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為何切斷蕭峰、張無忌和韋小寶的成功之路？

金庸生於民國初年，生平貫穿整個中國現代史。他繼承了江南大族的學養和精神因子，在風雲莫測的政治變遷中錘煉洞察力，最後在自由競爭、派別鮮明的報業生態下中明確了自己的人本立場。

他的武俠世界，底色是古典精神，文人士大夫的氣質被註入江湖天地，俠客們通行的主流價值觀是重義輕利，即使處廟堂之遠，極少受到律法約束，也自覺遵循禮義仁智信的規訓。

金庸成長的時代，中國正“重新估定一切價值”，古老的禮法喪失了它的政治資源，各種意識形態在真空中碰撞，新的現代文明等待建構。武俠小說很大程度就是在重新清理傳統文化資源。江湖有江湖的規矩，但規矩不是重新書寫的，而是傳承了以往的知識系統。金庸提煉了“俠”的核心精神。“俠之大者，為國為民”借由郭靖、蕭峰的人物形象影響至遠。他們不同於傳統武俠小說描述得那樣快意恩仇，表現得更多的則是隱忍自律，是一種極高的道德標準。

一方面是清理傳統，一方面是汲取新知，融合中西。金庸為他的俠做了一些創作性的轉化，可以看做一種全新的現代化的精神書寫，既符合古典道義，也符合現代性的人格。比如他寫楊過和小龍女的愛情，就是對禮教的反叛。然而誰能否認楊過和小龍女是守信講義之人呢？

讀司馬遷的《刺客列傳》，就很難用現代情感去代入荊軻一類的遊俠，作為門客，他們會輕易地為一句賞識，割一顆頭顱，有點沒來由地舍生取義，只能在古典的綱常倫理中找到合理性。包括讀梁羽生，也有如此感受。

但金庸小說就不設這樣的心靈困惑，他深度挖掘了大多數主人公的人性，運用了很多心理學的方法，按照合乎現代性的人格，自然而然地推動情節的發展。比如，他覺得馬夫人康敏是最具有文學性的人物，可惜電視劇每每將其潘金蓮化。這樣的人物個性不再是是善惡二元，更多的是理性對情感的節制。

節制的一大表現就是悲憫——誰來憐我世人，憂患實多。金庸的書，最是痛惜底層，寫蕭峰站在戰功赫赫的成吉思汗面前，卻只道“不止積了多少白骨“，這就是現代意識，有孔子的仁民愛物，也有西方的人道主義。

《天龍八部》的四大惡人，各個身世悲憫，不存在天生的惡，只有世道和命運的悲。懲善揚惡，也是因循因果。所以他處理兩大“惡”的代表——真小人左冷禪和偽君子嶽不群，也絕對沒有“魯提轄拳打鎮關西”的肆意，更多的則是“可惜了乎“的心態。

節制的另一大表現就是對於廟堂的分寸感。金庸對權力和權力的話術是警惕的，《笑傲江湖》就是一出政治寓言。所以他筆下的大男主們都未能踏上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之路。蕭峰、張無忌和韋小寶最後都自覺地遠離了權力，不接受政治對人的異化。蕭峰幾次覺醒，勘破了血緣倫理的非理性和民族國家的虛妄，最終意識到只有人性的大愛才是最可貴的。天下第一高手止戈為武，最終完成了蕭峰的自我構建，也完成了金庸理性、啟蒙，高度人文精神的自我構建。蕩開一筆，金庸很少塑造完人形象，蕭峰是完人，但是他安排微不足道的陰差陽錯去毀滅他，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此。

1994年，青年學者王一川將金庸列為20世紀文化大師第四位。也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金庸從通俗文學進入精英文學的學術範疇，雖然招致了一些批評，但可以視為求全之責。早在身前，他已留得青史美名。

《大公報》的同事、畫家黃永玉曾評價金庸，“他應該幹別的事，他怎麽會寫起武俠小說來了呢？”金庸15部書，一籮筐《明報》社評，絕不只是留下文化人美名，最可貴的，是他一直試圖播種貫通中西的人文精神花朵。

來源：百家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