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沖天一怒為紅顏：我同江青結婚，誰管得著！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47年3月隨中共中央離開延安，轉戰陜北。在延安十年間，她經歷著堪稱甜蜜的愛情，美滿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寧靜，此前的風言蜚語逐漸消退，此后的風生水起、惡謚罵名尚未登場，她享受著人生春夏之際的芬芳歲月。

情投意合的戀愛

1937年8月，洛川會議期間，江青與毛澤東第一次會面。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了討論決定抗日軍事策略等問題，中共中央在洛川縣城北約十公里的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報告，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肖勁光參加會議。8月25日，會議最后一天，肖勁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輛紅軍運糧卡車從西安途經洛川，稍事停息。隨車同行的還有從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員藍蘋，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據江青后來對美國學者維特克介紹，“我到洛川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在開會。我很震驚，深恐在他們面前暈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問候我，(通常對文化名人都是這樣大張旗鼓地歡迎？)我心里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后，我和他們每個人都握了握手。后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盡管江青的敘述中夾雜著故作矯情、政治夸張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陜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先后給予埃德加？斯諾、丁玲、史沫特萊等知名文化人士熱烈歡迎。藍蘋屬于比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較著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歡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據當時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的當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時遇見肖勁光、朱仲芷夫婦和一個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談。肖勁光和葉子龍都是湖南老鄉，早在江西蘇區就很熟悉。肖勁光為葉子龍介紹說：“她叫李云鶴，藝名藍蘋，是從上海來的進步青年，可是個電影明星哩，今天到的，準備去延安參加革命工作。”藍蘋很大方很主動地與葉子龍握手問候。第二天，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淺藍色旗袍，很顯眼地坐在車廂里，搭便車同行。樸素大方的裝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靈動的眼神，藍蘋給予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應該是美好的。而毛澤東頎長的身材，儒雅的風度，幽默的談吐，對于向往革命改變人生的藍蘋來說，也是具有心靈震撼力的。

大約在此路途顛簸中，藍蘋為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后人生“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對于此前的是是非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城里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姓名時不再是“藍蘋”，而是“江青”。隨后，按照組織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寫個人自傳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進西北旅社(又稱“第三招待所”)，一時間比較清閑，人也很活躍。朱仲芷、朱仲麗姐妹之父朱劍凡是湖南長沙人，曾經資助進步青年創辦文化書社，與毛澤東有深厚交誼。來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臘肉，讓女兒捎給毛澤東。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給毛澤東送臘肉，藍蘋要求一起去。據朱仲麗轉述的朱仲芷回憶：“江青跟我一塊兒去的，也真見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談完話，在院子里踱步想問題，只和我們談了幾句話，沒有請我和江青進窯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擾，就把江青帶回來了。”這次拜訪很短暫，也很匆忙，在江青與毛澤東的情感進程中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幾天同行交往，江青給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5歲，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對江青的這個印象評價，應該是正面意義的。

江青離開上海經過濟南、西安來到延安，沒有攜帶黨組織關係證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復黨籍，必須接受黨組織審查取證，這樣在西北旅社借住兩個多月。黨組織為了考驗她，曾安排她參加陜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巡視團，對延安縣各學校教育情況考察調研。當時農村衛生條件很差，走村串鄉，工作艱苦，江青能夠吃苦耐勞，深入細致，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廳長陳正人的表揚。“陜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對陜北農村的貧苦生活有了初步認識，沒有抱怨和退卻。根據江青本人提供的自傳材料線索，黨組織先后派人向李麗蓮、徐明清等人了解情況，她們都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事實，不能證明其入黨情況。江青1933年2月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入黨，其時與徐明清尚不認識。后來，黨組織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時任中共冀中區委書記的黃敬調查取證，得到肯定的答復。

1937年11月，江青的黨員身份得到確認后，獲準進入中央黨校第12班學習。當時黨校征用橋兒溝天主教堂為校址，共有學員四五百人，分為15個班級，其中第12、13班屬于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干部。在此后六個月的時間里，江青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參加半個月的野營軍事訓練，整理農村教育調查報告，積極參加黨校俱樂部文娛活動，是晚會上的活躍分子。但在學習討論會上，很少發言，偶爾開口，態度誠懇謙虛：“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

同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云乘坐蘇聯運輸機，從莫斯科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與江青有同鄉之誼的康生接替羅邁(李維漢)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們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處于戰爭環境下的中央黨校學習沒有嚴格的畢業時間，主要根據工作需要，隨時都有被調動參加工作的可能。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經過幾個月籌備后正式成立，急需教學管理人員。江青不希望繼續從事演藝生涯，但還是服從組織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她的行政職務是魯藝戲劇系導演兼女生生活指導員，學校教務會議和訓育會議參加人員。當時延安文藝演出活動非常頻繁，魯藝戲劇系承擔著主要任務，演員緊缺時，老師學生一起上，演員劇務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躍在延安文藝舞臺上。

