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內部的軍閥矛盾“援助”了紅軍長征？

關於中央紅軍長征，國內外很多專家、學者已經作了詳細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主要以研究紅軍的英勇事跡和犧牲精神為主，至於中央紅軍如何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勝利完成長征的研究，卻為數不多。實際上，中央紅軍之所以能夠完成這一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壯舉，除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廣大紅軍指戰員發揚不怕犧牲、不怕疲勞、英勇頑強的精神和情報工作的及時準確等因素之外，國民黨內部軍閥間的矛盾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本文則是分析國民黨內部軍閥間的矛盾與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的關係。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后，經過寧漢戰爭，寧粵對立，征討馮玉祥、閻錫山，東北易幟等角逐，驅逐了汪精衛，排斥了胡漢民，打擊了桂系軍閥，各個擊破了馮玉祥、閻錫山，招安了張學良，最終於1928年10月，爬上了國民政府主席兼陸海空三軍總司令的寶座，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但蔣介石知道，憑他的資歷、聲望、力量等還不足以使那些元老派、地方實力派俯首聽命。帝國主義劃分勢力范圍的離間政策，又加劇了各派軍閥之間的內在矛盾，這更增加了當權者發號施令的難度。因此，蔣介石處心積慮地培植心腹勢力，用以消滅異己，真正掌握最高統治權。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各地軍閥和地方實力派雖然表面上歸順了中央政權，但對蔣介石及其中央政權始終心懷戒意，決不允許中央政權染指地方利益。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就意味著蔣介石必然發動戰爭，徹底清除地方實力派。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之后，中央紅軍撤出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了舉世聞名的長征。蔣介石沒有就此罷手，他積極部署軍隊，進行圍追堵截，企圖將中央紅軍徹底消滅。西南六省是中央紅軍長征主要經過的地區，六省的軍閥保持著半獨立的狀態，蔣介石對這些擁有實力而又非自己嫡系的軍閥，既要籠絡，又要排斥消滅。在蔣介石看來，紅軍長征是他掃除異已，擴展勢力范圍的一次難得的機會。地方軍閥各個集團在紅軍突圍、蔣介石嚴令堵截的形勢下，意識到蔣介石一定會玩弄一箭雙雕的伎倆。綜觀蔣介石的所作所為，他確實是雙管齊下，既要“圍剿”紅軍，又要收拾地方軍閥。而防止紅軍進入其統治地盤，拒阻蔣介石的滲透和吞并，則是地方軍閥相應的兩手。由此引來了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激烈的明爭暗斗。這樣一來就削弱了國民黨對付紅軍的力量，形成了紅軍實現戰略轉移的有利條件。

一、陳濟棠明打暗和，何鍵追而不擊，桂系禮送出境

中央紅軍開始戰略轉移后，準備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師。蔣介石仔細考慮了中央紅軍可能經過的地區情況，佈置了四道封鎖線：第一道封鎖線設於江西信豐、安西和安遠，防守部隊為陳濟棠部余漢謀縱隊；第二道封鎖線設置在汝城以南的天馬山至城口，由何鍵的部隊防守；第三道封鎖線位於湖南的宜章，由何鍵與陳濟棠協同防守；第四道封鎖線位於湘桂邊境，由湘軍和桂軍協調防守。蔣介石希望通過這四道封鎖線將中央紅軍徹底消滅，同時控制西南地區。

於是，長征紅軍碰到的第一個障礙便是廣東軍閥陳濟棠。作為獨霸一方的軍閥，陳濟棠在反共的問題上與蔣介石是一致的。但是陳濟棠深知蔣介石的用心，他擔心蔣介石借紅軍之手消除異己損害自己的力量，更擔心蔣介石趁他與中央紅軍作戰時，突然進入廣東，自己連老巢都保不住。因此他採取了避實就虛的對策，表面上擺出進攻紅軍的架勢，也打上幾仗，以向蔣要槍要餉，暗地里卻派人同紅軍做試探性和談。

