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永信網戒中心多不靠譜

“起立！”

一百三十多人齊刷刷地站起來。

“告別網癮！重塑自我！打造完美！”一個人帶頭喊起了口號，每句最後一個字都念成第二聲。

一百三十多個聲音整齊且語調一致地重複了三句口號。

“請坐！”

一百三十多人又齊刷刷地坐了下去。

背挺得筆直，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處，雙手放在膝蓋上，目不斜視，面無表情。違反以上任何一點，他們都有可能面臨懲罰。

時隔七年，一篇自媒體文章將臨沂第四醫院網路成癮戒治中心再次捲入輿論風波之中。這篇名為《楊永信，一個惡魔還在逍遙法外》的文章質疑，在2009年被衛生部叫停“電休克治療網癮”後，網戒中心主任楊永信仍在使用電刺激手段“治療”被送進去的網癮少年。

風口浪尖上的網戒中心倒顯得相當平靜。這裏依舊窗明几淨，被子疊成大小一致的豆腐塊。盟友們依舊整齊地坐在點評教室裏，對面坐著父母。他們將會在這裏接受心靈洗滌，孝道培養，必須悔悟人生，痛改前非，可能會和父母抱頭痛哭，然後全家跪下感謝楊永信和中心的大恩大德。

罵名洶湧而來，中心裏的家長們覺得憤怒，無法理解。他們不能接受網上對於“家長愚蠢”的指責，並認為網戒中心是拯救孩子的最後一根稻草，而線民們無法理解他們的痛苦。

在家長們的描述中，送孩子來此的父母並非全部都是沒有文化的底層人，有老闆，公務員，醫生，甚至有大學教授。“哪個父母不愛自己的孩子，我們家長又不是傻。”按照中心的收費標準，每月的住院費是6000元左右，這不包括吃飯的費用，父母中必須有人全天陪護子女。

發酵的輿論只改變了家長們對媒體的態度——他們在網戒中心樓下巡邏，警惕來訪的陌生人，並對表露身份的記者拍照錄影。一家上海媒體的兩位記者曾扮作家長採訪，再次來訪時，她們在走廊裏被認了出來。一位母親跟在身後大喊：“她們說謊！我們不相信說謊的人！”

從2006年至今，超過6000人在“四院”接受過治療。

2009年，衛生部一紙禁令，叫停了電休克治療儀在網癮治療的使用。網戒中心把“電休克治療”改為“低頻脈衝電子治療”。

但7年過去了，仍有人被源源不斷送到這裏，成為網戒中心的“病人”。

對很多人來說，“四院”是一個忌諱的名詞。他們更願意用“那兒”來替代山東省臨沂市第四人民醫院網路成癮戒治中心。

張旭同第一次進“四院”是2007年，當時那裏還沒那麼大爭議。他在通宵打遊戲時，能看到網上有人喊“小心你被電”之類的。不久以後，他真的被電了。

父母找了幾個親戚強行把他從在網吧帶了出來。16歲的張旭同很平靜，一臉“要殺要剮隨便你，反正我還會跑出來”的表情。

他很聽話地跟著走，到了“四院”下車一看，心中想著“就這樣?不過如此”。

網戒中心“電擊”治療的房間門牌為13室。在這間屋子裏，有個穿白大褂的人對他說:“來，我們做個檢查，檢查一下你有沒有網癮。”說罷，8個盟友用力按著他的身體，給他嘴裏塞進了牙套。

一陣“滴滴滴滴”聲之後，有人拿著兩個白色小棒，從他的眉心往兩邊太陽穴上滑。瞬間，張旭同看到眼前一道白光，類似於閃電，貫穿腦袋左右，猶如兩個小錘用力敲擊著太陽穴。

他想掙扎卻動不了，只能張口大罵。可“他媽的”最後一個音節還沒說出口，第二輪“閃電”又一次來襲。第三次，第四次……

一個聲音問道:“還罵嗎?”

“不罵了。”

“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裏嗎?”

“不知道。”

張旭同眼前的閃電又開始交織。他只能意識到自己發出了“嗚嗚嗚”的聲音。

“我不聽話……”

“等會兒出去知道怎麼跟你父母說嗎?”

