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去 讓世界傾聽中國文學故事

2017年中國文壇值得關註的一個事件是賈平凹的小說《高興》英文版由亞馬遜以紙質版和電子書同步發行的方式，推介給全球183個國家的讀者。他的《帶燈》英文版也於同年出版發行，而《廢都》英譯本於2016年面世。此外，他的《古爐》《帶燈》的法語版、《高興》的意大利語版也即將出版。目前，《極花》正被翻譯成德語和西班牙語，《廢都》《懷念狼》正分別被翻譯成阿拉伯語和瑞典語。如此高密度、多語種的對外翻譯不獨賈平凹一人，而是中國當代作家走向世界的常態。

文學“走出去” 作家譯者群星閃耀

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斷加快，在國外的影響力日益提升。“2017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報告”顯示：當代文學作品取代歷史類成為海外館藏中國圖書的龍頭，極大地彰顯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實績。在過去3年時間裡，一大批當代作家的作品被譯介出去。據中國文學英譯推廣網站“紙托邦”上的統計，僅小說一類就有70多位作家的80余部/篇作品翻譯成英語出版，其中絕大多數是純文學作品，而且翻譯出版與國內出版之間的時間正在縮短。被譯介的作家中有很多是文壇宿將，如莫言、賈平凹、劉震雲、余華、蘇童、畢飛宇、格非、馬原等，也有後起之秀，如韓寒、阿乙等，可謂群星閃耀。他們被譯出的作品既有《透明的紅蘿蔔》《褐色鳥群》《西海無帆船》《溫故一九四二》等昔日精品，也有《帶燈》《第七天》《下面我該幹些什麽》等近期佳作，可謂異彩紛呈。

譯者陣容也十分強大。有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名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羅鵬、白睿文，英國漢學家韓斌，澳大利亞漢學家杜博妮等，他們深厚的中英文功底、在翻譯界良好的聲譽和高超的語言駕馭能力，是中國當代純文學作品域外接受的保證。他們身兼翻譯家、評論家、研究者的多重身份，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海外傳播的意見領袖；他們作為譯介主體同時又是目標語讀者“自己人”的效應，使中國文學的對外傳播易於產生好的接受效果。同時，他們也培養、帶動了一批年輕人進入到翻譯隊伍中來，擴大了中國文學的海外譯者群。

文學“走進去” 譯出後評論緊跟其上

當代文學的海外傳播一方面要依賴翻譯，將更多的作品翻譯成外文，使其流通範圍超越自己的文化原產地，即“走出去”。另一方面還要對翻譯出去的作品進行研究、詮釋，讓其在國外落地生根，即“走進去”，成為他國文學體系的組成部分，對其施以影響，給其帶來啟示啟發。因而，作品翻譯出去以後，還要有評論緊跟其上，這樣才能鞏固翻譯的效果，真正實現文學的跨文化傳播。

一部文學作品翻譯出去以後，如果不對其進行解讀、闡釋，就不能被域外讀者很好地理解，作品也難以延展其生命力。解讀、闡釋的內容包括這部作品反映了中國什麽樣的精神面貌，凸顯了哪些時代特征，體現了中國怎樣的風格和做派，它為世界文學帶來了哪些新的質素，其作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價值表現在哪裡。

賈平凹曾說：“每個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走得更遠一些，使不同語言的讀者都能讀到它。”優秀的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到域外以後，要想不斷地激發國外讀者閱讀的渴望，就需要文學評論闡說清楚這部作品好在哪裡，其內在價值有哪些。舉凡成功傳播到國外的中國文學作品，都是引起國外評論界關註的作品。1991年賈平凹的《浮躁》英譯本由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出版社出版後，立即引起一股評論熱潮，當年就有書評在《新書推介》、《柯克斯評論》《紐約時報》《圖書館學刊》《亞洲華爾街日報》等報刊上發表，1992-1993年又有數篇評論在《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威爾森圖書館學報》《選擇》《現代中國文學》《今日世界文學》等雜誌上登載，評論者有書評家索爾斯伯里、漢學家金介甫、華裔學者王德威等知名人士。多維度的闡釋增進了對作品的理解和接受，2003年，《浮躁》又由美國的格羅夫出版社發行了平裝本，進一步擴大了其影響的範圍。《浮躁》之所以在英語世界表現出持久的影響力，和翻譯出版後對其的不斷解讀、闡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以作品翻譯帶動作品研究，以作品研究推進作品翻譯，建構起良性的傳播循環，是中國文學走出去之後活躍地存在於其他文學體系的法寶之一。

中國文學傳播與國家形象塑造

當前，國家形象塑造備受重視，而文學傳播對於國家形象塑造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人們通過閱讀一國的文學作品形成對於該國的印象，而國家也通過文學創作塑造、傳播著自身的形象。文學藝術堪稱國家形象的名片，它以獨特的話語方式，講述人類共通的情感故事，能夠有效地拉近不同文化、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膚色的人們之間的距離。

賈平凹傳播到國外的作品塑造了一個變革中的中國形象。他的目光始終聚焦時代大潮中的中國鄉村和城市，向世界講述轉型時期的中國發生了哪些變化，普通勞動者又經歷了怎樣的沈浮。20世紀90年代譯成英語並在國外受到關註的《浮躁》是一部農村改革的史詩，西方評論文章稱該小說“以唐傳奇的方式講述了當代改革主題”，“給西方讀者呈現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改革所帶來的巨大變化。”而亞馬遜中國副總裁艾博儒強調之所以選擇賈平凹的《高興》在世界範圍內重點推出，是因為它“栩栩如生地描寫了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主人公劉高興是在中國城市擴張潮流中第一批進城的農民工，他在城市裡遭遇了很多不幸和悲涼，但他生命裡始終有對美好東西的追求。向往幸福是人類的共性，正如艾博儒先生所說：“男人或女人，西方人或東方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都是一樣的”，因而劉高興苦中帶甜的現代中國夢能引起世界上不同國家讀者的共鳴。《高興》英文版問世後，美國的《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出版者周刊》《柯克斯評論》《圖書館學刊》等紛紛刊文贊賞劉高興樂觀曠達的人生態度：“盡管像劉高興這樣進城務工的農民經受了當代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震蕩，但他們在困境中執著前行”“對未來充滿期待”。改革大時代裡的中國農民故事撥動了西方讀者的心弦。

當代文學具有動態建構和傳遞中國形象的功能，在向外傳播中能培養域外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幫助扭轉和修復被國際社會誤讀和扭曲的中國形象。賈平凹作品對外傳播中塑造的改革中國形象顛覆了西方沿襲已久的停滯中國形象，重塑了闊步向前、發展進步的中國形象。而莫言作品對外傳播中建構的不掩蓋問題、不粉飾太平的批判與反思性中國形象，則凸顯了中國恢弘、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風範。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塑造良好國家形象，是中國文學對外傳播的使命，當下的中國文學對外傳播正積極主動地融入到中國形象塑造的總體話語體系之中。

 【來源：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