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劍恩仇錄》與乾隆風流韻事

圖：登基之初的乾隆帝畫像。供職清廷意大利畫家郎世甯繪

金庸小說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奇跡，這已經成為越來越多的文學史家的共識。不論從文藝作品為大眾服務，還是從文藝作品的市場認受度來衡量，金庸先生都是最成功的範例，是那個創業年代「香港精神」的寫照，也是如今香港人的驕傲。從一九四七年十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金庸先生在《大公報》工作長達十年。此時，金庸、梁羽生（陳文統）這兩位當代武俠小說大師同在大公供職，「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閒暇時還經常對弈，切磋棋藝。二人連同「百劍堂主」陳凡，在《大公報》開設「三劍樓隨筆」專欄，共同見證了《大公報》又一輝煌時期。

十年前筆者為編寫《金庸圖錄》，與查先生（金庸）相識並蒙賞識和指教。此後深入研讀他的著作，結合自己的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史研究，發現他的一系列武俠歷史小說，實際上是通過人物性格塑造，從文學的角度去解讀歷史，與史學家殊途同歸。史書記錄事情的梗概和結果；他的作品故事於史有據，筆下情節和人物心理活動，卻往往是史書所無法記載的。例如《射鵰英雄傳》開篇，書中人就說妥協投降、殺害岳飛、枱底下不希望打敗金國救回徽、欽二帝的，恰恰是當朝皇帝宋高宗趙構，而不是人人痛罵的秦檜。因為二帝還朝，秦檜可能照樣當宰相，趙構卻一定失去皇位。他的論文《袁崇煥評傳》揭示，袁崇煥的遭遇是「性格決定命運」的典型案例。

男嬰調包女嬰，乾隆身世傳奇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起，至一九五六年九月五日止，查良鏞以「金庸」為筆名，在《大公報》所屬《新晚報》上連載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舉成名。「《書劍恩仇錄》是我所寫的第一部小說。」「我是浙江海寧人。乾隆皇帝的傳說，從小就在故鄉聽到了的。」「因此第一部小說寫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

書中故事圍繞乾隆皇帝，與民間反清組織「紅花會」總會主海寧人陳家洛，這一對實際上的同胞兄弟之間展開。當時在海寧流傳甚廣的故事是，康熙後期，眾皇子爭奪儲位，各顯神通，其中一項就是生個好聖孫，為自己加分。有一天，皇四子雍親王胤禛府中（即今北京雍和宮）福晉（正妻）生下一女嬰，恰好好友內閣學士陳士倌（一六八○至一七五八年）夫人生下一男嬰。親王府要陳家把孩子抱來看看，等到看完送回，陳家傻了眼：男嬰變成女嬰。陳士倌知道茲事體大，密囑家人不得聲張。這位男嬰就是胤禛四子弘曆，果然獲得康熙帝寵愛，養育宮中，胤禛最終勝出，二十五年後弘曆接雍正帝的班繼位，就是乾隆帝。

弘曆長大後，從乳母嘴裏得知此事。登基後於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就將陳士倌由內閣學士，擢任左副都御史（副部長級）；不久升任工部尚書（部長）；六年（一七四一年）再授文淵閣大學士（正一品），故而人稱「陳閣老」，深得乾隆帝倚重，兩次指派他擔任會試（禮部舉行的進士考試初試）主考官「總裁」。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年）七十八歲的陳閣老以年老請求退休，乾隆帝又為他加「太子太傅」榮譽職銜。他在榮歸故里翌年逝世。乾隆帝從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第三次南巡起，便借機到陳氏夫婦墓前，行孝子三跪九叩大禮，為掩人耳目，用黃幔遮着。

這些在京城和海寧一帶流傳的往事，民國以來有孟森等清史專家考證，結論是子虛烏有。金庸在自己的小說後記中也引述了這一結論。但正如當代清史專家、雍正皇帝十世孫啟功先生所說：後世秉筆記帝王事跡之書，號曰「實錄」，看到這樣的名稱，就不禁令人失笑─人們每日飲食，還用特別強調「吃真飯」、「喝真水」，這不是典型的「此地無銀三百兩」嗎？史書自名「實錄」，正是首先恐人疑其不實。比如實錄開卷先寫帝王謚號，本來是昏庸無能者也說是「神聖」，根本就是傻孩子卻說成「文武」（能文能武），從第一行即已告訴人「實錄不實」。根據正史資料考證，是得不出另外結論的，當初修史的官員，早已把事實真相特別是敏感事情修改得無影無蹤（香港商務印書館《啟功口述歷史》第一五頁）。

