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體制改革的一個風景——自由教師

“五一”小長假，不少“自由教師”開始忙碌起來，部分“自由教師”排滿了課程，收入少則數千元，多至上萬元。那麼，這些離開體制內學校、線上註冊授課的所謂“自由教師”，還算教師嗎？該如何看待體制之外的“自由教師”？ 

明確“自由教師”的教師身份，關鍵在於理順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的管理體系。如果能理順對民辦教育的管理體系，那麼“自由教師”的身份問題，也能得到解決。

在“自由教師”興起的當下，“自由教師”還算不算老師，確實是個值得追問的問題。這一問題的背景是，不管在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以及在社會培訓機構，任教的老師都是需要教師資格證的。

然而，“自由教師”卻是沒有組織或單位的，要麼是個體戶，要麼在某一線上平臺上註冊線上授課，他們還需要教師資格證嗎？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果一名教師沒有通過定期註冊，不能繼續在體制內學校擔任教師，他們可不可以成為“自由教師”？

按照我國現行的教師法，“自由教師”的管理本來不是什麼問題，因為該法適用於“在各級各類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中專門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教師”。不論是做個體戶，還是線上授課，都可以視為在教育機構中從事教育教學工作。因此，應該按教師法執行嚴格的准入門檻。但在現實中，“自由教師”的准入門檻卻比體制內的學校低得多得多，有的則根本就沒有門檻。原因在於，目前對“自由教師”、線上教育的監管還處於灰色地帶。要規範“自由教師”的發展，需要明確“自由教師”的註冊、管理制度，同時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教育消費者的選擇，把不合格的“自由教師”淘汰出局。

所謂“自由教師”的註冊、管理制度，不是由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自由教師”，而是對開展教育教學的個體企業、線上教育機構，明確註冊、監管機制。我國教育規劃綱要指出，要對民辦教育進行分類管理，分為營利性的民辦教育和非營利性的民辦教育。社會教育培訓機構就應是營利性的民辦教育，對於這類教育應實行工商註冊、工商監管，明確註冊、監管的主體。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營利性的民辦教育機構任教，教師的資質要求也不能降低，就如在民營醫院行醫一樣，醫生都得有醫師資格證。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民辦教育培訓機構處在監管的灰色地帶，既是學校又是企業，又不是學校、企業（註冊為企業之後，還要註冊為學校，才能招生辦學，雖然是學校，這些機構卻不是事業單位），既屬教育監管又屬工商監管，結果都不監管，導致民辦教育培訓業頗多亂象。目前，關於“自由教師”還算不算教師的問題，也與此有密切關係。

因此，明確“自由教師”的教師身份，關鍵在於理順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的管理體系。《民辦教育促進法修正案（草案）》即將進行三審，該修正案的核心是對民辦教育進行分類管理。如果能理順對民辦教育的管理體系，那麼“自由教師”的身份問題，也能得到解決。

當然，行政部門的監管只是規範“自由教師”發展的一方面。“自由教師”是面向市場，通過競爭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因此還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這需要教育消費者學會選擇“自由教師”，維護自身的權利。不僅對“自由教師”如此，對所有民辦教育培訓機構都應如此，在對民辦教育培訓機構分類管理後，促進其規範發展的力量主要來自消費者，消費者不輕信“自由教師”、培訓機構的宣傳，不盲目跟風，認真考察教師的教學能力，也使得“自由教師”不得不在提高服務品質上下功夫。（作者熊丙奇，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因家庭教育投入大，上海正成為萬名自由教師的淘金地。

公立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自由教師工作室不具備教育培訓資質是目前的普遍現象。不交稅的同時，因分散、隱蔽，難以監管。

離上海莘莊地鐵站步行約10分鐘的一棟老式居民樓二層，許誠（化名）接過一中年女子遞過來的400元現金後，他麻利地拿起發票單，刷刷地寫下——“學費，肆佰元整”。還來不及回應女子的那句“謝謝你，許老師”，許誠便匆匆往樓下走。

這位“許老師”並不來自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學校，也不屬於任何一家教育培訓機構——這個30歲出頭的江蘇小夥是一位中學物理學科的“自由教師”，也是上海閔行區一家教師工作室的創辦者。

從2015年起，散落在上海各個角落的上萬名自由教師中，並不是所有人都擁有教師資格證，但有一些像許誠這樣慢慢走到了一起，形成由5-15人聯合組成的自由教師工作室，“為自己打造品牌”。在個體家教和培訓機構之外，這種自由教師工作室成為滬上家長與學生課外補習的新選擇。

讓知識不再被“賤賣”

下午3點一到，許誠拿起自編講義走進10號教室，準備為即將迎戰中考的女生上課。這間教室大小不過兩三平米，由多塊兩米高的玻璃隔斷而成，玻璃隔斷還被用作黑板，靠牆擺著兩張最普通不過的課桌椅。在這個月租8000元的130平米空間裡，這樣大大小小的教室共有11間，最大的教室可容納10人。

