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澤東點透“四人幫”：我死了江青要鬧事

毛澤東和江青（資料圖）

１９７９年，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代表中央發表國慶３０周年講話時，第一次權威地陳述了解決“四人幫”領導者的概念：“１９７６年１０月，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執行全國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了‘四人幫’。”繼而，中國共產黨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充分的說明：“在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斗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后來，紅旗出版社出版的《國史通鑒》概括兩方面的表述，如是說：“以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採取斷然措施……”而筆者認為，更為豐富和更具有內涵的看法，是鄧小平在事后回答著名記者法拉奇提問時的一句話：“這是集體的力量！”

毛澤東點透“四人幫”為起事之本

“將來的事只有天知道！”１９７６年夏日的一個夜晚，病中的毛澤東向在他身邊值班的幾位中央政治局成員發出感嘆。

這位憂國憂民的開國領袖，在風蝕殘年的感嘆中，道出了中國政治正面臨著歷史的礪煉……

“文革”后期，中共中央上層的確存在著兩種勢不兩立的政治力量：一邊是以老同志為代表的務實派，一邊是以“四人幫”為主的造反派。

１９７４年７月，毛澤東不得不帶病主持一次特殊的政治局會議。他對與會的政治局委員說：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接著，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概念。他同時嚴肅地告訴從上海來的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

毛澤東一生對宗派主義深惡痛絕。對王明和張國燾等宗派主義他沒放手，建國后對高崗、饒漱石的宗派主義又重拳出擊。為什么沒有馬上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一則是有其理論上的問題，二則是有其依賴性。就其問題的嚴重性而言，也早該進入了要解決的范疇。

有一種說法，認為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主要是對親者嚴、疏者寬，有一種家長“幫妻教子”式的批評。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實際上，毛澤東在晚年對江青的問題思考得很多，而且在其他場合也比這次要講得重，講得遠：

１９６７年９月下旬，毛澤東與江青進行了一次誠懇地談話：“我們黨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讓別人罵為夫妻黨。我看，你權力越來越大，捧你的人越來越多，這不是好現象。我要求你盡量少出風頭、少講話、少以你名義批東西。”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毛澤東告誡江青：“人貴自知之明！”

四屆全國人大前夕，毛澤東又說：“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當委員長，她當黨的主席。”

１９７５年初，毛澤東說：“她看得起的人沒幾個，只有一個，她自己。我也不在她眼里。”“我死了她要鬧事……”

這些話雖然是毛澤東的只言片語，但卻是他一貫的憂慮。不僅對江青這樣，對其他幾個江青的同伙也是如此。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毛澤東就嚴肅教育了王洪文。

那天，王洪文受“四人幫”之托到長沙告周恩來等人的“罪狀”，毛澤東當面批評了這位年輕的中央副主席：“你們不要搞‘四人幫’，搞宗派是要摔跤的。”他講了黨的歷史上的例子，苦口婆心地教育王洪文不要與其他３個人搞小宗派。

毛澤東這一次批評很嚴厲，并要王洪文為此寫出檢查。在粉碎“四人幫”之后，清查人員在王洪文住處找到了這份檢查原件：

……這兩天來我認真地回憶了自己所犯的錯誤。

主席發現以后曾多次指示，“你們不要幾個人搞在一起”，“你們不要搞上海幫”。我沒有堅決按主席批示行事。在工作中遇到問題時不是和政治局多數同志商量，研究解決問題，而只是找少數幾個同志。雖然主席多次指示，我仍然不覺悟，脫離不開小圈子。主席在離京前政治局會議上又指示，“你們不要搞上海幫”。以后又有同志找我來議事我自然頂不住，因此就犯了錯誤……

次年初夏，毛澤東經過１０個月的休養返回北京，就此問題再次批評了“四人幫”：“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么還要搞？為什么不和２００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讀者會發現，毛澤東指出這個問題一次比一次嚴肅，他搬出了解決林彪問題之前反復強調的“三要三不要”，可見問題的嚴重性。

由于歷史的局限，毛澤東沒能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即撒手人寰。在臨終之際，他作為一代“導師”，面對自己的“學生”——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等幾個擔任常務看護的政治局委員發出感嘆：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８０多歲了，人老總想后事。中國有句古語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論定了吧！”

“我一生干了兩件大事。”他在一陣喘息之后說，“一是與蔣介石斗了那么幾十年，把他趕到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另一件事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

在對自己蓋棺論定后，他就開始憂心“接班人”和交班問題：

“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么辦，只有天知道哦！”

