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把書讀活——毛澤東的“讀書六法”

把書讀活，是很多人的追求。所謂讀“活”，就是把書本知識轉化為認識，把認識轉化為智慧，把智慧轉化為能力，把能力轉化為實踐，進而在實踐中有所創造。概括地說，就是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

從掌握知識到實踐創造，體現了從主觀到客觀，從認識世界到改造世界的實現邏輯。貫不通這根邏輯鏈條，很可能就是教條主義。因為書本知識不能代替人們在實踐活動中的復雜判斷和困難選擇。同一部兵書，馬謖的用法是背本本，諸葛亮的用法就不是。王明和毛澤東都讀馬列著作，王明讀的甚至更多，但他是教條主義，毛澤東則強調實事求是。可見，讀書效果的好壞，關鍵在於讀法和用法，在於是不是擁有從書本到實踐，從主觀到客觀進出自如、出神入化的本事。

毛澤東擁有這樣一種大本事。他能夠把書讀活，得益於他別具一格的讀書方法。他的讀書方法，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值得體會。

一，把讀書學習當作一種調查研究

人們的知識和本領，來自三個方面：向實踐學習，向群眾學習，向書本學習。這三個學習，不是割裂的，更非對立。它們有交叉，有貫通。這當中，書本是前人或別人的思考成果，終究來自實踐，來自對人民群眾創造的各種經驗的概括和提升。毛澤東讀《徐霞客遊記》和酈道元的《水經註》，就關註兩位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研究，才能寫出有所發現的 “科學作品”；讀蒲松齡的《聊齋誌異》，也說蒲松齡“很註意調查研究”，否則他哪有那麽多稀奇古怪的故事。

書本知識來自於調查研究，閱讀者讀書，自然也成為一種調查研究的途徑了。調查研究有多種形式，如蹲點察看，座談了解，聽人匯報，也包括閱看相關報告、材料和書籍。毛澤東1961年3月23日在廣州中央工作會議上舉例說：“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則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如果沒有倫敦圖書館，馬克思就寫不出《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現在印出來是一個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這本書不知厚多少倍。列寧的哲學著作《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是他用好幾年時間研究哲學史才寫出來的。”

毛澤東酷愛讀書，同時又提出“反對本本主義”，看起來矛盾，實則反映出他提倡的一種讀書理念，即不是為讀而讀，而是向前人或別人的實踐經驗作調查研究。懷著調查研究之心來讀，就是要“本本”，不要“本本主義”。有了此心，翻開書頁，妳才會覺得是在與一種生動豐富而又未知的世界打交道，由此才會有所收獲。

二，讀書要到“底”，

經典的和重要的書反復讀

毛澤東把讀書學習叫著“攻書”。要“攻”，就不能半途而廢、淺償轍止，必須到“底”。所以他1939年5月20日在中央幹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說，“學習一定要學到底，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到‘底’。自己懂了一點，就以為滿足了”。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總結講話中向大家推薦五本馬列著作，形象地說明了何謂讀書到“底”：“我們可以把這五本書裝在幹糧袋裏，打完仗後，就讀他一遍或者看他一兩句，沒有味道就放起來，有味道就多看幾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來了。一年看不通看兩年，如果兩年看一遍，十年就可以看五遍，每看一遍在後面記上日子，某年某月某日看的。”

這是毛澤東的經驗之談，他也是這樣做的。在他留存的一些書籍上，便寫有某年某月“起讀”、“再讀”這樣的字跡。在延安，他對曾誌說到自己讀《共產黨宣言》的情況：“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問題，我就翻閱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有時只閱讀一兩段，有時全篇都讀，每閱讀一次，我都有新的啟發。我寫《新民主主義論》時，《共產黨宣言》就翻閱過多少次。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就在於應用，要應用就要經常讀，重點讀，讀些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對喜歡的文史哲經典，毛澤東同樣經常讀。1950年代，他對人說自己已經讀了5遍《紅樓夢》，此後，他又15次索要過《紅樓夢》，這在工作人員的記錄中有明確記載。

反復閱讀經典書籍，因每次閱讀背景不同、需求不同、心境不同，年齡不同，總是會有新的理解和發現，這樣，書中的價值內容也就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掘。

三，相同題材內容的書，要把不同的

甚至是觀點相反的著述對照起來讀

毛澤東讀美國歷史的書，就讓人到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去借，專門寫條子說，不光是馬克思主義學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關於研究拿破侖的書，他同時找來蘇聯、法國和英國學者寫的《拿破侖傳》和有關著述，對照起來讀。關於《楚辭》，1957年12月一次就要了50余種古今對《楚辭》有價值的註釋和研究書籍。關於研究《老子》的著作，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時帶走的書籍中，就有“關於《老子》的書十幾種”。

與此相關，毛澤東還一直強調，要閱讀一些和自己的觀點相反的書，包括反面的書。1957年，他對領導幹部講：要讀蔣介石的書這些反面的東西。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就那麽照著講，比較單調。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1965年初，他讓中宣部編輯出版蔣介石的全集，中宣部根據這個意見編輯了《蔣介石言論集》系列，準備每本印5千冊。毛澤東批示：“五千冊太少，應出一萬冊。”1960年代，毛澤東多次講，不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書，就不能真正懂得唯物主義和辯證法，並說“這是我的經驗，也是列寧的經驗，也是馬克思的經驗”。