“這裡的11位老師涵蓋初三到高三的所有學科，現在來這裡上課的學生有70-80名。”許誠自稱他是自由教師工作室的“包工頭”。

在這樣的工作室，一節400元的課程教師可以拿到350元，剩下的50元作為日常運營費用。常駐的教師多是自由教師，也有一些公立學校老師在課餘時間到這裡“走穴”。

和不少上海自由教師一樣，許誠的起點是公立學校。2008年，他從上海一所師範類院校畢業進入家鄉的一所公立中學。親戚朋友眼中的“金飯碗”卻讓他高興不起來。“我前面有6個人在排隊等編制，20歲就能看到60歲的自己，月薪只有2000-3000元。”沒有選擇繼續等待的許誠去了上海。由於上海多數公立學校對戶籍有嚴格限制，他最後選擇在一家知名教育培訓機構任教。

雙休日及寒暑假是像他這樣的“熱門教師”“補習天王”們最辛苦的時候，每天的工作時間超過10個小時，但收入和個人成長也很快碰到了“天花板”。

“機構把大量資金砸在廣告上，我們只是教育培訓行業鏈條的最末端。”一位曾在上海一家教育培訓機構擔任高管的王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機構收取的高額學費中大部分被用於宣傳與銷售，教師的收入只占學費的20%左右。同時，機構的管理者又很少從教師中提拔，職業生涯“一眼望得到頭”。

尤其在“一對一”和3-5人小班的補習模式中，家長更多地認知教師而非機構品牌的價值，機構的分配方式顯得愈發不合理。

曾在多家一對一教育培訓機構工作過的楊老師說，“公立學校工資低，機構教師被壓榨，說難聽點，知識總是被‘賤賣’了。”

2013年之後，上海教育培訓行業競爭加劇，為了控制成本，機構中的教師普降工資。同時，將剛畢業的大學生包裝成“名師”成了教育培訓行業內的“公開的秘密”。很多在機構看不到未來的教師選擇了離開，例如許誠所在的機構，連續兩年離職教師都有上千人次。這些人中，大約有兩成回到了公立或私立學校，而近一半的人則開起了工作室。

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發現，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師工作室運營多以合作教師“共擔運營成本、共用生源”的方式為主。學生先上課後收費，學費一月一結。同類課程收費約是大型教育培訓機構的1/2到2/3，而授課教師的收入則能占到學費的90%以上。一名工作室的自由教師月收入可達到三四萬元。

是搭O2O便車，還是自立門戶？

像群租房那樣分隔開的教室外，留出了一條僅能一人通過的走廊。若是在上課時間站在走廊裡，四面而來的講課聲會讓人有置身學校的錯覺。牆上貼著每個教室的時間安排表，從週五下午到雙休日的各個時間段裡，寫滿了不同姓氏的老師們。

“2015年，我把自己掛在互聯網O2O教育平臺上，那時我才知道，原來上海有那麼多的自由教師。”許誠與隔壁上課的地理老師通過一家O2O教育平臺的培訓相識，進而成了合作夥伴。

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正是因為互聯網平臺的“牽線搭橋”，平日裡各自為政的自由教師才有了聯合的土壤。許誠的通訊錄裡，有兩百多位元老師的聯繫方式，那是他現在最重要的資源庫。

“聯繫過的也就1/3，但這些人就是工作室的未來。”許誠介紹，“這裡面，一部分是師範和機構認識的老師，還有很多是通過O2O教育平臺聯繫上的。”

這些O2O教育平臺也俗稱“家教專車”，即補習教師將自己的資訊通過平臺發佈，家長、學生通過平臺擇師、下單、約時間地點補習、評價付費。由於O2O教育平臺這種可以同時解決家長尋找補習教師、教師尋找生源的雙重問題，諸如瘋狂老師、請他教、跟誰學、輕輕家教等平臺也像團購、約車平臺一樣火了起來。

劉常科曾是“中國A股教育第一股”昂立教育的創始人。2014年12月26日，他從昂立教育離職，與另一位來自傳統教育培訓機構“精銳教育”的聯合創始人胡國志一同創辦“輕輕家教”。僅在2015年半年時間內，輕輕家教完成了共1.2億美金的四輪融資。

“傳統的教育機構資訊不對稱，與家長接觸的不是老師，而是銷售。O2O可以把家長和老師直接連在一起。對老師來講，由於是自雇，服務態度更好，收益也會更好。對家長來說，能夠和老師直接溝通，更放心。”劉常科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在他們平臺上的自由教師比例超過50%。

