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劉少奇的“資本主義道路”

劉少奇是新中國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創立者之一。“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是劉少奇建國前夕對執政黨中心任務作出的明確概括。他說，“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戰不爆發，經濟建設的任務就不變。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不爆發戰爭，我們的任務就一直是經濟建設，要把中國工業化。”

劉少奇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思想，繼承了列寧新經濟政策思想和毛澤東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對中國如何發展工、農業進行了有價值的探索，可惜在建國初期很快就被放棄了。“文革”中，劉少奇還因此被打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付出了生命代價。

但是，在經歷了幾十年風雨歲月的沉淀之后，他的遠見卓識終於大放異彩，成為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開創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思想來源。

確定新中國五種經濟成分

劉少奇的經濟思想，最早發軔於上世紀20年代他在安源從事工人運動時。1924年，他先后寫出《救護漢冶萍公司》和《整頓萍礦意見書》，認為漢冶萍公司不僅在經濟上有其重大意義，且“為東方文明之根據”；“煤鐵事業，為一切事業之基礎，國家之盛衰，國民之生死均系之”。

在安源，劉少奇萌生了“從工業入手改造中國”的想法。后來他對此有過許多精辟論述，例如，“要中國強盛起來，必須使中國變成工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發展工業，我們同時採用私營與公營這兩個辦法”。

解放戰爭后期，時任中共中央工委書記的劉少奇，在1947年11月石家莊解放后負責指導城市接管工作，并主持晉綏、晉察冀、晉冀魯豫、山東等解放區的合并，籌備成立華北聯合政府，為建立新中國做準備。他在緊張處理日常工作的同時，開始系統地思考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問題。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一次為新中國全面繪制建設藍圖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對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做了深刻闡述。13日，在會議的最后一天，劉少奇初步系統地提出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的方針，著重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成分、社會基本矛盾、合作社問題，以及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等問題。

毛澤東在會議結論中說，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這兩個問題，少奇同志的提綱分析得具體，很好，兩個階段的過渡也講得很好。他委托劉少奇對新民主主義經濟問題繼續研究，并草擬文件，以便在七屆二中全會上使用。

這時，遠在東北的張聞天也對東北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提出了一個提綱。報到中央后，毛澤東委托劉少奇對這個提綱進行研究。劉少奇在吸取了中央領導集體意見的基礎上，研究確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由五種經濟成分構成，以后經七屆二中全會討論通過，成為建國初期經濟建設的基本方針。

這一研究成果最后寫進了在建國初期起“大憲章”作用的《共同綱領》：“國家應在經營范圍、原料供給、銷售市場等方面，調劑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使各種社會經濟成分在國營經濟領導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進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一政策的制定，應該說傾注了劉少奇的許多心血。

社會主義不宜過早實行

新中國成立后，劉少奇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於1950年底接替逝世的任弼時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這期間，他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新民主主義建設理論。

劉少奇認為，由於中國經濟落后，我們還不能立即消滅資本主義，還應調動社會各種經濟成分的積極性，搞一段時期的新民主主義建設。他在關於共產黨員的標準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目的，是要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它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在將來要為轉變到社會主義制度而斗爭”。

他認為，在經過十幾年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后，新中國的面貌就要改變一下。“我們不但有龐大的農業，而且還有不少工業。那時我們就做到了自給自足，使中國變成一個比現在富足的國家。到那時我們的國家才可以考慮到社會主義去的問題。現在還不能提這個問題。現在就有人講社會主義，我說這是講早了，至少是早講了十年。”“十年之內，建設社會主義是講不到的；十年之后，也還要看實際情況才能答復這個問題。也許還要再等幾年。”

特別是在農村，劉少奇主張比較長期地保留富農經濟。當時，東北和山西等已經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區，急於組織農民過渡到社會主義，針對這種傾向，劉少奇說：“東北土改后農村經濟開始向上發展了。有三匹馬一副犁一掛大車的農民，不是富農，而是中農。在東北，現在這種農戶大概不會超過農民的10%，其中真正富農所佔的比例，必然更少。這種有三馬一犁一車的較為富裕的農戶，在數年之后，可能與應該發展到80%，其中有10%的富農。”他尖銳指出：在目前“如果號召農民起來組織農業合作社，認為這樣就叫社會主義，發動群眾運動，就要犯大錯誤，那就叫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區別於大量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做法，劉少奇主張普遍組織供銷合作社和互助組，把農民更多地通過商業渠道組織起來，大力發展商品生產。他說：誰領導了市場，誰就領導了經濟。

現在回過頭來看，劉少奇的上述想法是比較穩妥的。后來幾十年的歷史發展證明，這也許是更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發展方案。

“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

到1956年上半年，全國絕大部分地區已基本上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起來。同時，經過幾年的經濟建設，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許多重要指標已有確實把握可以提前完成。為了制定在新形勢下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及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央決定在1956年9月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八大籌備期間，劉少奇負責主持起草政治報告。為此，他對中央和國務院30多個部門進行了系統的調查研究，記下數萬字的筆記。他在聽取匯報過程中，針對當時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

例如，“在大力發展內地工業的同時，也要注意發揮沿海工業的潛力”；“工業部門要根據人民的需要進行生產”，“不斷增加品種花色，用剌激人民更高的消費欲望來促進生產”；“私營廠原有的好東西要保存下來，不要拋棄本國的傳統基礎，我們一搞社會主義，反而什么都沒有了”；“對資本主義國家的技術也要盡量吸收，花錢買他們的技術，向他們學，必須咬緊牙關，發一點狠，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趕上去，要有點氣魄，加緊干”。他反對當時有些人把社會主義制度絕對化，提出不要對社會主義迷信，社會主義制度也“必須不斷改進，使它更完善”。