1934年9月間，陳濟棠派代表到江西蘇區，要求與紅軍舉行秘密談判。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紅軍領導人分析了蔣介石和陳濟棠的矛盾，提出必須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利用陳、蔣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

1934年10月下旬，中央紅軍向西南突圍，從江西南康、大庾嶺邊緣地區進入廣東邊界。陳濟棠執行了與中共的秘密協定，在湘粵邊境劃定通路讓中央紅軍通過。一面仍裝模作樣地派出部隊堵截，沿途筑碉挖壕，架設機槍，如臨大敵。同時，陳濟棠又派巫劍虹的第四師運送1200箱步槍子彈給中央紅軍。這樣，中央紅軍在陳濟棠的暗中配合下，順利地通過了第一道封鎖線，薛岳不得不放棄從贛南出擊迫使中央紅軍入粵的計劃。10月27日，中央軍委下達了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命令，陳濟棠沒有堵截。中央紅軍在很短的時間里，勝利地通過了陳的管區，接著順利突破了由湖南軍閥何鍵部防御的第二道封鎖線，沿著湘粵邊界繼續前進。

陳濟棠“外打內通”、“明打暗和”，使中央紅軍迅速地突破兩道封鎖線，蔣介石的如意算盤落空，十分惱火，發了一封措詞極為嚴厲的電報指責陳濟棠，說他平時請餉請械很積極，一旦有事，則擁兵自重，此次按兵不動，導致突圍的中央紅軍得以再次脫險，命令他立即集中兵力27個團，在藍山、嘉平、臨武之間堵截，否則將對其嚴懲不貸。為應付蔣介石，陳濟棠命令其第二師、獨立第三師、獨立第一旅、獨立第二旅諸部，沿著宜章、臨武、藍山一線，追擊中央紅軍，但其先頭部隊距離中央紅軍保持著一二天路程。各部追至藍山后，即回防廣東。

1934年11月3日，中央紅軍突破敵人封鎖，全部進入湖南境內。1934年11月12日，蔣任命何鍵為“剿匪軍”總司令，將薛岳和周渾元所部共9個師的中央軍劃歸何鍵統一指揮，并與何轄下的劉建緒、李云杰、李韞珩三部組成五路軍追剿紅軍。

面對入境的大股紅軍和蔣介石的追剿命令，一貫積極反共的何鍵，對中央紅軍卻採取了送客式的防堵形式，中央紅軍走到哪里，湘軍就跟到哪里，不過始終同中央紅軍保持近一天的行程。這樣既防止紅軍勢力深入湖南腹地，又避免中央軍以此為借口而盤踞在湖南。11月中旬，何鍵不顧蔣介石南昌行營10月30日下達的命令，進一步調整兵力，將在贛的嫡系部隊全部撤回湖南境內，將屬於西路軍序列的13個師中的6個師佈置在贛江兩岸及贛東北，這與中央紅軍的突圍路線南轅北轍。因而中央紅軍通過湘南地區時，除保安團外，幾乎未遇正規湘軍，中央紅軍順利地突破了敵人的第三道封鎖線。中央紅軍開始向湘江地區挺進，蔣介石決定在湘江東岸“圍殲”紅軍。他動用了3個省（粵、湘、桂）、10個軍近40萬兵力（其中粵軍2個軍、湘軍3個軍、桂軍2個軍、蔣介石嫡系薛岳部的3個軍），沿湘江150公里長的地段，佈置了第四道封鎖線，這是一道天羅地網，中央紅軍如果強渡湘江將會遇上敵人重兵前堵后追、左右夾擊的局面。