然而，整個線上教育市場中不少公司因盈利模式不明確而舉步維艱。2014年7月成立的O2O家教平臺“老師來了”，在一年內“燒掉”1000萬後黯然退場。據不完全統計，2015年關閉的線上教育公司超過10%。

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O2O教育平臺共生，正是上海多家自由教師工作室得以生存的土壤。一些自由教師透露，他們仍然會將自己“掛”在O2O教育平臺上，但工作的重心會是自己的工作室。

“對家長來說，課外補習背後是很大的機會成本。所以，選家教註定不可能和打車、淘寶那樣，家長們更相信老師的教學品質。”自由教師呂老師說，“在工作室，一個好老師會給需要補習的學生帶來更多的好老師，這就是為什麼自由教師工作室必須強強聯合。”

個性定制教育來臨？

上海市徐匯區文定路上一家工作室的自由教師Steven加入了好幾個自由教師工作室的群。這些日子，在一些工作室開張的資訊之間，也有不少自由教師的工作室發出了“求接盤”“求轉讓”的資訊。

“沒有五險一金，生源不穩定，什麼都不確定，靠的就是自己的經驗。沒有一定的教學功底和勇氣，不敢從公立學校和教育機構中出來。現在，成功的工作室多數都是從機構出來的精英老師辦的。”Steven說。

教中學英語的Steven並不是師範出身。2015年，他和許誠一樣，和O2O教育平臺上認識的4個教師朋友們一起選擇在上海高端地區開辦了工作室。

每週的雙休日，Steven往往是從早到晚上課，而在週一到週五，他和“同事們”還要花大量的時間針對不同的學生制定不同的課程方案。“公立學校備課是針對知識，而工作室的備課則是針對學生。不同的學生要用不同的資料和方法，才能達到提分的效果。”

每次上課前，問問學生平日的生活、近期的煩惱也是課程中重要的一環。

劉女士是呂老師的“客戶”之一。從女兒初三起，劉女士就選擇讓自由教師給女兒補習數學、英語，到現在已經度過了三個年頭。

“給孩子找課外補習，是現在每個上海家長的必修課。選老師不僅要看水準，還要適合孩子。呂老師會在非補習時間通過視頻給孩子默單詞、解題，我沒有見過哪家教育培訓機構的老師能做到這一點。”劉女士說，女兒與這位自由教師之間的關係更像朋友。

劉女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目前上海公立學校中嚴禁教師有償補課，好的老師可遇而不可求，而在提分這件“當務之急”的事上，有多年提分經驗的自由教師往往比注重一般性知識教學的公立教師更有成效。

“我們的績效考核和收入來源就是家長和學生的‘口碑’。這也決定了自由教師和學校老師、機構老師最大的不同——我們做的是教育服務，並會想盡一切辦法提高服務品質。”Steven說起這些語氣裡滿是自豪。但他和其他自由老師一樣，更願意將自己所在做的這件事看作公立學校教育之外的補充——一種家長與學生都充滿需求的補充。

“公立學校只能抓大放小，優生難提高，差生難追上。這個時候，課外補習就有了必要性。”江蘇泰州人楊貴東被認為是上海自由教師中“金字塔頂”的那一小部分人。

21年前，楊貴東從山東泰州一公立中學辭職到上海，開始了自己的家教生涯。過著多年“不是在備課，就是在上課，或者在上課的路上”的生活，他憑著自己經驗一點點累積，到現在，一節兩小時一對一高三數學課收費過千，年收入可以超過百萬，在自由教師圈中被稱為“上海灘的NO.1”。“別人都知道我收費高，但不知道我每天只睡五個小時，大量的時間都在為了學生備課。”

楊貴東曾接觸過一個性格叛逆的學生，兩個小時的課裡必須耐著性子和他聊上一個半小時才能有真正講課的機會。“家庭、學校沒有一個人能讓他學習，但我可以，因為我必須為此花費時間。”楊貴東說。

上海一所重點公立高中的周老師認為，自由教師能夠彌補目前評價標準下，公立學校班級規模大而帶來的無法提供針對性、個性化教育的缺陷。“現在，能夠有效提分就能夠一定程度上為學生增加信心，從而提高孩子的學習意願，形成良性迴圈。”

沒有約束，就沒有自由

目前，上海的自由教師中有大部分來自江蘇、河南、安徽等地，不少都是從當地的公立學校離職或停薪留職來到上海“淘金”。

據《2015-2016中國基礎教育白皮書》顯示，課外輔導是家長對子女教育花費的最主要投入。城市級別越高，在子女教育方面的花費越多：一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之間的教育月均花費相差近十倍。

具體到上海，根據上海社科院社會學研究所、市婦聯2015年發佈的《上海家庭教育現狀分析調查報告》，上海家庭一學期的課外教育投資的花費平均值為5500元，占家庭同期可支配收入比例的20%以上。楊貴東說：“越是發達的地方，補習風氣越盛。”

