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搶運黃金

國民政府原本計議以發行金圓券為手段，企圖挽救江河日下之幣信以及財政金融危機，無奈金圓券發行的同時，國共內戰愈演愈烈，龐大戰費支出仍然無日或已。

一九四八年、四九年間曾任國民政府聯勤總部預算財務署長的吳嵩慶，其子吳興鏞博士在所著之《黃金檔案：國民政府黃金運台──一九四九年》一書中指出，國民政府當局為了應付龐大的內戰軍費，“把‘國幣’金圓券準備金的大部分給抽走，用做為軍費”。換言之，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由於國民政府向美國數度求援無門，美國拒絕再予國民政府軍事及經費援助之后，出於無奈，只好動用最后的一點“棺材本”──發行金圓券的黃金準備，十二月前后，國民政府把國庫黃金二百六十萬兩從上海“轉移”到了台北，這是被國民政府搶運到台灣的國庫黃金中的第一批。

長期追隨俞鴻鈞的機要幕僚何善垣，也曾在《俞先生生平言行補述》一文中，生動地描繪他追隨俞鴻鈞參與搶運國庫黃金的過程：

三十七年共×叛亂，舉國騷然，先生鑒於情勢迫切，密將庫存黃金運台，其時予兼機要科主任，凡公文撰擬、繕寫、用印、封發，均一人任之，即於總裁室后之一小室中辦理，而外間接洽戒嚴、航運等事，則由發行局陳副局長延祚負責，一切行動，均保持極度機密，啟運之夕，由軍方施行特別戒嚴，斷絕交通，以故當時外間無人知有此事，啟運后第三日，申報中始刊登一簡短消息，謂某夜中國銀行曾運出物資若干箱云云，語焉不詳，其所以言中國銀行者，因中央銀行黃金庫存，與中國銀行比鄰，同一門巷出入，以故人不能辨其誰屬也。

蔣經國很清楚，蔣介石已經沒有放手一搏的賭本，他惟一的一點籌碼，就是存放在上海幾家國家銀行，原本專供金圓券發行準備之用的黃金。這不僅僅是蔣介石投入國共內戰最后的“棺材本”，更是全中國要維持國家財政正常運行，惟一的一點本錢了。但為了應付前線十萬火急的龐大軍費需求，等到蔣介石再下令把國庫中剩余的黃金──“國幣”金圓券的準備金的主要部分，悉數抽走之后，令人憂慮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在國庫大失血無法扼止的情況下，蔣介石又將原本用於金圓券發行準備的巨額國庫黃金悉數南運，搬離了上海中央銀行總行倉庫。失去了黃金準備，使得原本幣值即已一瀉千里的金圓券，於此刻更如同潰堤水壩，完全失控，幣值與幣信一夕崩盤破產，人民對國民政府的信賴也完全毀於一旦，金圓券成為廢紙，人民財產付諸東流，國民政府成為人民普遍唾棄之全民公敵。

吳興鏞敘述：

這筆準備金，一移出上海作為軍費，金圓券就像當時國軍一樣，“兵敗如山倒”，如雪崩似地狂貶，從四八年八月到四九年六月，前后十個月，貶值約兩萬萬倍。一個新幣如此快速貶值，影響如此眾多人民的生活，是世界所罕見的。一枚價值美金五角的銀圓，金圓券發行初是兩元一枚，到另一新幣（銀元券）上場前一日，就要五億元一枚。老百姓生活怎么過得下去？多少人饑寒而亡？因此，運台的金銀美鈔上是沾有中國人民的斑斑血淚。一位大陸的醫學教授在二○○四年的來信中，是這樣寫的：“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時，我已年近三十，利用金圓券收刮民間硬通貨，強運台灣的情況，恍如昨日，多少小康人家傾家蕩產，十分痛恨。”

蔣經國與俞鴻鈞奉蔣介石之命，搬運上海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白銀到台灣的行動，先后有好幾波。

