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為“弟弟超過老大哥”敬酒 劉少奇惴惴不敢喝

劉少奇把斯大林提前建國的建議及時傳遞給毛澤東，中國的國慶因此提前。

隨著傅作義接受改編，北平和平解放，歷時四個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戰役，以人民解放軍的全面勝利而告終。至此，中國共產黨面臨的最棘手的問題不再是打仗，而是城市的接管和治理。

在馬背上得天下的共產黨，絕不能在治天下的問題上讓人看了笑話。但是，城市建設這個全新而又從未接觸過的課題，還是讓驍勇善戰的共產黨人心里沒底。於是，如何借鑒蘇聯經驗，開國建國，細致地描繪新中國的藍圖，就成為當務之急。

1949年4月，劉少奇在開灤考察時，突然接到毛澤東讓葉子龍打來的電話：速回北平，有要事相商。劉少奇火速趕回北平，不久，一項重要的歷史使命降到他的身上——為新中國的成立到蘇聯“秘密取經”。

先有一個偷偷摸摸的訪問

在劉少奇訪蘇之前，斯大林在1949年1月曾經派米高場到西柏坡訪問，不過，這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中進行的。

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有著天然的接近，但是斯大林對於中國共產黨一開始并不信任，也不愿有公開的親近。有兩個因素使得斯大林這么做。一是蔣政府和蘇聯一直關係不錯，眾所周知，在二戰結束后到中國內戰期間，蘇聯一直承認的是國民黨政府，雙方在1945年還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蔣介石對蘇聯在蒙古和東北兩個關鍵問題上，採取的是退讓政策，這也使斯大林在考慮以什么態度對待中共時，不得不有所顧忌。二來蘇聯一旦過早介入中國內戰，美國也會聞風而動，而美國在遠東的力量，明顯要比蘇聯強。所以，斯大林對中共的態度就有了避嫌的成分。當時林彪、陳云在東北建立根據地，蘇聯與他們的接觸都是拐彎抹角，不直接發生關係，生怕被美國人逮到口實。

在國共軍事勝利還沒有成為定局之前，斯大林對毛澤東一再提出的援助要求，都以不干涉中國內政為由，予以拒絕。毛澤東三番五次提出要去莫斯科見斯大林，斯大林都以各種理由躲著不見。1948年延安解放之后，毛澤東又提出去蘇聯，斯大林卻回復說：“解放戰爭正在緊要關頭，在這時，如果毛澤東離開指揮崗位，恐對全局有不利影響。”毛澤東非常氣憤，但是也別無他法。

隨著國共兩黨軍事對決的力量差距越拉越大，斯大林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他意識到老躲著毛澤東情理上也說不過去，而且還有可能會讓蘇聯在中國的實際利益受到損害。但是，斯大林對共產黨并不了解，他曾經幾次問身邊的人：“共產黨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還是一個民族主義政黨？毛澤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弄清這個問題，就成為米高揚訪華的第一任務，而米高揚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試探中共對《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態度，特別是中共對蒙古的態度。

米高揚這次訪華，基本上是豎著耳朵聽取中共領導人介紹情況的，中間插話或是表達意見的時候很少。當時，斯大林最關心中共對蒙古問題的態度，毛澤東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非常策略，他對米高揚說：“有一位資產階級民主人士跟我說，將來政權到了人民手中，蒙古也應該統一了，外蒙古是不是可以回到祖國的懷抱？”米高揚一聽就當場回絕，事后還馬上打電報給斯大林，斯大林的回電口氣非常強硬，他對米高揚說：“你告訴毛澤東，如果蒙古要統一，那就不是外蒙古統一到內蒙古，而是內蒙古要統一到外蒙古去。”斯大林對外蒙古的強烈態度，在毛澤東的預料之中，為了中蘇的大局，他表示不再主動提出這個問題。

據毛澤東的翻譯師哲回憶，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毛澤東一個人整整說了三天，米高揚總算不辱使命，了解了中共的基本情況。但是，毛澤東在旁征博引，滔滔不絕地談及新中國的戰略構想時，僅僅是大模樣，大框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具體計劃，這也是為什么他要派劉少奇帶團訪問蘇聯的重要原因。

1949年訪蘇時，劉少奇在所住地留影（資料圖片）

意料之外的高規格接待

米高揚剛離開西柏坡，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報告中就直截了當地說：“我們不能設想，沒有蘇聯，……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

但斯大林和毛澤東的相互試探并沒有結束，蘇聯顧慮到美國，不愿公開與中共的接觸，即使后來斯大林邀請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秘密訪蘇，對外報道中卻聲稱是以高崗為首的東北貿易團訪問莫斯科。