“知道，我好好說。”

“好。讓他起來吧。”

盟友鬆開手，張旭同下床的時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後來他才知道穿白大褂的人正是網戒中心負責人楊永信。

他至今無法用語言說清那種感覺，“那種對人心理的把控，讓人確實感受到你是真的錯了，電擊會讓你真正心服口服。就像小說《1984》，你想什麼，老大哥都知道。”

出門見到父母，他很“自然”地跪下，抱著他們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那種餓了想吃奶，想找媽媽”。

母親也抱著他哭，那種“喜極而泣，我兒子好像回來了”的感覺。

相比於張旭同的激烈入院，比他晚幾個月到的江一帆顯得平靜得多。輟學打了兩年遊戲，厭倦每天“殺殺殺”後，江一帆主動向父親提出要治療“網癮”。於是，父親把他帶到了“四院”。

入院時接待他的正是張旭同，在江一帆印象裏這個高高瘦瘦、表情嚴肅的班委是個狠角色，“給人一種壓迫感，睚眥必報”。

二

江一帆回憶，到“四院”的第二天，他被人給舉報了。

入院電擊後，體重只有100斤的江一帆頭暈眼花，只能在病房裏休息。母親覺得悶就去外頭轉了轉。誰知道獨自在病房裏的江一帆因此違反了“不能獨處一個小時”的規定，又一次接受了電擊治療。

電擊治療在這裏被稱為“點現錢”。直接被“點現錢”的行為共有86條，比如 “忽悠家長想回家”“吃巧克力”“空腹吃藥”“上廁所鎖門”等，抽象的如“嚴重心態問題”“執行力不足”“挑戰楊叔模式”“在點評課上帶有不接受情緒”等。

“每一次電擊，需要交治療費200元。”第一次在“四院”治療，江一帆就交了2000多元。

平時，孩子們互稱為盟友。盟友中選出班委，負責管理盟友;每個孩子都有家長陪同，再從中選出一些家長作為家長委員會，監督家長和盟友。

舉報他人在這裏是被鼓勵的。任何人都能向家委或班委會報告他人的違規行為，這些違規行為以畫圈的方式被記錄下來。盟友每滿5個圈就需要被電擊一次。

最開始的日子，江一帆重複著死板的生活:上午上點評課進行思想教育;下午軍訓;晚上寫日記，記錄一天感想。

他以為只要“少說”，就能安然度過這幾個月的治療，不過後來他發現這個想法太“幼稚”。

有一次，學習委員問江一帆，為什麼日記裏把自己寫得那麼“積極”，而點評課舉手發言卻不積極呢?江一帆說:“沒有不積極，只是我偏內向。”

結果這件事情成為點評課上討論的焦點，主題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課後江一帆被送去了“13號室”，接受電擊。

有時候意想不到就踩了“雷”:有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為在窗邊站了一會兒，就被認定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電擊。

江一帆發現，這裏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親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藥後，江一帆起初只是覺得非常平靜，後來察覺到自己反應遲緩，做事總比別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來了母親的不滿，認為他在對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辯駁了幾句之後，母親舉報了他。被認定為“過於情緒化”後，他又接受了電擊治療。

被電次數多了，江一帆甚至能總結出不同的電流穿過大腦時的感覺。

“當電流為10毫安培的時候，看到的是電視雪花點，當電流是20毫安培的時候，看見的是一條黑白線。當電流是30毫安培的時候，是一條更粗的黑白線。”

他還總結出“自保”的三條鐵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討好“掌握生殺大權”的班委和家長。

一次軍訓，一個盟友只因說了一句“我累了”，結果第二天就被班委舉報，接受電擊治療。理由是“思想負面，不接受改造”。此後，這位盟友語言中所有的“累”字都換成了“不勤快”。