一九四九年元月十日，蔣介石下野前十二天，此時淮海戰役徹底失敗，局勢對國民政府相當不利。蔣介石心知自己大位不保，就在這一天，密令蔣經國與俞鴻鈞盡速將存放在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幣移存台灣，作為與共軍繼續作戰的糧彈資金準備。蔣經國在這天的日記上寫道：“今日父親派我赴上海訪俞鴻鈞先生，希其將中央銀行現金移存台灣，以策安全。”

隔了六天，胸懷孤臣孽子之心的蔣經國，在一月十六日的日記簿上，寫下這么一段歷史紀錄：“父親約見俞鴻鈞、席德懋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國兩銀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

元月十九日，蔣介石在臨下野之前兩天，安排俞鴻鈞為中央銀行理事，并指定為常務理事。

從好幾份蔣介石的往來函電可以確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內部為了是否同意搶運黃金的問題，衍生了相當大的矛盾，隱隱約約之間，有一股微妙的抗拒力量。而蔣介石似乎早就預感搶運黃金的工作會遭遇麻煩，因而派遣蔣經國前往上海督軍，并由俞鴻鈞擔任陣前指揮，親自抓運金工作。

例如，劉攻蕓即認為蔣介石為下野之身，委實不宜繼續下令搬移國庫存金，但是，基於大形勢的考慮，也採取了置之不理的態度，靜觀時變。

蔣介石《事略稿本》一月二十七日的言行記錄了他“接見林祟鏞局長，商談中央銀行現金運送廈門辦法。公聞劉攻蕓總裁對此事進行，面有難色，殊為駭異，喟然曰：‘世人能明理識義，始終如一者，誠難得也。’”

而在上海積極從事搶運黃金工作的俞鴻鈞，於一月二十八日自上海發給蔣介石一份密電，暗示蔣介石他要“請經國兄催辦”。催誰辦？俞鴻鈞自然指的是新任的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蕓。他說：“（一）、滬國行存金尚有八十二萬余兩、銀元二千六百萬元，以前因存兌金銀，故不得不酌予留存，現在政策變更，無此需要，亟宜早日運出，免滋延誤。除密洽劉總裁迅辦外，擬請由經國兄電話催辦。（二）、前奉交“革命償債委員會”匯票二紙，已托由德懋兄匯往紐約中國銀行專戶存儲，候命指撥。因國行原賬戶已結清取消，另開專戶諸多不便也。”

為何要密洽“劉總裁”？因為蔣介石已經下野，當家作主的是“代總統”李宗仁。而一月二十八日，距離蔣介石命令俞鴻鈞、蔣經國搶運黃金，已經過了十八天時間，蔣介石下野也有一個禮拜了，新的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蕓竟然不動如山，不聽命行事，蔣介石內心早就火冒三丈了，只是一時隱忍未發罷了。

蔣經國和俞鴻鈞一干人等於是“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二月三日，俞鴻鈞發電報給蔣經國說：“滬存金銀已洽劉總裁迅運，此間事務，大體就緒。”可知俞鴻鈞已經說服劉攻蕓，要與蔣介石派來的人配合，將大部分的黃金往台灣撤運。

化解了來自劉攻蕓的阻力，蔣經國等人“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佈置”，國民政府財經官員即展開大規模的運金行動，將上海國庫的黃金、外鈔幾乎搬走一空。

俞鴻鈞明知自己已不在央行總裁任上，但由於受蔣介石密令，仍冒險只身赴滬，親自動員央行員工，搶運黃金到台灣。一九六○年七月間台灣《聯合報》的一篇紀念文章寫著：

關於俞氏在卅八年上海淪匪前夕把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籌劃啟運來台，保全了國家的巨額財產，穩定了政府遷台后的財政金融，此一段事跡，今日已為國人普遍知曉，可是，一般人都還忽略了此中的一個重要關節：也許會有人以為俞氏當時既為中央銀行總裁，籌劃啟運央行庫存黃金至安全地點，本為其職責以內的事。其實，俞氏當時并不在中央銀行總裁任內。

