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楨專研明末清初歷史

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就讀預科時，由於受到其中一位中史老師薰陶，酷愛閱讀明朝史書，當中既有清初儒者計六奇專論明末的《明季北略》和專論南明的《明季南略》，亦有民國初年由印鸞章編撰的《明鑒》；至於二手參考書，則有孟森《明代史》、黎傑《明史》、蘇同炳《明史偶筆》、毛一波《南明史談》、杜乃濟《明代內閣制度》、黎東方《細說明朝》，以及謝國楨專論黨社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上述除孟森在抗戰期間逝世之外，其餘即黎傑、黎東方、蘇同炳和毛一波，都是在民國時代飲譽士林而隨後遷台或赴港定居甚或穿梭美、台的學者，而謝國楨是這幾位學者當中唯一長期留在內地教學着作的史家。不過，連謝國楨在內的上述書籍，當年均在 港、台出版發售，而這些書籍都是我少年時在港、台兩地購得。

因利成便 研究黨社

《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是我所讀謝國楨的第一本書。這位在二十年代中受業於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而深得梁啟超及諸位名家教澤（見本欄配稿）的學者，在三十年代初從日本回國後為某學社編書目期間，因利成便，把先前草編《晚明史籍考》時以手札形式記下有關明季黨社的資料編寫成一篇長文，並以此作為一九三三年在中央大學講授明清史的部分講義。翌年，他把原稿大幅修訂，特別是刪除之前他自覺「烜赫」（謝國楨用語，意指詞藻雕琢、行文華麗）的部分，然後刊行，取名《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

一如書名所示，此書除首章「引論」及末章「餘論」外，由第二章至第六章講述萬曆至順治康熙年間的黨爭；另由第七章至第十二章講述歷代各地著名會社例如復社的情況；另將兩篇與此書並無直接關連的文章即「明季奴變考」和「清初東南沿海遷界考」附於書末。

謝國楨在書中「自序」明言，撰寫此書的宗旨，是「因我昔年，讀全謝山《鮚琦亭集》，我感到明季掌故的有趣。我覺得明亡雖由於黨爭；可是吾國民族不撓的精神卻表現於結社。其間又可以看到明季社會的狀況，和士大夫的風氣，是在研究吾國社會史上很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寫這篇文字，就以黨爭和結社為背景，來敘述明清之際的歷史，以喚起民族之精神。」

他繼而在第一章「引論」表示：「吾國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黨爭的事件，都是在每個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來抗議，群小又起來挾機相爭，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所以人民提起來都頭痛。但我以為黨爭的發生，至少是一種人民自覺的現象……也可以說是人民自覺的進步。但要是諸黨相軋，也有極大的危險……」

「明亡於黨爭」說法不正確

首先明白，謝國楨撰寫此書時，眼見國家多難，社會不靖，而國民急需自我覺醒，士子理應救國匡民，所以他對於黨爭以至結社懷有既批判亦認可的矛盾態度，黨爭及結社固然帶來破壞，但起碼是民族自覺的體現。這種矛盾的說法，我輩後學，固然理解。可是，他在文內提出「明亡……由於黨爭」的評論，我們卻無法苟同。黨爭固然妨害國家有效施政，但絕非導致明亡的主因。明朝政治長期混亂、善政難求的癥結，在於明太祖在開國後不久亦即洪武十三年藉着胡惟庸事件而廢除宰相之職，導致皇權高漲而由於缺乏相權輔助及制衡，政治走上單人一權獨大的不歸路。

明末遺老黃宗羲（即黃梨洲）在他那本篇幅雖小但影響至深的政治論著《明夷待訪錄》內「置相」一節劈頭便道：「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按：指太祖皇帝）罷丞相始也。」他繼而指出：「……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是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賢，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或謂後之入閣辦事，無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實也。曰：不然。入閣辦事者，職在批答，猶開府之書記也。其事既輕，而批答之意，又由自內授之而後擬之。可謂有其實乎？……」

從政治學觀點來看，黃梨洲這番君權與相權相濟的見解，確實精闢獨到。只要宰相一職每每由賢臣踵接，即使繼承上一代皇帝的新皇帝不是明君，尚有賢相輔助並予制衡。宰相一職既罷，皇權獨大但如果皇帝不是明君，國家就難求善政。有明一代，罷相後可以獨自操持大局而施政尚算妥善的皇帝，只有明太祖和成祖，其他都是長於深宮之中的庸君，甚至昏君，而朝中的首輔雖然似乎是群臣領袖，但始終無名無實。

