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對於創投界來說，7月起將迎來一個專屬大禮包。

“自2017 年7 月1日起，享受創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的投資主體，由法人投資者擴大到個人投資者。”財政部稅政司相關負責人告訴本刊記者，“根據《關於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有關稅收試點政策的通知》，對合夥制創投企業的個人合夥人及天使投資個人直接投資於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滿2年的，予以按投資額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優惠。政策生效前2年內發生的投資也可享受前述優惠政策。”

事實上，我國早前就對創業投資實施差別化管理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第31條規定，自2008年1月1日起，創業投資企業從事國家需要重點扶持和鼓勵的創業投資，可以按投資額的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額。

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15年10月23日發布的《關於將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有關稅收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范圍實施的通知》規定，自2015年10月1日起，全國范圍內的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采取股權投資方式投資於未上市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滿2年(24個月)的，該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的法人合夥人可按照其對未上市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投資額的70%抵扣該法人合夥人從該有限合夥制創業投資企業分得的應納稅所得額，當年不足抵扣的，可以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抵扣。

而此次新規中，凸顯了對天使投資個人的鼓勵。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天使投資個人也成為創業投資的重要參與者，而且是支持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發展的重要主體之一。”財政部稅政司相關負責人表示，“將創業投資稅收優惠政策擴大到天使投資個人，對於鼓勵天使投資個人積極參與創業投資活動，在全社會營造良好的創業創新氛圍，推動中小科技企業的成長將起到重要作用。”

圍繞減稅降費，今年上半年召開的五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多項制度性、管長遠、見實效的措施，減負規模達到10010億元。

減稅方面，簡化增值稅稅率結構、擴大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小型微利企業范圍等6項政策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約3825億元。

降費方面，清理規范一批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和經營服務性收費，階段性降低失業保險費率、降低銀行業金融機構涉企收費、推進網絡提速降費、降低企業用能成本、推進物流降本增效等，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約3355億元。

在此基礎上，6月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出新的降費措施：從7月1日起，下調建築領域工程質量保證金預留比例上限、清理能源領域政府非稅收入電價附加、降低電信網碼號資源占用費等6項行政事業性收費標准、暫免征銀行業和保險業監管費。再加上各省(區、市)人民政府對地方涉企政府性收費進行清理規范，這些措施合計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2830億元。

減稅降費動真格，敢於接受監督才能確保有效落地。財政部門戶網站首頁上，近日開設了“全國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業性收費目錄清單”專欄，將全國31個省區市設立的收費項目和中央設立的收費項目全部納入“一張網”公示。公布內容包括政府性基金、行政事業性收費、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三個目錄清單。按照部署，中央和地方政府定價的涉企經營服務性收費清單也將在年內公布。

“全國收費目錄清單建立後，清單之外的收費項目一律不得執行，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有權拒絕繳納並向有關部門舉報。”財政部稅政司負責人說。

降成本是黨中央、國務院積極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助力實體企業轉型升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近年來，一系列降成本具體政策相繼推出。

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企業成本負擔現狀又是怎樣?

8月1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調研報告顯示，近年來實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顯著。同時，報告還指出，在我國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2016年8月份，國務院印發《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全面部署“降成本”有關工作。

“從調研省區的實際情況看，國務院降成本工作部署及地方政府結合自身實際推出降成本‘組合拳’，取得了降低企業稅費、融資、用能、物流、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良好成效。”調研報告指出。

本次調研課題組負責人、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介紹，這些舉措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較快增長、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發揮了重要作用。

降成本的成效得到企業的普遍認可。從線上調查數據看，對於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措施，26.4%的企業認為成效非常好，36.8%的企業認為成效好，僅2.1%的企業認為成效較差;對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認為非常好(26.1%)和好(37.1%)的企業共計占到了63.2%，只有1.3%的企業認為成效差。其他方面的降成本措施成效，企業認可度也都很高。

“減稅降費的效果最為明顯。”劉尚希表示，從實地調研情況看，2016年國務院減稅降費政策目標已經實現。通過全面推行營改增，采取大規模結構性減稅舉措，清理規范涉企收費，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更大活力。

比如，2016年山東省營改增減稅規模達327億元，省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實現“零收費”，每年可減輕企業收費負擔約100億元。福建省全面停征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落實國家擴大18項行政事業收費免征范圍，共計減少涉企行政事業收費約16.04億元。“從全國整體情況看，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行政事業性收費從2014年開始呈下降態勢。”劉尚希說。

“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印證了中央包括降成本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進一步顯現。”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說。統計顯示，今年前6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6337.5億元，同比增長22%;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69元，同比減少0.02元;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費用為7.29元，同比減少0.35元。

“這些數據表明，企業的利潤和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不斷好轉，降成本的效果十分明顯。”萬東華說。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項難度大、影響廣、挑戰性強的系統工程。”劉尚希表示，在我國依然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