1949年6月下旬，以劉少奇為團長，中央政治局委員、時任東北局書記的高崗，和已被中共中央內定為新中國駐蘇大使的中央候補委員王稼祥組成的代表團，從大連乘飛機前往蘇聯。由於戰爭還在進行，為防不測，飛機繞了一個大彎子，經朝鮮上空飛抵伯力，又在赤塔、新西伯利亞等地稍作停留。為了代表團的安全，飛機在飛行時忽高忽低，最高時飛到8000米的高度，讓劉少奇一行頗受顛簸之苦。6月26日下午2點，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開始了為期一個半月的會談和訪問。

中共是作為“小老弟”的身份前來取經學習的，所以，劉少奇并沒有指望蘇方的接待規格有多高。他們原本準備和相同規格的蘇聯領導人會晤，然后禮節性地見上斯大林兩面，結果蘇方的熱情讓劉少奇大出意外。斯大林不僅從頭到尾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團的活動，而且還親自與劉少奇會談了五次，這在斯大林接見外賓的歷史上，是非常少見的。

在和斯大林會晤的第一天，劉少奇就提到了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特別是貸款的問題，這也是毛澤東對劉少奇此行最看重的一部分。實際上，早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時，毛澤東就提出了貸款問題，要求在1949到1951年間三年內得到每年本息一億美元的貸款。斯大林復電表示贊同，提出最好分期五年，年利率按1%計算。毛澤東曾在回電中說，這樣的貸款，1％的年利率太低，應當提高。所以，當斯大林和劉少奇談到貸款問題時說，他第一次碰到了受貸國嫌貸款利率太低的事兒：“蘇聯給東歐國家的貸款，年利率是2％，給中國的貸款，年利率低了一個百分點，那是因為中國的情況和東歐不同，當然了，要是你們堅持要求高一些的利率，那是你們的事兒，我們可以接受。”

最后，斯大林向劉少奇承諾，蘇聯可以貸款3億美元給中國，年利率1％，分5年提供，每年平均6000萬美元，中國可以在貸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內償還。這就是社會主義中國在正式誕生之前，獲得的第一筆經濟援助，也是劉少奇此行最大的收獲。

斯大林主動開口幫助解放新疆

斯大林不僅答應中方提供政權建立之后的經濟援助，專家派遣，在軍事方面還主動為中共排憂解難。

本來，解放新疆的問題，毛澤東打算在建國之后的1950年才提上日程，不為別的，光是路途遙遠就讓中共軍隊吃不消。當時，中共軍隊沒有交通工具去新疆，解放新疆不能走著去呀。此外，馬洪奎和馬步芳的騎兵非常厲害，中共的軍隊基本上是步兵，沒有優勢。所以劉少奇此次訪蘇，壓根就沒提解放新疆的事。

斯大林卻主動提及了，他對劉少奇說：“不應當拖延佔領新疆的時間。因為拖延會引起英國人對新疆事務的干涉，他們可以使穆斯林、包括印度的穆斯林活躍起來，以繼續進行反對共產黨的內戰。這是不能容許的。因為在新疆有豐富的石油儲量和棉花，而這些正是中國所急需的。”劉少奇說，解放新疆，對中共來說有難度。斯大林當即拍板，為中共提供40架殲擊機，幫助中共迅速入疆。劉少奇把斯大林的建議傳給了毛澤東，毛澤東非常重視，他立即讓劉少奇轉告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蘇聯的幫助下解放新疆，并且希望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解決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和空運部隊的問題，“將蘇聯空軍進行援助和空投部隊的問題具體化”。與此同時，毛澤東給彭德懷發電報，說蘇聯“極盼早佔新疆，彼可給以種種援助，包括幾十架飛機助戰”，建議彭德懷“冬季即佔領迪化，不必等到明春”。之后，毛澤東向在蘇聯的劉少奇通報說，秋季佔領蘭州、西寧等地后，就可以準備進取新疆。毛澤東還指示訪蘇代表團的政治秘書鄧力群直接從莫斯科趕到伊寧，在那里建立和北平的無線電聯系。在蘇聯的幫助下，鄧力群在新疆建立了與毛澤東及駐蘇大使館的電訊聯系，并結識和拜訪了當地的領導人，之后，中共便採取和平方式解放了新疆。

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去蘇聯之前，劉少奇給斯大林寫了一個報告。對於這個報告的內容，斯大林曾在報告上連批十五個“對！”，表達自己對中共的滿意。但是一談到中蘇條約時，斯大林卻是另外一個樣子。