他還曾目睹過身為班委的張旭同，對一些看著不順眼的盟友，立馬施以50個俯臥撐的懲罰。

病房

阿明個頭很高，瘦，偷偷從家裏溜出來接受採訪的那天，中國戰隊Wings Gaming在西雅圖拿下了DOTA2國際邀請賽的冠軍。

他說自己在《英雄聯盟》裏段位曾是電信一區最強王者，這讓他有足夠的自信去打職業電競。這個決定在家裏遭到了巨大的反對，父母將之視為“騙人的”邪路，雖然早在2003年，國家體育局就把職業電競列為第99個體育專案。

反抗的代價是失去自由。父母找了兩個親戚，說帶他去旅遊，從南方到山東，一車直接開進了臨沂四院的網戒中心。

這是一個封閉式的住院部。緊挨著四院的白色大樓裏，網戒中心佔據著二、三兩層。搭乘電梯無法直達，你需要通過一扇樓梯間鐵門，得到看守的家長允許後，再通過一道鐵柵門，才能進入網戒中心住院部的走廊裏。

每扇窗戶都安裝了金屬防盜窗。在另一個樓梯間，一張繩索結成的大網封鎖了二樓通往一樓的路。即便如此，也依舊有出逃的人。兩位離院盟友說，曾經有人打爛了三樓男廁的防盜窗，縱身跳到二樓的平臺上，被外面接應的人帶走了。

除了集體出遊，入院後唯一的外出機會是去隔壁四院大樓裏體檢。一位在四院工作的保潔人員曾見到網戒中心帶人過來做B超，他被夾在中間，雙手與兩旁的陪護人員綁在一起。

這裏不僅接收網癮少年。在正式的對外宣傳中，這家中心除了叫“網路成癮戒治中心”，還掛上了“青少年危險行為干預中心”，“性格缺陷矯治中心”和“問題家庭診療中心”的名頭。

據其官網介紹，網戒中心接收的範圍為“癡迷網路、翹課厭學、離家出走、撒謊叛逆、漠視親情、仇視父母、結交損友、打架鬥毆、偷摸搶騙、早戀同居、遊手好閒、享樂縱欲、自卑孤獨、自暴自棄……，讓家長頭痛，讓老師頭痛，讓社會頭痛的’問題孩子’。同時也能很好地治療因性格缺陷或其他原因引起的嚴重偏離正常生活軌道的40歲以下成年人，他們入院後都稱為盟友。”接收年齡為“10歲以上任何年齡段”。

成年人同樣可以被送進來，只要他們父母同意。一位30歲的前盟友回院做分享說，他曾經在外吃喝嫖賭，沾染了毒癮，把妻子趕出了家門。在戒毒所待了四個多月後，他被父親接了出來，直接送到了網戒中心。他承認自己曾經怨過父親，在即將出院的時候又把自己強行送進了這裏，但他宣稱自己在這裏洗滌了心靈的污濁，靠正能量壓制了毒癮，從此過上了幸福的生活。

13號室內，一名記者嘗試了“低頻脈衝治療”，手指肌肉不受控制地縮了起來。

“治療”

每個新人都要進13號室。即便2009年之後，儀器換成了“低頻電子脈衝治療儀”，這個房間依舊擁有讓新人閉嘴聽話的魔力。

13號室不大，不到二十平米，有兩道門，兩層窗戶，陳設簡單，一張藍色小床，兩把椅子，靠窗的櫃子上擺放著儀器。楊永信不喜歡“電擊”這個叫法，他總是糾正說，這是“低頻脈衝治療”。盟友們只能用“治療”指代13號室裏發生的一切。

入院第一晚，阿明住在一間專門病房裏，三樓4號小室，睡著他們一家，還有三名班委和一名接待。他哭了一夜，想跟父親說話，父親拒絕回應他的恐懼，只重複著一句話：“既來之，則安之。既安之，則改之。”

“那一個晚上，我特別恐懼，感覺世界都塌下來了。”阿明說。後來他才知道，整晚的一切都被班委記錄下來，如果他提到“想離開”，或者情緒激動，這些都會被彙報上去，他也會被再次送入13號室。

與阿明同年入院的張楠，同樣屈服在13號室裏。他在家裏看電視，父親帶著幾個人把他按在床上，打了鎮定劑，塞進車裏，送進了網戒中心。從13號室裏出來，這個法律意義上已經成年的男孩告訴母親，他要離開這裏。話音剛落，幾個大漢又把他抬進了進去，他還沒來得及說清楚裏面發生的一切。