民間眾說紛紜，密檔「小條」現世

實際上從乾隆帝在世的時候，關於他出生、身世以至生平事跡的傳說就很多。比如說他的生母是雍親王府的普通侍女，後來他出生在承德避暑山莊，康熙帝分給胤禛的「獅子園」草棚裏。奇怪的是，乾隆帝對於這些流言蜚語似乎司空見慣，並不介意，有時甚至推波助瀾。比如紫禁城御花園東北角，存放《四庫全書提要》的攡藻堂西山牆外的古柏，傳說乾隆帝一次南巡出發前，發現這棵古柏無疾而終。後來他在南巡途中，每當烈日當空，頭上便有一棵柏樹，像傘蓋一樣為他投下清蔭。南巡迴宮後不久，人們發現這棵已枯死許久的古柏又復活了。乾隆一想，這不正是為自己護駕的那棵柏樹嗎？於是，賜封它為「遮蔭侯」。這雖是傳說，但事出有因。因為乾隆帝在《御花園古柏行》中確實稱讚其為神仙，這首詩摹刻上石，鑲嵌在藻堂西山牆上：「攡藻堂邊一株柏，根盤厚地枝擎天。八千春秋僅傳說，厥壽少當四百年。……」乾隆帝認為它植於永樂初建紫禁城時，洪熙、宣德的承平歲月經歷了，甲申李自成攻入北京城的戰火也經歷了，歲久成仙。

乾隆帝對自己身世之謎，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福康安是自己的私生子的傳言，則一定龍顏大怒。可就在乾隆當時，這一傳言就不脛而走。綜合私家筆記和民間傳說，大意是：乾隆孝賢皇后富察氏的娘家弟弟傅恆的夫人，到宮中探望大姑姐，被乾隆帝迷上了，乾隆帝於是託詞傳這位小舅媳婦進宮。後來為幽會方便，乾脆派小舅子傅恆出長差，諸如乾隆十三年（一七四八年）率兵到西南平定金川；十九年（一七五四年）進軍西北伊犁，平息準噶爾部叛亂；三十三年（一七六八年）督師雲南，次年征緬甸。就在十九年，傅恆夫人生下了兒子福康安。

於是就有傳言，說他是乾隆帝與傅恆夫人的私生子。另一種說法是，孝賢皇后連續生了兩個皇子：永璉、永琮，乾隆帝還密立永璉為太子，無奈兩位嫡出的皇子相繼夭亡。福康安是孝賢皇后的內侄子，是永璉、永琮的表弟，乾隆帝在他身上看到永璉、永琮的影子，所以格外親切。但不管哪種說法，事實都是乾隆帝把福康安接入宮中，親自教養，視同己出，長大後讓他立功疆場，六十年（一七九五年）封為「貝子」，嘉慶元年（一七九六年）逝於征戰途中後，追封「嘉勇郡王」。貝子、郡王，都是皇室子孫才能得到的封爵，乾隆帝如此固執，人們不得不懷疑其為乾隆帝血肉。其中言之鑿鑿的證據是，乾隆帝有多位公主，都下嫁給滿族少年英俊。唯獨大家建議讓福康安「尚主」（招駙馬），乾隆老爺子卻嚴詞拒絕。人們更懷疑他與公主們，實為同父異母。這些政治謠言捕風捉影，不可能確證。但啟功先生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故宮博物院檔案館整理檔案，卻無意中發現重要物證。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啟功口述歷史》第二三一頁：

「在文獻館還發現很多看似價值不大但很有趣的線索。如有一張傅恆傅四中堂的太太寫給乾隆皇帝的請安帖子，等於是大舅子的媳婦寫給他的『小條』，這很不合禮制，說明他們之間有曖昧關係。再聯繫傅四中堂的第三子康安（後改成福康安）為乾隆和傅四太太私生子的傳說，以及福康安一直得到格外的重用，被委派參與收復台灣（平定林爽文事件），立有戰功，想參誰就參誰，如讒害柴大紀，最後居然能封到一般非嫡宗所不能封到的郡王等事實來看，這種懷疑絕不是空穴來風。當有人給我看這張字條時，我只能馬虎過去說：『這很平常』，其實心裏還有點『家醜不可外揚也』的意思。不知這些東西是否還留在檔案館？」這印證了《書劍恩仇錄》邏輯推理合理。當初筆者就把啟先生此書送給查先生。