一位公立學校的高級教師亦認為，自由教師工作室的出現給了教師獲取更多收入的機會，但對於學生而言，這些老師所能做的只是提分，而非教育。“不論是一對一補習，還是3-5人的小班，不可能為學生營造一個團體學習的環境，也很難有德育的體現。與其說他們是老師，不如說是分數提高培訓員。”

“評定標準決定了教育方式。”劉常科則認為，“從傳統的課外教育機構開始，就有很多人去質疑這種教育模式。但是，對學生來說，他現在最重要的目標就是高分。如果一種教育方式能讓他更好地去達到這個目標，那就是有效的。”

上海市某區縣教育主管部門一張姓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不論從教育公平的角度，還是從臺灣和日本的經驗來看，未來學生的教育一定會向‘兩條腿走路’的模式發展，即要做課外補習，就不能成為公立教師，要做公立教師，就不可以課外補習。這樣的趨勢也會給自由教師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土壤，但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張認為，要達到較為理想的課內外教學模式，一方面需要政府適當提高公立教師收入，另一方面也要對各類不同的課外補習形式加強監管。

“沒有約束，就沒有自由。”上述負責人說，“目前，自由教師工作室普遍不具備教育培訓的資質，不交稅的同時，因分散、隱蔽，難以監管。這種情況下，新的自由教師很難受到公眾的普遍信任與認同，教育品質也難以得到保證。”

許誠是到了上海才發現，“雖然現在全國都有課外補習的風潮，但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還是和老家不一樣，這裡是‘瘋狂’。”他用略帶開玩笑的口氣說，“我在上海紮根了，以後我有了孩子，我也得讓他去上課外補習班。”

不妨讓它“自由”一陣子

為了掙錢而喪失自由似乎違背了“自由教師”的初衷。只有為了自己的理想，專心自己的專業，在堅定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基礎上，才會有好的收入，也才是“自由教師”的理想狀態。

“自由教師”是最近網友熱議的一個話題。在當前教師待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一些教師不甘心被束縛，自發到體制外求發展。有的人認為，這部分教師主要是為了錢的目的離開體制，有的人懷疑這會擾亂教育秩序，認為要限制甚至取締。

在筆者看來，就目前的“自由教師”發展狀態來說，還是一個新生事物，尚處於成長階段，現在就做出利弊得失的結論為時尚早。作為體制內教師的一種補充，允許“體制外形態”教師的存在未嘗不可。一般來說，體制外的教師獲得的空間相對較大，教學比較有活力。當然，體制內外有好有壞，就像我們不會因為體制內的弊端就徹底廢掉體制一樣，也不要對尚處於孕育發展階段的“自由教師”存在的某些問題就大驚小怪。

有些人一談“自由教師”，似乎就將其看作一群唯利是圖之人，好像他們為了錢不擇手段。這些人忘記了市場選擇本身的矯正機制，忘記了選擇教師的學生家長也是理性之人。對於“自由教師”來說，錢不是好掙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物有所值”“自願交易”本身也是合理的，別見了人家賺了錢就眼紅。其實，能掙到錢也是人家的本事，是一種能力的表現。

一般來說，體制內的教師不會為找不到學生而沒有書教，也不會有自己的創業平臺。從教師職業狀態來說，一些缺少生存動力支撐的“體制內老師”對資源會視而不見，教研動力沒有“自由教師”高。而在體制外的教師看來，這些都成了敬畏、珍惜、感恩與服務。從經濟利益來說，體制內的教師工資沒有辦法得到大幅增長，收入往往不能與教師的直接投入和創造直接掛鉤。同時，體制內的教師專業道路不是由教師個體決定的，不是按照教師生命個體的專業成長節奏來進行定向和發展的。體制內“覺醒的老師”綻放快，也容易最先受到壓制。與之相比，體制外“覺醒的老師”則比較從容淡定，有自由度，自我發展導向意識強烈。

對於自由教師是否需要資格證書的問題，只要是公平的而不是出於打壓目的，實行證書制度也未嘗不可。但筆者認為，既然是來自民間的“自由教師”，最好由民間來解決，通過“自由教師聯盟”等民間組織自發形成自己的行業標準可能更加符合“自由教師”的發展邏輯，也是對民間力量的一種尊重。

對於“自由教師”而言，在錢與自由的關係處理上，筆者認為，有錢了才有更大的自由，但為了掙錢而喪失自由似乎也違背了“自由教師”的初衷。只有為了自己的理想，專心自己的專業，在堅定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基礎上，自然會有好的收入，才是“自由教師”的理想狀態。在創業環境日益改善的今天，“自由教師”有望實實在在地為中國教育發展做出貢獻，成為中國教育體制改革的一道風景線。

根據南方週末、新華網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