四，讀書不僅要有傳統的“四到”，

還要註重討論

古人強調讀書要“眼到”、“口到”、“手到”、“心到”。“眼到”好理解。毛澤東的“口到”，不光是自己吟誦，還經常在一些場合，給人講書，直接宣達自己的閱讀體會和收獲。所謂“手到”，就是動手寫筆記，寫批註，由此體現“心到”。目前編輯出版的毛澤東讀書批註，就有《毛澤東哲學批註集》，收了他讀10本哲學書的批註和一篇讀書摘錄；《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收了他讀39部文史古籍和範仲淹兩首詞的批語；《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評文全本），共5卷，收了他在“二十四史”中的一些書裏作的圈畫和批註；《毛澤東手書古詩詞選》、《毛澤東手書歷代詩詞曲賦典藏》等，則反映了他讀古代文學作品時隨手書錄的情況；13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收了他讀各種書刊和文章的批示、批註和批語，數量很多。

毛澤東讀書，還有一個“耳到”，即組織讀書小組由人念，大家聽，再一起討論，由此相互啟發，碰撞出思維的火花。比如，青年時代，他組織過讀書小組；延安時他組織過關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讀書小組；1959年底又組織讀書小組到杭州等地研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晚年眼睛不好，就請人讀給他聽，邊聽邊議。

五，讀書的時候要善於當“聯系員”

讀書要當“聯系員”，是毛澤東1958年11月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只有當“聯系員”，才能對所讀之書有所比較和分析，進而見人之未見。

所謂“聯系員”，有兩層含義。

一是把書中寫到的觀點主張、人物事件，同與這些觀點主張、人物事件有關的或對立的另一個側面，聯系起來思考和理解。例如，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不僅關註劉邦的內容，還聯系書中有關劉邦的對立面項羽的描寫，來作比較，進而加深理解，由此得出“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的結論。再如，讀日本學者阪田昌一談基本粒子還可以再往下分的《關於量子力學理論的解釋問題》，毛澤東就聯系《莊子》裏說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的觀點來理解，認為阪田昌一說的“是對的”。

“聯系員”的第二層含義，就是善於跳出書本，聯系現實來理解和發揮。毛澤東1958年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批語中，表達出這種讀法的好處，他說，把書中的“‘我國’（指蘇聯——引註）兩字改為‘中國’來讀，就十分有味道”。他針對現實工作中存在分散主義、本位主義和有禁不止的情況，要求黨的領導幹部讀《史記》時，要體會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善於調動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主攻方向上來的領導方法。讀蘇聯的《簡明哲學辭典》，毛澤東就抓住其“同一性”條目只強調矛盾的對立、否定矛盾轉化這個形而上學觀點，把它同斯大林時期蘇聯不善於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做敵我矛盾轉化的情況，聯系起來理解，進而認為，這個條目反映了斯大林晚年政治上犯錯誤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源。

六，讀書的時候要善於當“評論員”

這也是毛澤東1958年11月同陶魯笳等人談話時提出來的觀點。所謂“評論員”，就是對書中內容要有自己的看法，要有所評論，不是跟在書本後面亦步亦趨，而是從自己的知識背景和實踐需要出發，對書本知識進行創造性的發揮，進而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和談話，常常體現出政治家的敏銳和見識。《通鑒紀事本末·石勒寇河朔》敘述石勒拿不定主意是否攻取幽州，問計於謀士張賓，張賓詳細分析了王浚、劉琨和烏桓幾方面的情況，幫助他下決心攻取幽州，毛澤東從中讀到的是“分析方法是極重要的”。毛澤東讀《漢書·趙充國傳》，認為趙充國建議漢宣帝實行屯田的奏折，由於分析得當，才取得了對公卿們“說服力強之效”；讀《老子》，說其中的“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一句是告誡人們分析問題“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讀《不怕鬼的故事》，認為《宋定伯捉鬼》一篇對“新鬼大，舊鬼小”的描述，說明對具體事物“要具體分析”。從這些評論，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如何註重並善於從書本中讀出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方法論的。

當“評論員”的讀書方法，使毛澤東常常在書中見識到一般讀書人所難見到的精妙，發一般讀書人所難發的評論。諸如，他認為過去被看作荒淫無度的商紂王，其實是一個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有辯證法，歌頌了一個模範丈夫；枚乘的大賦《七發》，是批判保守主義的；賈誼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論；《水滸傳》裏的“三打祝家莊”，反映了搞統一戰線的重要性；《紅樓夢》寫的是封建社會歷史等等。這些評論，往往成為前人和今人所未曾言到的一家之言。

以上讀書之法，彰顯了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反映了毛澤東的讀書活動同客觀實踐的深刻關聯。這種關聯，激活了書本，讓一些“閑”書有用，“死”書變活；也激活了毛澤東的思考，使他常有新的思想收獲，進而在實踐中有新的運用和發揮。比如，他細讀蘇聯威廉斯的《土壤學》，就推薦給黨內領導幹部，說“那裏面有許多農作物生長的道理”。他隨後提出“農業八字憲法”（土、肥、水、種、密、保、管、工），不能說與這本書講的“道理”沒有關聯。毛澤東1964年讀了竺可楨的論文《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後，又有新的收獲，當面對竺可楨說：妳的文章寫得好，“農業八字憲法”尚有缺點，還應該加上光和氣（日光和氣候），“農業八字憲法”只管地，妳的文章管了天。

習近平同誌號召“領導幹部要愛讀書讀好書善讀書”。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增強“八個本領”，其中第一個就是“增強學習本領”。善讀書，就是一種學習本領。毛澤東善於把書讀活，對我們增強學習的本領，不無啟發。

來源：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