蔣介石的這個軍事部署，是很費了一番心機的：既可打擊中央紅軍，又可使其宿敵桂系在同中央紅軍交戰中受到嚴重損失，因為此次湘江戰役雖涉及粵、湘、桂三省，但這第四道封鎖線地處廣西境內，因而廣西將不得不竭盡其力。蔣、桂兩派軍閥矛盾極深，桂系把蔣介石視為最主要的敵人，桂系兵力只有3萬余人，而中央紅軍號稱10萬，蔣介石企圖利用湘江戰役來削弱桂系兵力的陰謀被李宗仁、白崇禧一眼識破，白崇禧明確表示：“硬打，沒那么蠢。”①桂系的高級將領為此也召開了好幾次軍事會議。白崇禧認為中央紅軍從湘南西進是去湘黔轄界，僅是路過廣西，而且廣西民團組織嚴密，可以有效阻止中央紅軍深入廣西腹地。因此桂系決定對中央紅軍只側擊、追擊、不堵擊。為了不讓蔣軍以追擊中央紅軍為名而開進廣西，李、白二人打電報給蔣介石，表示廣西完全有決心和力量在境內外堵擊中央紅軍，言外之意是望蔣軍不要進入廣西境。蔣介石為利用桂系追剿中央紅軍，遂回電說，除非萬不得已，中央軍不進入廣西境內。

11月中旬中央紅軍逼近廣西境內的湘江邊時，白崇禧頻繁來往於桂林、全州、灌陽、恭城等地，加緊調動軍隊佈置防線，并與尾追而來的湘軍達成協議，由湘軍擔負零陵至黃沙河之線防務，桂軍負責全州、興安以南防務，在湘、桂邊境的黃沙河雙方銜接。如此嚴密的封鎖線，中央紅軍如果強行突破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不料11月21日白崇禧突然從興安、全州、灌陽撤兵，使湘桂軍閥聯合防守的湘江防線出現了一個缺口，原來21日中央紅軍攻佔了江華，有進襲富川、賀縣、恭城之勢，白崇禧深恐中央紅軍由江華進入賀縣或富川，深入廣西中部建立根據地，遂決定放棄湘江防線，“開放”桂東北通道，催促中央紅軍過境。

桂系軍閥為了自保，使全州到興安界道之間的百里湘江兩岸，沒有正規軍防守。而何鍵為了防備中央紅軍從道縣北上直趨湘西，將湘軍主力集結於零陵到湘桂邊境的黃沙河附近，拒絕了蔣介石要他移軍南進以接替桂軍原來防線的命令，反而要求已到零陵的薛岳接替桂軍原來防線，薛岳卻以“遠道馳來，辛勞特甚，請俟敬日（24日）全部集中零陵后再行派遣”為理由沒有執行。

桂軍撤防后在興、全造成的缺口，雖在廣西境內，但是負有殲滅中央紅軍於湘、漓水東岸“重大使命”的何鍵也有責任彌補。正當何鍵又急又惱的時候，接到蔣介石讓湘軍向南推進，接替桂軍原來防線的命令。如執行此令，勢必削弱湘軍在零陵至黃沙河封鎖線上的力量。這是何鍵最不情愿的。如不執行此令，又怕失去蔣介石的信任，受到指責。為此，何鍵大傷腦筋，但最后，何鍵終於把維護湘系集團對湖南統治的利益看得更高，而寧可擔“抗命”之嫌。當11月23日何鍵接到蔣介石的南進電令時，實際情況并不象何鍵在回電中所言，湘軍向南推進是“兵力時機兩不許可”。事實上，黃沙河的湘軍在時間、兵力上完全有可能南下。黃沙河距全州僅25公里，距興安界首也不過80多公里。如湘軍立即行動，11月24日就可接替這段防務。只是因為桂系軍閥出於自身的利害關係，放棄全、興、灌防務，而湘系軍閥也出於維護本身安全的考慮，沒有迅速填補這個缺口。這就使桂北的湘江線上從11月21日至28日的7天之內，無人防守。如果中央紅軍能在此時越過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的損失就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蔣介石不能阻止桂系撤兵。桂北的防線出現了缺口。薛岳不服從何健的調動，使湘系軍閥不能迅速填補這一“真空地區”。這在軍事上講，對中央紅軍沖破包圍是難逢的良機。然而，當時中央的領導者不僅坐失良機，還使湘江戰役成了長征途中損失最大的一次戰役。