香香公主純情，乾隆容妃世故

「香香公主不是傳說中或歷史上的香妃。香香公主比香妃美得多了。」（一九七六年版《書劍恩仇錄》後記）金庸如此推崇自己的主人公。實際情況的確如此。乾隆皇帝確實有一位來自「回部」即今維吾爾族的妃子「容妃」。她生於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年）九月十五日，比乾隆帝小二十三歲，世居葉爾羌即今新疆莎車，其族為和卓氏。父親和紮麥受封為「台吉」（相當於四品官）。

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清軍平定蒙古準噶爾部阿睦爾撒納叛亂，解救了和卓氏首領的兩個兒子，史稱大、小和卓木。但不久，大、小和卓木發動叛亂，反清自立，並殺死朝廷派駐當地的副都統。容妃之兄圖爾都不屈從叛酋兄弟，全家被迫由南疆葉爾羌遷到北疆伊犁。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年），清軍征討大、小和卓木，容妃的叔父額色伊、哥哥圖爾都、堂兄瑪木特，都奔赴葉爾羌，配合清軍作戰。第二年，大、小和卓木叛亂被平定，容妃的叔父、兄長奉召入京，叔父被封為輔國公，哥哥被封為紮薩克一等台吉（相當於一品官）。二十五年（一七六○年）正月，容妃的叔父、哥哥入京朝賀，乾隆帝在圓明園正大光明殿宴請他們。就是在這年二月初四日，圖爾都的妹妹入宮，時年二十七歲。比起小說裏天真無邪的香香公主，家族送二十七歲的容妃進宮，主要是向皇上表忠心，是政治婚姻。

當然，乾隆帝以及皇太后對容妃格外尊重，最初封為和貴人，第三年冊封為容嬪，八年後三十五歲時晉封為容妃。五十三年（一七八八年）在宮中病逝，時年五十五歲，葬於河北遵化清東陵乾隆裕陵的妃園寢。

推理基於考證，論據至今信服

金庸創作這部小說，民間傳說僅是線索，顯然考證了大量史料，對史料的選擇獨具慧眼，所關注的資料至今都有特殊意義。比如乾隆時入值軍機處的詩人趙翼，在筆記裏記載乾隆作詩情景：「詩尤為常課，日必數首，皆用朱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這條私家筆記明明白白記載，乾隆帝是寫出草稿，讓文學優長的軍機大臣楷書謄清。無奈不少研究者無視這樣的記載，該懷疑的不懷疑、不該懷疑的瞎懷疑，非要說乾隆御製詩不少是當時大詩人沈德潛代筆。以乾隆帝的自負，沈德潛的詩與自己不可同日而語，根本不屑由其代筆。前幾年故宮博物院發現乾隆御製詩手稿六大箱，這個疑問迎刃而解了。回頭看，金庸真正把握了乾隆帝的心理特徵。

史書記錄歷史事實和歷史人物，文學作品研究人物性格，這成為文、史後來的分野。實際上，史書本來是記錄人物性格甚至心理活動的。司馬遷《史記》既記錄歷史事實，也描寫人物心理。清代學者周亮工《尺牘新鈔》分析《史記．項羽本紀》所錄《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指出：項羽被困垓下是如何境況，虞姬死而子弟散，項羽匹馬逃亡，迷失在大澤裏，哪有閒功夫作歌詩！即使作了，又有誰聽見，是誰記錄下來？因為當時根本無人生還。所以他認為，這幾句詩歌，無論有無此事，都應該是司馬遷「筆補造化」，即合情合理的虛構，以補史料的缺失。因為天衣無縫，所以反而「代為傳神」，後人並不懷疑是虛構。

《書劍恩仇錄》以乾隆風流韻事為楔子，表現的卻是當時民間秘密反清活動，揭示貫穿清朝始終的民族矛盾、不同階層的鬥爭。四十多年後，著名文史學者馮其庸《論〈書劍恩仇錄〉》，給與了全面肯定：「《書劍恩仇錄》是金庸的一個偉大的起步！」

（來源：作者為中國歷史文化學者、北京市檔案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