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家岑仲勉敏學好詰

圖：岑仲勉在其論文集內的照片

「認識」岑仲勉，與之前在本欄提及的鄧廣銘、王仲犖、方豪、白壽彝、向達等歷史名家一樣，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我高中及預科時，而當年第一本閱讀他的書，是《隋唐史》。

《隋唐史》設計與別不同

岑著《隋唐史》與其他同類斷代史參考書，設計鋪排上很不相同，既不分章，更沒有分篇；只把全書分成隋史十九節及唐史六十八節，而每節都是一個特定選題。這種寫法好處在於自由不拘，讓人看來不像一本經過精心規劃的書，而像一本多年積累的文章彙編。然而，這種寫法失於鬆散，讀者不好檢索。

試想，全書隋史十九節及唐史六十八節的標題，平線列於目錄而不按範疇分篇分章，讀者難以按類翻閱。舉例說，書內第四十五節寫「牛李之李指宗閔」；下一節即第四十六節卻寫「吐蕃之衰及河隴恢復」；下一節即第四十七節續寫「西北之內附部落」；再下一節即第四十八節則寫「外族之徙入與漢化」；可是到了第四十九節則寫「唐末之一瞥及其史料」，而第五十節則寫「農民受嚴重壓迫及其反抗」。

乍看來，書內節與節之間並沒有明確的干連。然而，細心一看，書內結構並無鬆散雜亂。以第四十五至五十節為例，第四十五節講牛李黨爭，與隨後幾節無關，而隨後幾節即第四十六至第四十八節是以西北外族為重心。至於第四十九節是隨後幾節的開端，先寫唐末的一般情況及可予徵引的史料，然後按不同議題寫唐末歷史。

綜觀全書，確自有脈絡，大抵由初唐講起，一直講到唐末，只不過在每個不同分段按需要敘述制度、經濟、賦稅或文化議題。 　　其實這種不拘成式的寫法本無不妥，反而有點別出機杼。不過，若干節的安排確有可議之處。例如把「盛唐、中唐、晚唐之詩人」放在第二十四節，但把「安史之亂」放在第二十七節，確有顛倒之弊。

議論精闢深得認同

一如前述，這種缺乏以篇章作為歸類的寫法，對讀者特別是以此書作為主要參考讀本的學生來說，頗感不便。先不論書內所載資料如何翔實，所提論點如何精闢（書內對於租庸調、均田制、黃巢等議題，確有獨特見解），單就檢索翻閱，已經遜於其他同類斷代史。難怪七、八十年代在香港修習歷史的學子，在選擇隋唐史參考書時，寧取黎傑或呂思勉而不大愛看岑仲勉。

不過，大家必須明白，岑仲勉《隋唐史》的學術成就之一，原來在於敢向前輩陳寅恪詰問，質疑對方治唐史方面的一些錯誤論據，而他指出者，確實得到陳寅恪默認。關於這課題，他日或可另文專述。

岑仲勉的著作，當然不止於上述《隋唐史》。事實上，他歷年已予刊行的專書，超過二十種，而已予發表的學術論文，接近兩百篇。單以坊間或網站可以購得的著作而言，大抵有以下十多種：《兩周文史論叢》、《隋書求是》、《通鑒隋唐紀比事質疑》、《唐人行第錄》、《唐史餘瀋》、《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金石論叢》、《漢書西域傳地理校釋》、《突厥集史》、《西突厥史料補闕及考證》、《中外史地考證》及《黃河變遷史》。此外，他歷年所寫的文章，部分收入《岑仲勉史學論文集》及其《續集》。

表面看來，上述書種，雖不算少，但未必算得上很多。然而，豈不知上述某些書種，其實是書中有書。例如《兩周文史論叢》，內連《西周社會制度問題》；《唐人行第錄》內，除列述唐詩所涉人物的排行及次第之外，還包含三本書，即《讀全唐詩札記》、《讀全唐文札記》、《唐集質疑》；《唐史餘瀋》則連《府兵制度研究》；《郎官石柱題名新考訂》，內連《翰林學士壁記注補》、《補唐代翰林兩記》、《登科記考訂補》；《中外史地考證》，內連《佛遊天竺記考釋》。 　　從上可見，書種比驟眼所見多很多。

《黃河變遷史》精心之作

礙於書種太多，下文僅可酌選兩本較為特別的著作，稍予介紹，即《黃河變遷史》及《突厥集史》（上下集），兩者以《黃河變遷史》書成較早，初稿於一九五一年寫就，經兩度訂稿後於五五年完成，五七年初刊。