廢相是因 黨爭是果

謝國楨在書內第二章「萬曆時代之朝政及各黨之紛爭」內縷述發生於萬曆年間的三大案即「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始末及因此而引起的連番黨爭。不過，無論此三案成因如何，結果如何，最重要的是明確反映皇帝雖然獨擁政治權力但基於怠惰昏庸，根本毫無施政魄力。皇權高漲但皇者不賢又苦無賢相輔弼制衡，才是明亡的主因。激烈的黨爭，也只不過是這個主因所產生的惡果。謝國楨居然倒果為因，把黨爭說成明亡的原因，實在大有商榷之處。

不過，關於黨爭的史實，他在書內旁徵博引，多所縷述。例如，崇禎二、三年之前尚未入閣而與東林黨對敵的周延儒和溫體仁，先後入閣，周更擔任首輔，並藉袁崇煥之事，加害舉薦袁崇煥的錢龍錫，從而打擊東林黨。袁崇煥起初雖然得到崇禎賞識，並委以兵部尚書兼薊遼總督之職，可惜他未及建立豐功偉績，就擅自殺了毛文龍。崇禎亦因此誤信奸計，處死袁崇煥。

周、溫二人在處理袁崇煥以至打擊東林黨的口徑雖然一致，但溫體仁隨後慫慂太監王坤和給事中陳贊化先後彈劾周延儒，致令周延儒丟官，而自己則獲得崇禎信任，取代首輔一職。他身居要職後，隨即剪除朝中的東林黨人。然而，這種姑且可以歸類為黨爭惡果的史例，終究肇於皇帝昏庸無能，而一如前說，黨爭斷非明亡的主因。

民間會社有政治影響力

謝國楨在書內後半部全面講述應社、復社、幾社以及大江南北和浙、閩、粵諸社的活動情況。「黨社」這個詞語裏的「黨」和「社」究竟有什麼實體分別？以最簡潔的文字解釋，黨是見於朝廷的政治組織或聯盟；社本該是見於民間而由士人按照相同藝趣共同組成的會社。不過，會社亦會因着藝術宗旨以至政治見解不同而對立，甚至互相傾軋。會社在民間互不相容的程度，往往無異於朝廷黨爭。

不過，這些植根民間的組織，並非沒有政治影響力。明末著名的復社，世人稱之為「小東林」，而這個會社居然可以聚集盈千累萬的人，進行社會運動，連宰輔薛國觀也因復社的因素而丟官，最終被崇禎賜死。

謝國禎在書內第七、八章敘述明末復社作為第一大社的成立背景、擴張經過及分散成小社的情況；至於其前的應社及與復社對立的中江社，亦有詳細報道。單以復社而言，這個由張溥等人倡辦的會社，取名為復社，是有鑒於「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剽耳繪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按：執掌）群邑不知澤民。人才日下，吏治日偷……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復社。」（抄錄自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一」）

朝臣拉攏復社　　培植勢力

復社的社員，最初來自太倉一帶，但後來伸延至江西、福建、湖廣、貴州、山東、山西各地，「同志」（社內對社員的尊稱）多達二千人以上。高峰期間，在崇禎二、三、五年先後舉辦三次大會，儼如現今的會員周年大會。以第三次在虎丘舉行的大會為例，與會者眾，連設於大雄寶殿的會議場地也容納不了，而要分坐於附近的台、石。

為什麼復社可以在士人當中形成一股強大力量呢？據謝國楨分析：「那時候復社的同志，像張溥、吳偉業……等，都成了進士，一般在朝的要人，也來拉攏復社，培植自己的勢力」，而另一方面，「凡是士子，只要進了復社，就有得中的希望……」謝國楨隨後更一針見血，指出「復社本來是士子讀書會文的地方，後來變成勢利的場所。」

謝國楨在成書過程中多所考證，用功殊深，後學閱讀時總覺史料豐富，引文詳盡。不過，由於書內直接引錄的史料繁複眾多，反而導致文氣不甚暢通，細讀時確有迷路之虞。如果作者把抄錄的史料經消化後以自己的文字寫出來，而把每則史料的出處以「註」臚列於章末，那麼閱讀正文時便會更覺暢順。