關於“治療”的疼痛，總是有兩種完全對立的說法。

“生不如死，很痛苦。”阿明說：“如果在做的時候可以選擇死，那一定是選擇死。手不能控制得扭曲，像蛋卷一樣。”

比電手更痛苦的是電擊頭部：“腦袋裏嗡嗡的，嘴裏根本發不出聲音。”在這個安靜，封閉的13號室裏，“接待”們需要按住接受被“治療”者的手、腳，用紙巾捂住他的嘴。遇到反抗激烈的新人，七、八個“接待”還會把他抬進13號室，這被稱為“起飛”。

一位曾任家委的父親對孩子的改變很滿意。他說，孩子在日記裏寫道，“治療沒有拔牙疼”。他承認自己沒有親眼見過兒子做“治療”。

楊永信對此的解釋是，每個人有個體差異，承受能力不同，“就像打針，大部分人打完了沒事，有人就會暈針。”他說自己腰不好，也會用這些儀器刺激腰上的穴位。

一位山東的記者嘗試了一次，虎口消毒後，前後紮下兩根細長的針，兩根導線將針和儀器連接在一起，儀器通電後，手指肌肉不自然地扭曲收縮起來。他描述被電的感受：“麻，不太疼。”包括阿明、張楠在內的四位前盟友對此表示質疑，他們稱自己做“治療”時，一只手上的導線至少是四根。

“不能”與“必須”

中心裏的日子固定且有規律，像是住著130個走時完全一致的鐘錶。

阿明必須每天早晨6點起床，15分鐘內洗漱完畢，疊好被子。在經過慢跑、俯臥撐、踢腿等軍訓內容後，必須在早餐後集合吃藥。有人會來檢查，讓他們張嘴，抬舌頭，晃腦袋，而後是五到十分鐘軍姿——這是為了防止他們偷偷把藥吐掉。

打掃衛生後是去大教室上點評課。點評課通常從唱歌開始——曲目是《網夢醒來》、《愛的力量》、《跪羊圖》、《父親》、《母親》、《天亮了》和改了歌詞的《常回家看看》。這裏要背《三字經》和《弟子規》。

唱歌和背誦會有人抽查，你必須在規定時間內記住。阿明花了一個月，學會了這些歌曲。

你必須要寫日記，這種日記被稱為“晾曬”，它的內容將會呈現在點評課上，無論是否涉及到個人隱私。點評課後，被記錄在《心理導入本》上的盟友就要去13號室，接受“治療”。

家長會在這裏24小時陪護著（除了13號室），他們會一起吃飯上課，看著他們訓練，甚至給盟友們上英語和語文課。

與之對應的是龐雜詳細的規定，比如地上不能超過三根以上的頭髮，不能在規定時間之外進入小室，不能大笑，不能交往過密，不能對異性盟友產生好感，不能互傳紙條，不能在點評課上睡覺，不能唱任何流行歌曲…

舉手必須五指併攏，手臂貼著耳朵筆直向上，寫字必須一筆一畫，點評課筆記必須記滿兩頁，課上集體唱歌必須大聲，特餐（青菜豆腐）必須認真吃完...

這些規定被歸納進“心態”、“衛生”、“職責”、“亢奮”、“興奮”、“坐姿”、“寫姿”、“筆跡”、“睡覺”、“無聊”、“被子”等類別中，每個類別對應不同的“圈”數。如果你觸犯太多，將會被定為“典型”，進入《導入本》名單裏。

一位前盟友提供了一本從2014年8月21日啟用的《心理導入本》，上面記錄著60堂點評課後做“治療”的盟友名單。“治療”的原因五花八門——軍訓典型，日記課典型，興奮典型，出逃嫌疑，自創風格，鎖門，狡辯，不聽家長話，經常一個人上廁所，吃規定外食物，工作職責不到位，吃特餐不認真，廁所內說話欠考慮，ZDQH（重點強化）等；而讓他們做“治療”的命令發起者，有“楊叔點名”，“邱哥點名”，“雲姐點名”，“家長建議”，“班長建議”，“開門就進”（即如果當天有他人要做“治療”，此人也需要做“治療”），“三次激勵”（激勵，即前一天統計出圈最多的幾個人，超過三次就需要做“治療”）等。