但是，雖然不在其位，而過去同仁之間的老關係依舊存在，對同仁的威權也還有新的職務──“中央銀行常務理事”來當靠山（其實此一職銜，位高卻無權），惟其如此，蔣介石密令俞氏再赴上海撤運黃金，他才可以圓滿達成撤運黃金的目的。

這篇紀念文章繼續寫道：

當時的總裁為財政部長劉攻蕓兼任，俞氏不僅已經離職央行，而且他本人并不在上海，后因滬上情況緊急，李宗仁態度曖昧，鑒於中央銀行庫存黃金對國家命運的重大影響，俞氏乃奉命冒險從香港飛往上海，運用他個人與中央銀行在職人員的淵源關係及影響力，擘劃部署，將庫存黃金運來台灣。俞氏當時并未擔任財經方面的任何公職，完全是本諸個人對國家的忠誠、熱愛，而將個人危險置之度外，為國家保全了巨款財物，這是難能之處。

但依照宋子文在二月九日發給蔣介石的密電推算起來，搶運國庫黃金的計劃，至少因為劉攻蕓的阻擋，遷延了近一個月之久，其言：“俞鴻鈞昨（七日）來港擬謂：攻蕓因環境關係，國庫金銀，該員猶豫延遲甚久。鴻鈞臨走日，彼始決定以翌日起，黃金逐漸空運。至白銀如何，似未肯定，現在情形究竟如何，請注意。”

蔣介石二月十日之《事略稿本》記載：

二月十日……下午周宏濤秘書自上海歸來，謁公報告“中央銀行所存現金，已大部如期運往廈門、台灣，現存上海者，惟留黃金二十萬兩”云。公得報為之一慰，蓋以此項存金為國民汗血之結晶，與國家命脈之所系，故不能不負責設法保存，因一再叮囑財政金融主管當局，應將其運至安全地區，俾得妥善保管與運用，免遭無謂之浪費，至今始得完成此一重要工作耳。

在這段日子里，由於劉攻蕓故意拖延運金，蔣介石父子一方面對黃金搶運工作感到憂心忡忡，另一方面對劉攻蕓不能貫徹命令時感慍怒。蔣經國曾在一九四九年二月某一天的日記中寫道：

中央銀行金銀之轉運於安全地帶，是一個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數金融財政主管當局，最初對此不甚了解，故經過種種之接洽、說明與佈置，直至今日，始能將大部分金銀運存台灣和廈門，上海只留二十萬兩黃金，此種同胞血汗之結晶，如不能負責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諸無謂浪費，乃至資共，那是一種很大的罪惡。

也就是說，在蔣氏父子的心目中，黃金若是留在上海的金庫里，留給李宗仁，只不過是“無謂浪費”；假若留給共產黨，那更是“一種很大的罪惡”，自不能留下這批財寶“資敵”。

章君谷先生在《俞鴻鈞傳》中敘述：

二月十四日，李宗仁連下了兩道命令：令行政院自廣州遷回南京辦公，行政院長孫科托病，置之不理。再嚴令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蕓，不得將中央銀行存金運到他處。劉攻蕓也沒有答復，因為他知道中央銀行絕大部分庫存黃金早就給俞鴻鈞運到台灣去了。而且俞鴻鈞是他的老上司，即使再要把剩下的黃金一并運台，劉攻蕓也無法拒絕。

但是，由於延滯黃金搶運時程，蔣氏父子對劉攻蕓始終余怒未消，劉攻蕓不僅受到了蔣介石的責備，更因而失寵。上海解放前夕，劉攻蕓固然去了台灣，但是，在國民政府內部已無其容身之地，后來他悄悄去了新加坡，終老於斯。

【來源：本文摘自《蔣介石父子1949危機檔案》】（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