戰役開始的情形正如聶榮臻所指出：“本來，當11月16日我五軍團攻佔臨武，敵人棄守藍山，我軍繼續向江華、水明方向開進時，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隊退守龍虎關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紅軍也防止蔣介石軍隊進入廣西。這時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敵劉建緒部還沒有趕到全州、灌陽，湘江一線空虛得很，如果我們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沒有那么多壇壇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敵到達搶渡湘江的。但我們喪失了這個寶貴的時機。直到11月25日軍委才發佈命令，我軍兵分兩路渡江，這時的湘江就很難渡了。”②

由於紅一、三軍團同時在兩翼強佔要點，至11月27日，紅軍已控制了界首以北60余華里的湘江兩岸。在此區域，有四、五處淺灘可以涉渡。軍委縱隊也已在27日到達灌陽以北的文市、桂巖一帶。如果當時仍決心搶渡，由桂巖到最近的湘江渡點，不到80公里，採取輕裝急行軍，一天就可到達，仍可能以較小的損失渡過湘江。但卻再次喪失良機，部隊按常規行軍，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足足走了四、五天，才到達湘江邊。

整整4天，中央軍委縱隊在湘江以東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這種行軍速度，給了敵人以重新調整部署的時機，使中央紅軍有利的態勢喪失殆盡。湘敵從黃沙河一帶南下，先紅軍佔領全州，并南進向紅軍撲來。11月29日，劉建緒“識破了白崇禧的目的是想要讓紅軍入湘，他就急了。即以其四個師的兵力，從全州傾巢出動，向我二師腳山鋪陣地進攻”。③這時，自11月26日起佯攻龍虎關的紅軍部隊，向北撤去。白崇禧見恭城、富川的威脅已解除，遂一面宣佈紅軍“已沿湘桂邊境，向北竄走，富賀邊境，干戈已告平靖”。④一面指揮夏威率第十五軍的兩個師和第七軍的一個師，以三師之眾向紅軍左翼進攻，使前線紅軍戰士為了掩護后續部隊過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二、王家烈防而不打、龍云追而不堵、劉湘堵而不追

中央紅軍長征所經的十一個省中，貴州是停留時間最長的一省。長征途中的許多重大事件大都是在貴州發生的。如黎平會議、突破烏江 、四渡赤水以及對我黨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遵義會議等等。貴州也是地方軍閥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最為突出的一省。國民黨“中央軍”和貴州軍閥的矛盾，川、桂、湘軍閥與蔣介石的矛盾，以及地方軍閥相互之間的矛盾，造就紅軍爭取戰略主動的有利條件。可以說中央紅軍在貴州的轉戰活動，是我黨和中央紅軍在長征中轉危為安、由失敗走向勝利的關鍵時期。

在西南六省中，貴州的軍閥力量最為薄弱，在蔣介石多年的分化瓦解之下，黔軍內部四分五裂，矛盾重重。當時黔軍共有王家烈、猶國才、侯之擔、蔣在珍等四個派系。貴州省主席王家烈名為二十五軍軍長，但能指揮得動的部隊僅兩個師，因此收到蔣介石發來的阻截中央紅軍的電令時，王家烈是“防而不打、堵而不追”，盡量避免與中央紅軍發生沖突，實在不能避免時，則主動退讓，以求保住僅有的一點實力。而猶國才、侯之擔、蔣在珍為保住與王家烈抗衡的力量，以獲得蔣介石的支持，在組織對中央紅軍的堵截作戰時也是能拖則拖，能逃則逃。黔東南黎榕一帶，如果猶國才的三團部隊按時開到，則黔軍在此地區的佈防兵力幾乎可增加一倍。如果王家烈把所屬的十六個團全部用於對中央紅軍進行堵截，那就會使紅軍在黎平到烏江的行軍路上遇到極大的困難。

