經濟發展動力均面臨全新形勢。不過，外界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前景依然充滿信心。

今年7月份，國家統計局公布完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數據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隨即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新內容，將中國今明兩年經濟增長預期分別上調0.1個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6.4%。此外，摩根大通和野村證券把中國全年經濟增速預期由6.7%上調至6.8%。亞開行將2017年和2018年的中國GDP預期增速分別由6.5%和6.2%上調至6.7%和6.4%。

國際國內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主要立足於中國經濟“四個沒有變”的判斷，即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餘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從今後一個時期看，隨著改革創新、結構調整、動能轉換的加快推進，支撐我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積極因素也將不斷增強。

首先，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全面深化改革，主要領域“四梁八柱”性改革全面鋪開，一些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市場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將進一步增強。特別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外溢正效應不斷顯現。

其次，我國已經建立起了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奠定了較為厚實的物質和技術基礎，有比較完整的產業體系和比較完善的基礎設施，形成了較強的抗風險能力。

從需求情況看，我國仍然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2016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距離發達國家80%以上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交通、水利、能源、信息基礎設施、管網等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一些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投資機會大量湧現，消費需求增長的潛力也很巨大。

再次，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不再追求高增長，而是追求在經濟增長速度合理下的結構優化，增強經濟的平衡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提升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各地大力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集眾智、聚眾力、彙眾能，全社會創新創業熱潮湧動，新動能新產業加快成長壯大，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假以時日，異軍突起的新動能必將構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支撐。

此外，“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不僅為調速換擋中的中國經濟提供了空間和動能，也為艱難複蘇中的世界經濟提供了機遇。

未來，無論風雲如何變幻，無論挑戰多么複雜，我們仍然要堅定信心，主動作為，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指引下,不斷適應、把握、引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統籌抓好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堅定不移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用改革深化穩預期，用政策連續強信心，用創新驅動增活力，促進中國經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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