劉少奇的這些觀點，包括注意發展沿海工業、用提高人民消費刺激生產、學習國外先進技術等等，經過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合乎實際的。

八大召開后不久，東歐爆發了波匈事件。劉少奇前往莫斯科協助蘇共處理這一事件。身臨事件的前沿，劉少奇的感悟自然要比國內的同志深刻。他在回國后召開的八屆二中全會上，作了長篇講話，提出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訓，為了不使類似事件在中國發生，一定要關心人民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應該注意把工業建設發展的速度，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不能把同人民的關係搞得太緊張。還要規定一些制度，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為了調查和解決當時社會經濟生活中出現的矛盾，響應毛澤東關於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號召，劉少奇在次年春天沿京廣鐵路南下，在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廣東五省進行調查研究，提出了要使社會主義經濟既有計劃性又有多樣性和靈活性的寶貴思想。

1957年2月27日，他在河北邯鄲峰峰煤礦調查時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經濟，但計劃性不能排斥多樣性和靈活性，不能教條地去理解計劃性，否則，我們的經濟就會呆板，就會停滯不前。我們只有比資本主義經濟形式更多樣、更靈活，才能顯示出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勃勃生機！”

4月初，劉少奇來到廣東調查時，發現在這個魚米之鄉，人們卻抱怨吃不上新鮮蔬菜。他尖銳地指出：“國營商業部門機關化、官僚化，不根據實際情況辦事”，“每天八小時工作，晚上不辦公，要那么正規干什么？我看這樣搞下去，社會主義要失敗，資本主義要勝利”。“國營商業應當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販學習，採取一些靈活的辦法”，“歷史上做小菜生意的都是搞夜班，為什么社會主義商業就不能搞夜班？”，“什么時候國營商業能讓群眾方便地買到又便宜又新鮮的蔬菜，才能顯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由此，他提出要“採取經濟競爭的辦法”，“看來自由市場搞大一點好”，要建立“國家領導下的自由市場”。

在這次調查中，劉少奇還提出在農業生產中要實行同產量相聯系的生產責任制，“生產力只是那么個水平，就適宜於生產單位小一點”，“社員勞動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體化了不行”，“可以實行分組分戶小包工”，“有個勞動自由。有很多小活適於個人勞動，不能完全否定個體勞動。和工業一樣，農業也可以實行個人負責制”。這是劉少奇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重要的思想精華。

黨政分開，黨委和政府要超脫一點

1958年轟然而起的大躍進，打斷了八大前后全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正確探索。三年經濟困難接踵而至，劉少奇主持對國民經濟的調整，其間，許多思想和做法成為改革開放的源頭。

1959年4月，劉少奇當選為國家主席。他開始比較多地思考 “如何具體運用全民所有制，更有利於發展生產力”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他提出：在辦廠時，要借鑒國外資本家採取托拉斯、康採恩的方式。這年底，劉少奇因患肩肘炎去海南島休假療養。他利用這一機會學習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清理了一年多來發熱的思想。

他在學習討論會上說：“社會主義社會中，總的矛盾是生產和需要的矛盾，中間夾雜著階級矛盾。就是這種矛盾促進生產的發展。”這種看法反映了他對毛澤東重新強調階級斗爭、否定八大主要矛盾論斷的不同看法。

他還提出要克服計劃經濟的呆板與機械，中央必須向地方適當分權，發揮兩個積極性。他說：不可能設想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中，中央能夠把國家的各種事務都包攬起來，而且樣樣辦好，把一部分行政管理權分給地方是完全必要的。行政機關也必須向企業適當放權，應當保證企業在國家的統一領導和統一計劃下，有適當的自主權利，經濟部門的領導機關必須認真把該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者不該管的事。

劉少奇在1960年代初主持國民經濟調整時，針對當時國民經濟中出現的一系列問題，明確提出要按經濟辦法管理經濟的原則。他認為，我們現在管理經濟的辦法是由中央的各部和省市的廳局干預經濟，用行政機關管理工廠，這是超經濟的辦法，它連資本主義的辦法都不是，是封建主義的辦法。為此，他提出國務院各部不要直接管理企業，要成立幾十個大公司，“由公司來管，同由部來管，觀念就不一樣”。他說，蘇聯是這樣搞的，證明不行。由此他提出要按照經濟的辦法來管理經濟，要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

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黨政分開的思想，指出：“黨委和政府超脫一點，不好嗎？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問題我們來裁判，不要作當事人，不好嗎？”，“超脫一點，就有全局觀點了。黨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樣管的問題。管計劃、平衡、仲裁、監督、思想政治工作。生產由公司、工廠去經營”。

由此，他在我國國民經濟狀況好轉以后，指導工業企業試辦托拉斯；指導中央有關部門改革生產資料管理和流通體制；實行兩種教育制度和兩種勞動制度等經濟體制的改革。他還強調要滿足人們合理的物質利益，工資制度要合理，要能夠調動人們的積極性。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對於搞活經濟，提高勞動生產率起到了積極作用，使1965年成為文化大革命前新中國經濟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

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提出的這一系列探索，特別是1960年代提出的這些主張，基本不為毛澤東所認可，認為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和“物質刺激”，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會使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最終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使劉少奇含冤去世。

然而，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檢驗，歷史最終證明了劉少奇探索的價值。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劉少奇的這些思想和實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成為改革開放的源頭之一。

【來源：《文史參考》】（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