當各派軍閥在勾心斗角時，中共中央在1934年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向貴州進軍的正確主張，其后在1935年1月1日又做出《中央政治局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要求“軍委必須特別注意敵情的分析研究”，以求“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在中央的正確決策下，中央紅軍利用蔣黔軍閥之間的矛盾，在貴州境內打了幾個漂亮仗。1月2日至3日，紅軍一、三、五、九軍團分別從回龍場、江界河、茶山關渡過天險烏江。7日，二師六團智取遵義，此時薛岳正奉蔣介石之命率領中央軍陸續進駐貴陽，與王家烈展開地盤爭奪戰，對中央紅軍佔領遵義卻毫不理會。王家烈為使中央紅軍盡快由黔北入川，根本不敢對中央紅軍展開攻擊作戰。而薛岳一進貴陽，便開始奪取王家烈部隊和貴州省的軍政大權。首先派郭思演接管貴陽城防，任命郭為貴陽警備司令，王家烈進出城均受到他們盤查；其次，派人收集王家烈與粵、桂、湘等省軍閥反蔣活動以及各種貪贓枉法的材料，向蔣告密；第三，斷絕王家烈的財政供給，不發軍餉給王部；第四，對王的部屬分化收買，尤其對王的兩個師長何知重、柏輝章更是以禮相待，加以拉攏，后來何、柏在迫王下台中起了極大的作用；第五，大力補充兵源，以較黔軍優厚的糧餉條件將王部士兵拉攏過來。

而王家烈此時處境極為不妙，在前線屢遭紅軍痛擊，其后方老巢又被蔣軍佔領。到4月中旬，紅軍主力西征入滇，在黔境內的戰爭已近尾聲，此時在蔣介石眼里王家烈已沒什么利用價值了。於是蔣介石逼迫王家烈辭去了省主席與二十五軍軍長職務，王被迫離開貴州老巢到武漢賦閑職。至此，蔣介石利用追剿長征紅軍之機奪取了貴州的軍政大權，作為一個獨立系統的黔系不復存在。

蔣介石借中央紅軍長征的機會，施展了“一石兩鳥”的陰謀，雖然他妄圖聚殲中央紅軍於黔北一帶的計劃并未實現，然而卻得了一個貴州。正如李宗仁所說：“共軍西竄，未替蔣先生打下廣西，卻打下了一個貴州。”⑤

在國民黨軍閥忙於勾心斗角之時，中央紅軍在遵義會議之后依照毛澤東的軍事部署，巧妙地穿插、周旋於敵人重兵之間，聲東擊西，取得了烏江戰役、四渡赤水的勝利，殲滅了大量敵人，從而扭轉了被動的局面。

蔣介石尋機吃掉了王家烈，國民黨中央軍順利入黔，這不能不引起滇系軍閥的警惕。早在1934年底蔣電令龍云出兵防堵紅軍時，龍云多次召集手下商討對策，任命孫渡為第十路軍指揮部行營主任，率滇軍入黔追剿中央紅軍。

1935年3月底中央紅軍四渡赤水，威脅貴陽時，在貴陽督戰的蔣介石慌了手腳，急命孫渡率第三縱隊前來“救駕”。孫渡率部迅速趕到，蔣對孫大加稱贊。1935年4月9日，中央紅軍主力巧妙地利用敵軍間隙從貴陽、龍里間通過，向西奔去，於4月15日至17日渡過北盤江，直向云南挺進。中央紅軍進入云南，龍云極為恐慌，因為其主力已由孫渡率領遠離昆明，而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已進入云南。此外，中央紅軍為掩蓋欲渡金沙江向北突圍的戰略目標，在毛澤東的指揮下，派一部兵力直逼昆明，做出要攻佔昆明的態勢。驚惶失措的龍云顧不上蔣介石所佈置的“追剿”紅軍的任務了，4月26日，他急令緊隨中央紅軍的三個旅停止追擊，趕回昆明防守，孫渡率部追至曲靖后，也轉向昆明集中。這樣離中央紅軍最近的追敵已撤回昆明，通向金沙江的道路已向中央紅軍敞開。