毛澤東至死沒有解決好“接班人”問題，也沒解決“四人幫”的問題，但他預見到了未來將會出現的兩個方面。他選定了華國鋒為第一副主席，并多次對“四人幫”進行批評，深刻地提出要解決這幾個人的問題，對其表現、性質和解決時間都有明確的指示。他雖然不能看到歷史的結局，但他的思考和安排，無疑有助于人們對陰謀家的認識，同時也為粉碎“四人幫”埋下了伏筆。

由此觀之，毛澤東可謂發起和提出解決“四人幫”的第一人。

鄧小平與“四人幫”針鋒相對可謂先鋒

鄧小平從第二次復出時開始，就同“四人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當然，由于他對“四人幫”的觸及同時也觸及到毛澤東晚年“繼續革命”的理論，斗爭只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在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７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葉劍英等人又同“四人幫”發生了交鋒。由于江青等人無理取鬧，大多數政治局委員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對“上海幫”進行了嚴厲地批評。會議結果可想而知。

５月３日，毛澤東自去年７月１７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四人幫”之后，針對宗派主義尚未得到遏制的問題十分惱火，指示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對“四人幫”進行批評。

在隨后召開的５月２７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理直氣壯地對江青一伙搞的所謂“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批林批孔批走后門”和“反經驗主義”，把矛頭對準周恩來等人這三件事進行質問：“倒是要問一問，為什么鉆出這三件事？”并說：“不搞掉派性不行。”

他義正辭嚴地說：“你們批周總理、批葉帥，無限上綱，提到對馬列的背叛，當面點了那么多人名，來勢兇猛。別的事不那么雷厲風行，這件事就那么雷厲風行？！”

鄧小平進一步闡述了會議主題，指出：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講話精神召開的，要“三要三不要”，首先政治局同志要做到。主席多次批評宗派主義，搞“四人幫”。他問我們討論得怎么樣，有沒有結果，要我們好好討論討論。

針對“四人幫”辯解在此之前“４月２７日會上講話過了頭”，是他們進行“突然襲擊、圍攻”等色厲內荏的謬論，鄧小平當場回擊道：

“我看連百分之四十也沒講到，有百分之二十也難講。說不上突然襲擊、過頭了！”

６月３日，中央政治局繼續上一次議題召開會議……

鄧小平主持召開兩次政治局會議，把批評“四人幫”作為中心議題，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當面質問和批評，這不僅是“四人幫”進入政治局以來沒有過的事情，也是“文革”９年來前所未有的事情。會議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健康力量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反擊。無疑，鄧小平擔任了反擊先鋒。

經過這次面對面針鋒相對的斗爭，江青不得不妥協，并代表“四人幫”于６月２８日寫了一份檢討：

主席、在京政治局各位同志：

我在４月２７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經幾次政治局會議上同志們的批評和幫助，思想觸動很大……當我認識到“四人幫”是個客觀存在，我才認識到有發展成分裂黨中央的宗派主義的可能，我才認識到為什么主席從去年講到今年，達三四次之多。原來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主席在原則問題上是從不讓步的……

獲悉政治局兩次會議情況，并聽說了江青的檢討后，毛澤東很高興：“好呀！這個會開得很好！就是要斗一斗她，她是從來不接受批評的！”

鄧小平在與“四人幫”作斗爭的同時，還要致力于解救國家于危難的全面整頓。而就在鄧小平等人大刀闊斧、堅決推動全面整頓之時，“四人幫”加緊了利用毛澤東晚年的失察搶班奪權的步伐。他們收集材料，羅列罪名，打擊健康力量。

此時，病重的毛澤東，根本上是希望雙方能妥協，進行合作。很快，作為中央聯絡員的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加入了“四人幫”的行列。他稟承“四人幫”的意圖，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將階級斗爭、路線斗爭和生產斗爭“三項指示為綱”變成了一條，即“以生產斗爭為綱”……

這些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這位視“文化大革命”為杰作的偉人，感到選錯了“接班人”。在１９７６年清明節群眾自發地借懷念周總理、向“四人幫”宣戰的“四五”運動中，“四人幫”借此誣陷鄧小平為翻案的“總后台”。而所謂的“鄧小平翻案”，使毛澤東大怒，從而造成了鄧小平的第三次被打倒。

意味深長的是，毛澤東雖然拿下了鄧小平，但仍保留了他的黨籍。而且，他并沒讓“四人幫”得勢。他在一個特定場合談起“接班人”問題時，對“四人幫”中的任何一個也未提起，同時對老同志也未納入考慮。最后，他選擇了平和、樸實和厚道的華國鋒……

鄧小平“靠邊站”了。盡管粉碎“四人幫”時他不在其位，盡管他身處逆境，但他信念堅定，為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而進行了不懈的努力。

【來源：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