在《導入本》中，一個叫做“熊震”的名字出現了58次，這意味著60天內，他幾乎每天都要去13號室接受“治療”。同屆的盟友稱，熊震曾在某財經大學就讀，且早已成年。

網癮、酗酒、吸毒、打架、抑鬱症、暴食症、自閉症、談戀愛、成績下降、無所事事、想打職業電競、不滿意母親選的專業，一切不符合父母期待的孩子（無論是否成年），在經過以上流程後，會被修剪掉一切棱角，變得一樣的乖順，一樣的正能量滿滿。

一位前盟友提供的《心理導入本》，記錄了做“治療”的名單，原因五花八門。

沒有秘密

任何人在這裏都沒有秘密。

日記上任何內容都有可能在點評課上公佈。為了安全，你可以寫的是“對點評課的感悟，對楊叔的感激，對父母的愧疚”。只有還抱有“隱私觀念”的新人，才會在日記裏寫“我好害怕”，“這裏是邪教”，“我想回家”。

老盟友很少會告訴新人這些，阿明說，被“治療”多了，你也就知道了，“久病成良醫”。

這裏鼓勵互相“舉報”。楊永信不同意“舉報”這樣的說法，他更願意稱之為“情況回饋”和“問題回饋”。“問題回饋”帶來的好處是可見的——盟友可以減圈，獲取信任；家長認為上報問題會讓子女改變得更快，更符合要求，他們甚至有時會建議讓子女做一次“治療”。被舉報者則面臨“加圈”的懲罰，對盟友而言，圈數太多就會做“治療”；而對於家長，一個圈就等於10元錢。

阿明曾被母親上報過，於是他上報母親“在點評課上翹腿”作為報復。母親被罰了錢，阿明也減了圈。但在之後幾天，母親開始找碴，批評他“被子疊得越來越差”，“心態浮躁”。

發展友誼也需要小心翼翼，不僅僅因為中心不允許“交往過密”。有人曾與四個盟友商量過出逃，計畫最終沒有實行，其中一人把他們上報了，“然後我們就完蛋了。”

傳紙條也會成為風險極大的事——幫忙的中間人可能會上報，收到紙條的人同樣也可能上報。除了接受“治療”，紙條的內容也會在點評課上當眾宣讀。

張楠經歷過一次“紙條事件”，好友將責任推在他身上，他沉默地去了13號室，並得出“所有人都不能相信”的結論：“誰知道他們會不會出賣你換取利益。你只能相信自己，靠自己演得好，爭取早點出來。”

班委

在網戒中心的權力架構中，中心主任之下是“同盟班委”和“家長委員會”。作為“四位一體”特色管理模式中的一部分，同盟班委在盟友中擁有巨大的權威，他們可以給盟友“加圈”，而位於最高級別的班長，甚至可以決定誰去做“治療”。

班長是統領整個班委的負責人，任期一般為2個月，由年齡超過30歲，行為舉止符合中心規定的盟友擔任，並且需要經過點評師同意。

班長之下是兩層樓的樓長。他們主管著二樓和三樓的盟友事務，相當於樓層裏的“班長”。

與之級別平行的是“五總”，即總紀體，總學思，總安全，總話筒，總衛生。總紀體位於“五總”之首，管理一切紀律方面的事務，有時會兼任三樓樓長，最有可能升任班長。

總學思主管思品工作，主管盟友們的思想動態，有時會兼任二樓樓長。

總安全負責安全事務，會接待新盟友，確保盟友接受“治療”，防止盟友衝動，負責13號室紀律。總安全掌管《心理導入本》，每一個將要接受“治療”的盟友都會登記在冊。

總話筒主管大點評課上的所有話筒員。一般個子高，體型瘦的人會被挑出擔任話筒員，在點評課上負責傳遞話筒。

總衛生負責一切衛生相關事務，比如衛生檢查。

每層樓裏又會複製這套權力體系，有樓層的紀體、學思、安全、衛生，直到最小的單位——思品小組和衛生小組，他們負責接收上層命令，分配給盟友執行。

班委並非可以完全逃脫懲罰。一位姓王的女孩在廣播室裏找到一把小刀，半夜割腕自殺，被送往醫院包紮，包括班委在內的15人對此事件負有連帶責任，點評課後被點名去13號室做“治療”。