早在漢朝以來，人民就有「黃河百害，唯富一套」（或作「利在一套」）的說法。從這諺語可以得知，黃河害處遠超好處。諺語裏的「一套」，是指河套。然則河套是指哪個地區，而河套是怎樣形成的呢？

河套一般是指賀蘭山以東、呂梁山以西、陰山以南、長城以北之地，覆蓋之處包括今寧夏銀川平原、內蒙鄂爾多斯高原以及陝西黃土高原的一部分。黃河流經上述地區時，先沿着賀蘭山向北流，但由於受陰山阻擋而回復東流，然後沿着呂梁山向南流。如此一來，這段黃河形成了一個「幾」字型的流狀，恍似一個布套。河套之名，因此而得。

由於河套地區乾旱，降水量低，河水便成為利便灌溉的「恩物」，造就了該區成為盛產稻米、小麥、大豆、高粱、玉米等農作物的主要農產區。黃河對當地人民的好處，盡顯於此。可是，黃河過了河套，便對沿河地區造成很多災害，而歷代人民為了抗澇防濫，簡直苦不堪言，而歷朝政府修治河道的工作，亦成為我國地理史的重要部分。

岑仲勉雖然不是修河專家，但鑒於要有效修治黃河，便須了解黃河的癥結。他在書內的「緒言」以治河比擬治病。要根治疾病，必須先確診病因；同樣道理，要根治河患，須先尋出真正患因，而敘論黃河古今變遷以至歷朝（特別是明、清兩朝）的治河歷史，想必有助治河專家對症下藥，找出最能根治河患之法。 　　

為此，岑仲勉以治河門外漢的身份，着手研究歷代相關史料，將之整理綜合，寫成這本長達五十四萬字的《黃河變遷史》。

臚列史書及前人誤差

岑仲勉把這本厚達七百多八百頁的黃河史書分成十六節。頭兩節先後講述「黃河重源說的緣起」及「重源說經過長時期而後打破」。雖然黃河的重源說到了岑仲勉寫此書的年代即五十年代早已證實沒有理據，但他仍以六、七十頁的篇幅，報道歷史上關於黃河重源的正反論據。他的用意是先把這個議題交代清楚，才開始縷述黃河的變遷。另一方面，他在第三節以「《禹貢》是什麼時代寫成的？」為題，介紹《禹貢》這本書以及此書傳統以來與黃河的關係，目的在於推翻此書，指其充滿神話色彩而毫不真確，導致後人對黃河存有很多誤解。

岑仲勉把黃河重源說及《禹貢》的謬說一一釐清後，才由第四節起按照朝代敘述黃河：由殷商遷都與黃河的關係，至周定王河徙所遺留的問題，兩漢、隋唐、五代北宋、金元、明清以至民國的河患及河防。岑仲勉在第十六節「結論」之後，載有四個附錄，並附載十張地圖。本文限於篇幅，只可簡介兩三處。

岑仲勉在書內先後提出他對黃河歷代問題的論說：商朝初期由於尚處半畜牧社會，遷都之舉，未必與黃河潰決有關；大禹治河只屬神話，而周朝定王五年黃河初徙（初次改道）之說，並不正確；濟水其實是黃河的故道；漢代賈讓對治河堤詳細提出上、中、下三策，當中最重要的原則是「不與水爭地」；兩漢已經懂得以鐵和石築堤，而東漢王景所採取的分流，「水門洄注」、減水、滯洪、放淤等治河方法，極為有效，以致黃河安靖八百多年而迄北宋；隋代復通的通濟渠及新開的永濟渠，不但有利於治河，亦帶來莫大經濟效益；唐宋兩代把治河重點放在治理黃河的支流汴河，蓋因治汴容易得多，可收分流、分淤之效，從而間接減低黃河正流的險患；明代河務辦得一團糟，比歷朝都差，唯一善策是萬曆年間在魯南開通長達兩百多里的泇河；清代治河，墨守明代的成規，成績乏善足陳；清初治河，大體上是多築減水閘壩，在海口築堤，從當地河心取土，集疏濬與堤防於一身；但清初治河，缺乏通盤策略，竟然將黃河南游和東游分司而治，各不相顧，而兩者之間，重南輕東，加上方法消極，只管逢決必塞，以及每年例必加高堤頂五寸；由於缺乏積極預防之策，河決、渦河、改道、衝入淮河、灌入蘇北的情況屢有發生。