全面評議明末清初學風

除了這本早年寫成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謝國楨寫了不少關於這段時間的論文，但題材不一而足，既有經濟民生，亦有文學史學，甚至野史筆記。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應邀將這方面的大部分論文結集成書，名為《明末清初的學風》，而這個書名其實是取自載於書內首篇文章的題目。

這篇研究明末清初學風的文章，寫於一九六三年。文內有很多觀察所得，值得後學鑒領。其一，他指出，以顧炎武為首的一班學者主張以「修己治人之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言」；至於推崇陽明之學的黃宗羲，亦改為強調王陽明「知行合一」這積極的一面；其二，文人對傳統君臣觀念大有反思。例如黃宗羲在前述的《明夷待訪錄》明言：「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按：指皇帝的宗族）之興止，而在萬民之憂樂」；呂留良亦認為：「君臣以義合，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唐甄更抑君褒賊，坦言：「四海困窮之時，君為仇敵，賊為父母矣。」（按：給民衣食者，是闖賊，斷非君王）；其三，以顧炎武為首的士人，反對傳統上看輕工商業的態度，主張注重農耕之餘，正視並大力發展工商業；其四，處於清流的士人，對那些喪失民族氣節而朝秦暮楚、認賊作父、侍敵為君的人，視作可恥。王夫之在顧炎武「行己有恥」的言論上，聲言「從乎流俗而恥蕩然矣」；其五，在「經世致用」的大前提下，士人須輕《易》重《詩》，並應由博通群經推展至旁兼諸子百家；其六，明末學者認為「六經之旨，當世之務」，於是重視考據之學，並且開啟清代考據之風。可惜清代學者囿於政治環境，無法把考據變成「當世之務」；其七，在文風方面，除了講究詞藻華麗的錢謙益、吳偉業所豎立的一派，另有倡議詩文須樸實不矜、表述氣節的一派，而這一派以吳嘉紀、杜浚為代表。此外，有呂留良主張寫文章要有自己風格，不應套用別人格調，戒除模仿；又有方以智力倡作詩行文，必須發乎真性真情，而此等性情，須來自親身閱歷。

以上所述，僅屬文章部分要點。後學宜應閱讀全文，方得要領。至於書內的其他文章，例如《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清初東北流人考》（按：「流人」指因罪而流徙的人）等文，均值得一讀。

往各地圖書館尋古籍

提起讀書，謝國楨固然讀書極多。為了多讀書，多查考，他先後走訪各地多個大型圖書館，包括南京、揚州、蘇州、常熟、上海、杭州、寧波、成都的圖書館，訪尋古籍，翻閱典冊，並且一一記錄。其後應出版社邀請，編集成《江浙訪書記》一書，初刊於一九八○年。

他走訪過的圖書館，均有專章載述，而其間所翻閱的古卷，則以兩三百至千餘字一一記敘。此外，他在卷首寫了一篇「江、浙、成都訪書觀感」，並於文內提及「幾點的感觸」，即（一）本來在宋元明已經視為珍貴的文物，到了清代，由於飽學之士多趨考據之學，賞鑒之風更盛；（二）方以智次子方中履著有《古今釋疑》十八卷，內載天文算術科技。此書連同方中履弟子揭宣及親友分別撰寫的《揭子宣集》、《璇璣遺述》、《肄雅堂集》、《香浮園雜錄》，對於研究方氏學派，有極大補足；（三）各館所藏的清朝野史、雜記、方誌、文集，均有助後人研究清史；（四）清初孫元騄《二申野錄》，有助於科技史的研究；（五）編寫善本書目的工作，必須做得妥善明確，以便用家查閱；（六）清代陳夢雷的《閑止書堂集鈔》應予重印，蓋因他就是康熙年間《古今圖書集成》的纂修者。他的集鈔，極有分量。

除了《江浙訪書記》，坊間可以買到的謝國楨著作，還有介紹歷代史籍及講述史學研究法和相關學問的《史料學概論》、從明清史轉而研讀漢史而累集多年閱讀所得的《兩漢社會生活概述》，以及考證各方有關滿洲從明初至入關前所存史料的《清開國史料考》。可惜本文篇幅所限，只好捐棄不談。

寫這篇短文，無非是期望史學後進，翻閱一下謝國楨的著作，從中受惠。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