權力是明晃晃的。周圍的人不會再直呼你的名字，而是以官職代稱；你可以享受到不著痕跡的巴結——幾個水果，或者是些奉承話；你甚至可以暗示你的下屬，在衛生檢查時對自己的小室網開一面。

“高高在上，就是官，把別人掌控在自己手中。我很反感。”張楠說。他曾經擔任過總話筒，所有話筒員在點評課上給盟友們加的圈，最後都會彙集到他手裏，在呈報上去之前，他可以增，也可以減。“出院之後算個屁啊，也就在精神病院裏威風威風。”

班委之間會勾心鬥角，巴結，陷害，官官相護，一切在現實官場上能見到的醜惡事情，這裏都在上演。“比如衛生小組給思品小組的人加了圈，對方就會搜集問題寫成材料彙報上去。或者暗箱操作，今天你給我減圈，明天我給你減圈。為了自己不去做’治療’，什麼事都做的出來。”

張楠不覺得班委之間的互相妥協是一種“友誼”，“只是不願做’治療’的利益把我們暫時圈在了一起。”

別動隊

阿明又被抓回去了，那是暑假的第一天。父母帶著一個壯漢，把他從10樓帶下後，強行塞進了一輛麵包車。他的雙手越過頭頂被綁在車後座上，嘴裏塞了東西。他知道自己又要回臨沂，接受“再偏”的治療過程。他將會戴著黑色的名牌，在點評課上悔悟自己出院後沒有戰勝心中的惡魔。

在盟友們口中，由“熱心家長”組成的別動隊是令人恐懼的存在。只要經得父母同意，他們就會迅速把人抓回臨沂，無論你在中國的哪個角落。阿明聽父母說，與他同屆的一個黃姓女孩從江蘇逃去了西藏，但還是被帶回了網戒中心。在2009年的媒體報導中，一位劉姓盟友也是被三名強壯的家長放倒，塞進了麵包車，而他的父母當時就在樓梯旁看著。

車開到了臨沂。他們在一家小賓館裏稍作休息，父母和那個陌生壯漢聊了一會後就睡著了。阿明打開二樓房間的窗戶，跳了下去。他還穿著中心裏統一的迷彩服，坐上了去車站的公車。

從臨沂到青島，再到北京，阿明輾轉逃了十天。他最終和父母達成了妥協，他會老實聽話，開學後回學校上課準備出國；父母也放棄將他帶回去“治療”的想法。

張楠出院後曾經兩次離家出走，他不敢回家，害怕家裏藏著壯漢會隨時把他捆回臨沂。他只能向權威更高的爺爺求助，卻仍然心有餘悸：“畢竟他們是老人，如果他們也被洗腦了呢？”

這種震懾如此有效，使出院的盟友們也會在很長時間內，繼續保持符合規定的樣子——積極向上，聽話，舉止規範，不打遊戲不上網。

如果只以“眼見為實”為邏輯，家長們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對中心百般維護：他們24小時陪護在孩子身邊（除了13號室）；這裏沒有軍訓學校的暴力毆打，還會學習國學；一直桀驁不馴的孩子在數月之內變得乖順聽話，舉止規範；點評師會教導孩子遵守孝道，也會指出父母的錯處；孩子會與他們抱頭痛哭，痛改前非，更不用提時常回院做分享的“成功案例”——他們以前曾是網癮少年，癮君子，混混，在網戒中心“治療”後，開始認真學習，努力工作，“符合社會主流”。

但在確認再也不會回院後，那些孩子宣佈返院分享的一切都只是“表演”。

根據網易、鳳凰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