文字資料只可作為佐證

岑仲勉在書內「結論」提出，研究黃河變遷，要詳細認真分析歷代史料。再者，研讀史料，不應拘泥迂腐。例如《春秋公羊傳》提及黃河時，只說：「河千里而一曲也。」《爾雅》則雲：「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併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前述兩書，並非地理專書，描述時難免籠統含糊，毫不精準。其實，我們必須明白，黃河的變遷以至河道的治理，是涉及地理、水文及修築工程等科學課題，至於文字紀錄及相關資料，充其量只可作為參考佐證，斷不可視為主證。

客觀而言，以一條河的歷代變遷作為題目而廣引史料並以五十多萬字論述，委實是罕有的偉大工程。當中所引史料或所提論據，容有商議之處，但絕對無損此書的價值。至於有人認為書內所引史料過於繁瑣，未及精挑，那關乎現代的歷史讀者是否有耐性毅力細閱史學巨着了！

另一方面，岑仲勉在五十年代編整了一套關乎外族的史書，名為《突厥集史》。全書長達八十五萬字，比前述《黃河變遷史》整整多出三十萬字，初刊於一九五八年。今天坊間所售者，是在二十一世紀複印的版本。

編《突厥集史》以補空白

岑仲勉銳意編集突厥史料，是基於三十年代我國史地專家馮承鈞將法文《西突厥史料》譯成中文，岑看後有感於該集史料只涉西突厥而不涉東突厥，未免不足；蓋因西突厥源自東突厥，如果只研西而不研東，便會失於以偏概全，無法盡窺全豹。此外，由於突厥與中國特別是隋唐時期的中國關係密切，「故整個突厥史之研究也是漢族源流史研究的一部分」（見書內「編後再記」）。他於是編集東突厥史，作為和應。

《突厥集史》一書，其實分為上下兩冊。上冊除「卷首」外，載有十卷；下冊則有六卷，即全集共十六卷，另備附錄。上冊「卷首」包含三部分：「引言及編例」、「編後再記」及「突厥史料參考書目」，而「卷一」至「卷十」，全屬「編年」，由「卷一」的「西魏大統八年至北周大象三年」，至「卷十」的「唐開元十一年至天寶十四年」。所謂「編年」，是按照年份將關乎突厥的各種史料引列。例如「卷一」開首，他引述《周書》「宇文測傳」的記載：「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壬戌，東魏孝靜帝興和四年，梁武帝大同八年，（即）西元五四二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

為「編年」加按語助研判

驟眼看來，「編年」內的史料，只屬資料匯編，將不同史籍的相關資料併集而成，似覺枯燥乏味，而且學術意義不大。然而，岑仲勉在每則所編列的史料之後，例必加「按」。大體上，「按」可分兩類：其一是提供補充資料，以便旁徵博引；其二是提出見解，協助讀者研判分析。所以說，書內的「按」，才是全書精華所在。

試以上述引自《周書》的史料為例，岑仲勉在隨後的「按」裏寫道：「此是突厥初見，且有年份可考者，則突厥之興，更可上溯於魏也」。此外，他在同一「按」的下一段，回應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elliot）對於突厥Türk的譯名問題。伯希和就是上文提及的馮承鈞留學巴黎期間的老師。

至於《突厥集史》下冊的六卷，有四卷屬於歷代史書內「突厥本傳」的校註。當中既有《二十四史》裏的《周書》、《北史》、《隋書》、《唐書》、《新唐書》，亦有《通典》、《太平寰宇記》。

另外兩卷是「突厥部人列傳碑誌校註」及「突厥文碑（譯文類）註釋」。當然，每卷均有詳盡註解及按語。例如他在「卷十四」校註《隋書》「鐵勒傳」時，在起首的「鐵勒」一詞之後，以一頁篇幅，力證「鐵勒」族並非屬於突厥的一支；由於其分布極廣，種族名稱超過四十，因此懷疑是某些部落的合稱，而似應是鮮卑之後裔。

儘管現代讀者甚或習史學子對於本文所述《黃河變遷史》及《突厥集史》的史地及外族題材未必感興趣，但當中岑仲勉的諸般詰問考證，絕對有助於訓練我們的學術研判。

岑仲勉惜於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辭世。不過，這位廣徵博引，遇疑必詰的史家，確實堪為典範。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