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淵源古 秦塞通人煙

為描述「難於上青天」的蜀道，李白寫下了「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的詩句。而在觀看「秦蜀之路：青銅文明展」及回顧蜀道考古成果時，不難發現，早在商周時期，秦蜀先民就已開始利用天然的古道進行文化往來。

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兼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會長彭邦本於「秦蜀之路：青銅文明展」講座上表示，蜀道通常指連接歷史上關中和蜀中（巴蜀地區）的古老交通道路系統，包括金牛道、米倉道、荔枝道、故道、褒斜道、子午道、儻駱道、陰平道、祁山道以至河南道（西山道）等重要線路。蜀道系統在中國和人類文明史上做出過極為重要而長期持續的貢獻。

銅罍顯示文化聯繫

「由於蜀地四塞，尤其秦巴山地極為險峻，『蜀道難』聞名天下。但蜀道淵源甚古，很早即已開通。」彭邦本說，在傳世文獻中，不僅漢代《史記》《蜀王本紀》等典籍有關於故道、金牛道等蜀道線路的明確記載，而且早在先秦文獻中就有諸多反映。如《尚書．牧誓》記載武王伐紂，周人聯盟部隊中引人注目的蜀軍就是沿着蜀道北上加盟周人聯軍的。「這和史料反映商朝晚期周人已經開始經營『江、漢』、開拓南土的史實若合符契。」

事實上，文獻中所記載秦隴與巴蜀間族群交通互動的傳說，近年來陸續獲得考古發現的印證。中原出土的殷商甲骨卜辭中，多次出現「蜀其受年」、「征蜀」、「蜀射」等與蜀相關的內容，說明蜀與中原王朝關係密切。上世紀七十年代，寶雞竹園溝等處墓地出土了許多商周之際古蜀文化風格的資料；而城固、洋縣一帶許多古蜀文化風格的商代青銅器，則在更早些時候就陸續發現。這些與商周同期的典型巴蜀文化資料在蜀道沿線地區的相繼出土，確切地證明了蜀道的存在且蜀地很早就與中原地區有密切聯繫。

這樣的密切聯繫，在「秦蜀之路：青銅文明展」上更是隨處可見。展覽執行策展人魏敏介紹，漢中出土的商代遺存以城固縣和洋縣最為集中，其出土的尖底陶杯、陶高柄燈形器等竟然與三星堆、金沙遺址出土的器物十分相似，反映出兩地密切的文化聯繫。而在最具代表性的青銅器中，無論是關中西部、漢中還是成都平原出土的尊、罍、盤等禮器，都是中原商文化的典型器類。唯一不同的是，三星堆文化的尊、罍則加入了凸弦紋、立鳥裝飾等地方元素，器物上的獸面紋和犧首也有別於典型的商式銅器。

面具文化遙相呼應

如此次展覽中的龍紋小銅罍，是目前寶雞地區出土的罍中最小的一件。而上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四川彭縣陸續出土了九件銅罍，其中六件與此罍造型相似。裝飾繁複的盔形器蓋，器身的獸面、夔龍、雲雷等紋飾，無一不顯示着兩地的文化聯繫。出土於陝西省寶雞市茹家莊弓魚國墓地的男相銅人，立姿、雙手中空似持物等特點，亦與三星堆青銅立人有一定相似之處。

凸出的眼球，鼻子凸起有鼻孔、尖尖的雙耳並鑄有空洞……展覽中，來自漢中地區的城洋商代青銅面具，與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遺址出土的銅人面具（飾）有相似性。而這樣的銅人、獸面具還出現在關中地區的老牛坡商墓、西周弓魚國墓地中。魏敏說，這意味着商周時期，在秦嶺、大巴山的重重阻隔之下，三地青銅面具文化遙相呼應，存在一定的文化關聯。

此外，成都平原、漢中和關中地區均出土有商周時期的三角援戈、長援直內帶闌戈、柳葉形劍、銎口鉞等青銅兵器。其中，一九八○年陝西省漢中市城固縣龍頭鎮龍頭村出土的銎口鉞，形制在全國其他地區較為少見，但鉞身的人面紋與成都金沙遺址祭祀坑出土的青銅人面形器如出一轍，成為兩地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證。

彭邦本表示，具有鮮明獨特風格的器物，其自身並不能自動流徙往來，有的固然可能是隨先民族群間遷徙流動時隨身攜帶而至，而更多的則無疑應是在出土地區的產品，但歸根結底是族群遷徙流動、文化傳播的結果，至少是遷徙者把早在原居地就形成的工藝技術、審美情趣以至宗教信仰帶到新居地後生產出來的。「倘果若此，那顯然已是一種深度的互動交流和文化傳播，這就有力地揭示，穿行跨越秦巴山地等地理屏障的交通路線，很早就已經起源了。」

【華發網根據大公報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