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1930年曾被捕叛變的秘密：知情人一個都不放過

康生與毛澤東（資料圖）

1969年11月，由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來人向公安局的軍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親筆簽字和謝富治批準的處決命令。

這封“來頭”相當大的處決命令是針對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名叫“盧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負責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為什么要專門簽署命令處決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親筆簽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佈置，公安部的代表還對上海公安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採用封嘴的辦法，不讓他說話。

盧福坦已經老邁年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有很大的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后上海公安局採取的辦法是，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把他灌醉后再執行槍決。

死去的這位老人名叫盧福坦，曾是中共“五大”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組織部部長，1932年12月被捕叛變，后成為國民黨中統特務。1950年5月被我黨抓捕后一直秘密關押在上海。

盧福坦，生於1890年，山東泰安人，早年曾作過山東淄川縣魯大公司工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執行委員會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1928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干部進入領導崗位。就在這種精神影響下，武漢三鎮的碼頭工人向忠發一躍而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成為黨中央六屆一中全會上負總責的領導人。盧福坦也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成為候補委員。在隨后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盧福坦被王明選中，成為中央政治局的正式委員。

1931年開始，王明前往共產國際擔任中共代表常駐莫斯科。同年盧福坦接替了因為鬧派性的羅章龍，擔任了總工會的負責人。周恩來曾經找盧福坦談話，宣佈他進入書記處工作，成為了實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根據后來警察局的資料顯示，盧福坦被捕后迅速叛變，其速度比之前的向忠發還要快。并成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候補特務。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

康生當年被捕入獄，后來是通過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獄的，而這都在於一個巧合，因為丁惟汾的一個親屬同時也被捕了，這件事在當時是很少人知道的，至於康生有沒有變節，這件事一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體細節只有在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只有陳賡一個人。陳賡對這件事始終沒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批判“高饒集團”時，陳賡才順便提了一句。

后來知道康生這件事的是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盧福坦這份報告的是饒漱石。饒漱石看完報告后將報告的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匯報。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并沒有立即答復，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關的記錄。對調閱盧福坦的交代材料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惟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對謝富治后來的調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后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讓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沖擊，上海市方面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到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居然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他說：“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并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么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只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后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是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審查干部的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當事人盧福坦已經不在了，所以還是沒有形成結論。最后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為這件事曾經做了很長時間的密調工作，被牽連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不過，康生急於處死盧福坦這一舉動不能不讓人懷疑，或許可以帶給我們一些思考。

【來源：本文摘自《黨史縱橫》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