成立新中國，中蘇條約是保持舊約還是締結新約，就變得尤為敏感。1945年，國民黨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讓中共領導人備感壓力。因為蘇聯在中國人心中的形象并不好。當時，老百姓有一種說法，小鼻子（日本人）固然不好，大鼻子（蘇聯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蘇聯在大連佔了十年，百姓都有議論，而且媒體也公開講，美國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蘇聯也不光彩。一個是白色帝國主義，一個是紅色帝國主義，說到底，都是對中國有所圖謀的。

所以，在外交上倒向蘇聯，中共在輿論上是有壓力的，中蘇條約是保持舊約還是締結新約，就成為關係到中共臉面的問題。畢竟，在意識形態上的接近是一回事，真實的國家利益又是另一回事。

劉少奇訪蘇之前，中共領導人大概意識到中蘇條約問題，解決起來難度很大，但是在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劉少奇還是提到了中蘇條約的問題。劉少奇說，中共中央在討論到這個問題時，有三個意見：一是廢除舊約，簽訂新約，二是保留舊約不變，再就是暫時保留，以后慢慢再改。不出所料，斯大林看完后，在報告有關中蘇條約的地方畫了一個圈，寫道：“這個問題等毛澤東同志來再談。”因此，劉少奇訪蘇期間，有關中蘇條約的問題，并沒有解決。

聽從斯大林的建議，提前建國

中蘇會談期間，斯大林曾專門設宴歡迎訪蘇代表團。當時，毛澤東夫人江青和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正在蘇聯養病，斯大林向劉少奇提出，可以邀請她們參加宴會。劉少奇怕兩位夫人席間說錯話，事前專門跟江青打了招呼，要求她不要多說話。而王稼祥出於外交上的考慮，沒讓朱仲麗參加。

宴會上的斯大林端著酒杯，專門走到中共代表團餐桌前，向劉少奇敬酒。斯大林說：“今天你們稱我們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僅僅是我們大家的愿望，而且也是合乎發展規律的。后來者居上。請大家舉杯，為弟弟超過老大哥，加速進步而干杯！”劉少奇顯得為難了，中國大陸還沒有完全解放，新中國正在籌建之中，今天就說超過蘇聯的話，似乎太早了一點，於是他趕緊擺手說：“兄長是兄長，老弟還是老弟，我們永遠向兄長學習！這杯酒我們不能接受。”

劉少奇的舉動大出人們意料，蘇聯官員紛紛上前，勸劉少奇代表中國共產黨接受斯大林的敬酒的祝愿和好意。斯大林本人也堅持敬酒，他說：“難道弟弟不應該超過兄長么？我的意思是說，弟弟應該加倍努力，力求上進，爭取超過兄長，這也是為了你們將來要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義務。現在中國不是孤立作戰，這會使將來的發展和進步更快些，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也會多起來。”劉少奇出於充分尊重老大哥的考慮，堅持不接這杯酒。

事后，劉少奇在向毛澤東匯報時，毛澤東說：“不接是對的。”但是，毛澤東對這件事的態度，也有反復。1964年9月，毛澤東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舊事重提，態度略有不同：“少奇同志他有一股硬勁。他就在斯大林跟前，也是這股硬勁。在敬酒時，斯大林說中國一定會超過蘇聯，少奇同志說不行，中國是蘇聯的小弟弟，超不過，不喝這杯酒。斯大林說要超過，要喝。少奇同志說不能喝，那時我們進步了，你們更進步了。超不過，因此不喝。那時還是江青轉了個彎。說中國要超過俄國，這是斯大林有所感覺。可是，口說要超過，骨子里頭是要承認他是老子黨。”

正是在這次宴會上，斯大林順口問了劉少奇一句：“你們打算什么時候宣佈成立中央政府？”劉少奇根據出國前中央領導的醞釀意見據實以告：“我們目前正集中力量解決華南各省的問題，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想了想，說：“解決重大問題時固然要穩妥，要掌握時機，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錯過時機。我想提請你們注意防止敵人可能利用所謂無政府狀態進行干涉。這是極毒辣的一著，不能不防。”劉少奇覺得斯大林的意見有道理，回到住所后立即給毛澤東發了電報，於是，新中國的建國日期，就從1950年的1月1日，提到了1949年的10月1日。

1949年8月14日，劉少奇離開莫斯科，和他同行的還有蘇聯中央政府前鐵道部長柯凡廖夫帶領的蘇聯專家二百多人，一路浩浩蕩蕩，回到中國。新中國的籌備、建設，也在劉少奇訪蘇后，揭開了新的篇章。

【來源：《都市·翻閱日歷》2009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