毛澤東利用了龍云欲保地盤而對中央紅軍追而不堵的心理，聲東擊西，在敵軍疲於奔命之時，指揮中央紅軍於5月初渡過了金沙江，從此跳出了幾十萬敵人的包圍圈，粉碎了蔣介石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便進入四川地區（包括西康）。早在長征一開始，蔣介石深恐中央紅軍到四川建第二革命根據地，乃召四川軍閥劉湘赴南京商討“追剿”事宜。而劉湘卻頗多顧慮，對其駐南京代表鄧漢祥說：“紅軍西來的目的，……假如他們的目的在於四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係，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紅軍只是假道，那就更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軍隊入川，則我們同紅軍作戰的結果，幸而勝，也是替蔣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所以無論如何，要阻止蔣介石派兵入川。”⑥

當蔣介石提出要調10個師的中央軍入川協助作戰時，劉湘以川人與客軍之間容易產生矛盾為由予以拒絕。最后蔣介石派軍事委員會行營參謀團入川。1935年1月參謀團2000余人進駐重慶，聲稱其任務是督導“剿匪”，實際上不僅干預川省軍政事務，而且還插手過問云南、貴州的軍政事務。這使得劉湘與蔣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銳。

中央紅軍進入四川后，蔣介石迭令川軍各部向中央紅軍佔據地區迅速推進，但川軍各部均徘徊不前，拖延觀望。至於劉文輝的二十四軍和楊森的二十軍也基本上採取了盡量避免與中央紅軍作戰的方針。當中央紅軍尚在云南時，參謀團即嚴令劉文輝部在大渡河上筑碉堅守，但劉文輝當時新敗於劉湘，元氣大傷，追剿中央紅軍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而奉行“只守不攻，尚穩不追，為保實力，避開野戰”方針，并未嚴厲督促部下修筑工事，直到中央紅軍抵達瀘定橋的前晚，守橋部隊才趕到橋邊，開始“動手撤除橋板，構筑工事”。

中央紅軍跨越大渡河后，楊森表面上奉令派4個混成旅在恭經、天全、蘆山佈防，暗地里卻派其侄楊漢忠與紅軍朱德聯系，建議兩軍互不侵犯，朱德回函表示贊同。因而中央紅軍經過楊森防區時，楊部士兵只朝天放槍以掩人耳目，中央紅軍也遵約盡量避免同楊部接觸，遂得順利通過恭經縣，爭取了時間，使敵人在天、蘆、寶來不及筑堡防守，從而較迅速地通過了這些地區。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后，楊森部跟追到懋功以南便停了下來。劉、楊兩部的陽奉陰違和畏縮避戰，便利了中央紅軍北上。

因此，“四渡赤水”的勝利，不僅由於紅軍指揮的英明和作戰的勇敢，也由於蔣介石同地方軍閥的矛盾和地方軍閥之間的矛盾，使他們各自為戰，又互不救援。從這個意義上講，敵人內部的矛盾和由此而進行的明爭暗斗，極好地“援助”了中央紅軍。遵義會議后，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黨中央的正確指揮下，中央紅軍成功地利用了蔣介石與貴州軍閥的矛盾以及川、黔、滇等省地方軍閥之間的矛盾，機動靈活地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進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戰，從而沖破了敵人的重圍。

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的史實雄辯地證明，要奪取革命的勝利，就必須善於把握和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和弱點，不能一昧死打硬拼。因此，分析總結中央紅軍在長征中的經驗教訓，對中國革命是大有益處的。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紅廣角》、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