萬東華也認為，降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關系的再調整。目前企業成本高企的問題仍然突出，嚴重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

調研報告指出，由於降低企業成本牽涉方面眾多，容易受到內外部複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導致當前降成本的政策紅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發揮遲滯。與此同時，推進“放管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難度較大，後續改革繁重。

“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晰、中介收費不規范、信息不對稱、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依然存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空間依然很大。”調研報告指出。

比如，當前存在多頭監管、監管過多、重複監管等現象，加重了下一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工作負擔和運行成本。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一些銀行采取大額授信權限上收總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貸政策，抽貸、斷貸現象嚴重，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緩解，“短貸長用”現象非常普遍，帶來了不小的金融風險。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聯運和信息化水平偏低、貨物中轉裝卸消耗過大、運行效率低等問題，也亟待關注與有效解決。

“與階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實體經濟企業健康發展更需要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特別是在完善金融組織體系、推動物流模式創新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等方面。”劉尚希說。

“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絕非一次性短期任務，需要統籌兼顧眼前和長遠發展需要。”劉尚希強調。

良好的社會預期，是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基石。調研報告建議，當前各項政策要發揮預期管理功能，增加社會資本投入政策預期的確定性。

要充分考慮稅費政策穩定對民間投資的影響，給民間投資服下政策的“定心丸”，將微觀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充分激發出來。

“在宏觀層面，在年度預算編制和中長期財政規劃中確定好減稅降費規模。在微觀層面，要在事中事後做好減稅降費的政策評估，跟蹤考察政策的執行情況，及時調整。”劉尚希說。

調研報告強調，放水養魚的政策導向應堅持，千方百計減輕企業不合理的稅費負擔，降低企業成本，提高實體經濟發展能力。地方債務已經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規模，出於防風險的整體考慮，依靠擴大赤字、債務來進一步降稅費，會擴大整體風險。因此，要進一步降稅費，就必須減少支出規模，至少不增加支出規模。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也認為，應該以政府支出的減少來支撐降成本。“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節用裕民’，這就是降成本的辯證關系，如果把裕民理解為給企業降低成本，節用就是政府削減支出。”他說。

“通過打破支出存量固化，調整支出結構，也可達到減支的目的。打破支出存量固化，一方面要轉變政府職能，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另一方面要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加快轉移支付改革。”劉尚希說。

在融資成本方面，調研報告認為，當前各方反映企業融資成本高，根本原因在於金融與實體企業之間的“經絡”不通，金融與實體企業沒有實現良性循環。一方面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融資環境惡化;另一方面，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風險劇增。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疏通‘經絡’，才能既遏制風險，又能從根本上降低融資成本。”劉尚希說。對此，調研報告提出了繼續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鼓勵組建政策性或社會資本發起參與的中長期信貸機構、積極發展區域性金融組織、推進中小微企業征信體系建設等建議。

調研報告認為，降成本最終需落腳到增強企業內生動力上來。推動企業降成本的根本路徑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創新，形成激勵機制，讓企業發揮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

黑龍江省政協主席杜宇新介紹，目前，黑龍江省企業降成本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是工商業電費負擔較重，二是企業養老金統籌負擔較重。

正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南存輝說：“國家出台了一系列降本增效的政策舉措，民營企業備受鼓舞。但由於一些政策落實不到位，存在中梗阻、懶政庸政怠政等，企業獲得感仍有待提高。”

南存輝認為，應加大督查和改革力度，保持簡政放權力度不減，整治懶政惰政，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政府性基金種類和繳費率，降低涉企收費;減少收費關卡、采用先進運輸方式，降低物流成本;破解體制機制障礙，降低用能用地價格和融資成本。

記者調查發現，當前仍然存在涉企收費主體較多、隨意性大，收費項目五花八門，一些行業協會商會依托部門職責和壟斷地位，強制或變相強制企業入會繳費等現象。

6月底召開的全國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電視電話會議指出，必須重拳治理，堅決斬斷“向企業亂伸的手”，決不允許把企業當成“唐僧肉”。對行業協會商會、各類中介機構收費項目要全面清理整頓，不合理的要取消，保留的要降低收費標准。

記者了解到，目前相關部門正對以企業為繳費主體的各類經營服務性收費進行清理規范。8月底前，國家發展改革委和省級人民政府將按照“雙隨機、一公開”原則，對行政審批中介服務、行業協會商會、進出口環節、電子政務等涉企收費開展全面檢查，對違規涉企收費問題嚴肅處理，公開曝光典型案件，並追究有關人員責任。

立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建弟認為，企業一些成本是剛性的，不可能無限下降，今後還要通過創造良好政策環境，促進企業自身降本增效。“降成本不能靠政府包辦，而要通過簡政放權、加大壟斷環節改革等營造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鼓勵企業加強自主創新、調整產品結構來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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