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第一冤案”背后的隱情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文革中（網絡圖片）

如此說來，中共領袖之中，只有劉少奇有過被捕的經歷，即他分別在1925年和1929年在長沙和奉天(沈陽)的被捕。本來事情很清楚，但到了“文革”之初，卻成了莫大的嫌疑和罪名，加上“61人案”(即1936年8月，劉少奇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名義，指示關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的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0多人“履行國民黨政府必須規定的出獄手續”，出來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重新提起，更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隨著“文革”的全面展開，“叛徒”、“特務”、“走資派”和知識分子成為打擊的重點對象，特別是“叛徒”和“抓叛徒”，更成了“文革”發動的一個動因，甚至是一個戰果。劉少奇被扣上“叛徒”帽子，有一個過程。

據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早在建國初期的一次東北地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當時任東北局第二書記兼東北軍區副政治委員的張秀山忽然遇到了一件讓他百思不解的事，即：“在一次談話中，羅瑞卿突然問我：你們查看劉少奇的檔案是什么目的?我聽后感到很不對頭，便對他說：這件事我建議你核實一下。我說：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云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這件事后來具體承辦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

毛澤東指示高崗查看劉少奇的檔案，張秀山只是具體承辦的人，據他回憶，當年接到任務后，“我在東北局組織部佈置工作時，將審查干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后來任組織部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羅瑞卿聽后沒有再說什么”。(張秀山《1954年揭批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會議》，《百年潮》2007年第5期)

后來高崗事件發生后，當年查看劉少奇檔案一事并沒有作為高崗的罪狀之一，可見此事的確是毛交辦的。至於毛要求查檔的原因，則無從知曉。人們只是在十幾年后的“文革”中獲知劉少奇居然是“叛徒”，而罪證之一就是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經歷。那么，當年高崗由毛澤東秘密交辦查檔任務，聯系后來的“高饒事件”，從中可以透露出什么信息呢?

有人撰文指出：“高崗之所以認為劉少奇將失去毛的信任、地位動搖，除了他發現毛、劉之間在農業合作化、向社會主義過渡等問題上的分歧之外，還有更隱秘的背景。1953年初，毛澤東指示高崗調查東北敵偽檔案中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高崗安排東北局第二書記、組織部長張秀山落實。高、饒事件發生后，公安部長羅瑞卿追究張秀山‘查劉少奇檔案’的問題，張秀山被加以‘用了極其惡劣的手段攻擊劉少奇同志’的罪名……而關於劉少奇奉天被捕一事，當時的滿洲省委向中央作過報告。(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還有人提出：“毛澤東將如此絕密和重要的事情交給高崗，足以說明他對高崗之信任非同一般。高崗把查敵檔的事交給張秀山去辦，后來給毛澤東送交了一份報告。以后他再未提過此事。時隔14年后，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難道是偶然的嗎?”(余汝信《高饒問題其實是毛劉問題——讀〈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筆記》)

有了這些種種事端的鋪墊，后來政治斗爭的狂風暴雨，不是可以預期了么?不過歷史的詭秘和殘酷，竟是如此糾結在劉少奇的身上。

事實上，早在1963年以前，毛澤東就已明確地表示準備由劉少奇來接替他在黨內的位置，如1956年9月毛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講話時說：“中央準備設四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來同志、朱德同志、陳云同志。”他還說：“一個主席，又有四個副主席，還有一個總書記，我這個‘防風林’就有幾道。”(《劉少奇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七中全會是為召開“八大”做準備的，而毛澤東的講話表明了選舉幾位副主席和總書記，是為了在黨內建立“防風林”，以避免如蘇聯發生的因領導人的變動而影響了共產主義事業。

翌年11月毛澤東出訪蘇聯，毛澤東又與赫魯曉夫談到他不再出任黨主席的設想，據翻譯李越然回憶：“赫魯曉夫就問他，‘誰來接班呢?有這樣的人嗎?’主席講得很清楚，‘有!我們黨內有好幾位同志完全可以。’接著他就一個一個地點名，說第一個是劉少奇，第二個是鄧小平。”(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國領袖》，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版)1961年9月，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時與毛澤東會談，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愿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克米倫、戴高樂，等等。 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毛澤東回答說：“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蒙哥馬利又問：“劉少奇之后是周恩來嗎?”毛澤東說：“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知情者說》第7輯，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顯然，當時毛澤東已在考慮“接班人”問題，而且已經非常明確地提出是劉少奇。據黃崢《劉少奇的歷史地位》一文：“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訪問蘇聯時就向赫魯曉夫介紹劉少奇是他的接班人。”毛還在與赫魯曉夫的會談時說：“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后來到你們那里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

另據黃崢《劉少奇十大功績》一文，劉少奇曾在黨內擁有特殊地位，可以歸功於他在歷史上創下的“十大功績”，其中第八、九條內容如下：“八、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共八大作政治報告，正確分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提出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基本任務。九、20世紀60年代，在第一線主持國民經濟調整工作，為克服國民經濟嚴重困難作出重要貢獻。”(《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不過，也正是因為圍繞文章提到的第八、九條等內容，毛澤東和劉少奇形成了認識上的分歧和矛盾，最終讓毛澤東徹底改變了對劉少奇的看法。

1970年12月斯諾問：“您是什么時候最終作出劉必須下台的決定的。”毛澤東回答：這個決定早已醞釀了，最后“決定是在1965年1月作出的”(斯諾《漫長的革命》，東方出版社2005年版)，即1965年1月中共中央發表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二十三條”)——這個文件的第一條就說“四清”的目標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也就是說：晚年的毛澤東越來越傾向於相信劉少奇就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不過，鑒於劉少奇的歷史功績和聲望，要打倒他，其實并不容易。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等事件，觸發了斗爭的靈感——“叛徒”無疑是很好的突破口。

1966年8月初，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并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劉少奇由原來常委排序的第二位降為第八位(林彪由第六位上升為第二位，并且未經選舉成為黨的唯一副主席和毛澤東實際上的接班人)。而在1968 年 10 月舉行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則因“叛徒、內奸、工賊”三個罪名被“永遠開除黨籍”。

“共和國第一冤案”，就在這樣的特殊背景下釀成了。

【華發網根據《同舟共進》、《百年潮》採編】（免責聲明：以上內容源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創版權請告知，我們將盡快刪除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