1938年7月，建黨紀念日和抗戰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延安組織“抗戰戲劇節”。魯藝一連排練了三個現代戲：京劇《松花江》、話劇《流寇隊長》、歌劇《農村曲》。據魯藝戲劇系第一期學員張穎回憶，排練《流寇隊長》時，江青主動挑選一個綽號“大紅鞋”的農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據傳統京劇《打漁殺家》唱腔，填寫現代生活內容的舊戲新唱，稱得上是現代革命京劇的濫觴。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親蕭恩。彩排那天，康生來看戲，大加贊揚，并表示正式演出時，他要請毛澤東來看，江青十分高興。7月7日，延安舉行紀念抗戰周年大會，上午各界群眾冒雨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毛澤東作報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門舊址進行文藝演出，壓軸戲為《松花江》。正式演出時，康生果然請上毛澤東一起來看戲。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毛澤東和康生到后臺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嗣后，毛澤東還在延安機關合作社宴請參加演出的魯藝師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編京劇《松花江》這出戲，引起毛澤東的關註，主要是其成功地將抗戰的時代內容與民族傳統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穿著漁民、農民當時通常的服裝來表現抗戰生活，故事的結構和唱腔板式則套用《打漁殺家》的，內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動作盡可能求其比較合乎現實生活，而又保持京劇的特點。演出時，戲中所表現的群眾遭受慘禍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緒，把舊形式和新內容的矛盾沖淡了，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參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嘆，“想不到在‘五四’時期被否定了的京戲，竟在抗戰的革命圣地延安復興起來。”這次成功的藝術嘗試，正暗合了毛澤東隨后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主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愛戲及人，愛江山也愛美人，革命理想與浪漫愛情可以互為因果，并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澤東更加關註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釣魚臺國賓館看電影時，頗為得意地對其秘書如是說。

江青與毛澤東戀愛的具體經過，也許會成為永遠的個人隱私與歷史秘密。三十多年后，當採訪者面對面地詢問他們戀愛的具體情景時，江青總是轉移話題，但在她那張習慣于公眾場合做樣的臉上，顯然閃現出浪漫思緒的光彩。這應該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并且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回避態度。“她努力保守個人隱私，因為無論是傳統觀念還是革命紀律都不允許她公開這場愛情與婚姻的具體細節。”作為女性，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嚴，江青愿意透露的是毛澤東主動找到她。據她向維特克介紹，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曾親自找她出來，送給她一張他將在馬列學院作報告的入場券。她感覺震驚又敬畏，始而謝絕，繼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這張票子，并且屆時去聆聽他的演講。無論這里有多少真實的成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首先認可作為一個女演員的江青，然后尋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礎。

此間，一直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回憶，從洛川到延安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兩張戲票塞到我手里，說是請主席看戲，要我也去。那時，延安的文化活動很多，經常由部隊和地方的文藝團體演節目，無論官兵一律購票入場，每張票5分錢。我把票交給毛澤東，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劇《打漁殺家》”。這個《打漁殺家》，就是1938年7月為紀念抗戰一周年，魯藝演出的新編京劇《松花江》，部分回憶文章中又稱《松花江上》。“后來，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過江青，他們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么結婚儀式。”

1938年8月，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實際上就是正式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驚天動地的婚姻

延安整風運動前，毛澤東不是黨的最高領導者，卻是延安最有個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領導人。在戀愛婚姻問題上，他信奉絕對的戀愛中心主義，特立獨行，敢作敢當。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從現代社會獨立人格的角度，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反對媒妁之言，反對婚姻上的迷信觀點和物質經濟條件，積極倡言“戀愛中心主義”，認為“性欲的表現，大體言之，就是戀愛。戀愛這個問題，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頭子則視其無足介意。原來夫婦關係，完全是要以戀愛為中心，余事種種都系附屬”。這種戀愛是神圣的，不受任何制約、威迫、利誘，以及任何人包辦、代辦。只有這種戀愛結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戀愛，人生戀愛的要求，其勢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別勢力，決不是能擋得住的。戀愛既是人生極重大的要求，他的勢力又非常之大，那么人人便應該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后，夫婦之間便應該充滿了戀愛。”這是一種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激情的戀愛婚姻觀念，是屬于五四新文化運動破舊立新的具體表現。具有獨立人格的男女雙方，出于神圣的愛情走到一起，無須其他任何附著的結婚儀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親友皆知，最好在報上登一啟事，說明我們倆愿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廳注冊，鄉間則在自治局里報名，亦盡夠了。”綜觀毛澤東的幾次婚姻，除了少年時期父母包辦的一場有名無實的婚姻之外，他始終不渝地實踐著自己的戀愛婚姻主張。他與楊開慧的結合是這樣，與賀子珍的結合是這樣，與江青的結合也是這樣。

在江青進入延安之前，1937年7月，因為“吳光偉事件”，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破裂。賀子珍負氣出走，吳光偉被禮送出境，毛澤東的婚姻生活出現一個空檔期。8月底，從洛川回到延安，毛澤東對江青有較好的印象，尚未發生愛戀之情。江青在進入中央黨校前后，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紅軍才子”之稱的朱光。黨校結業分配到魯藝初期，江青鐘情的是魯藝訓導處主任徐以新。同年10月，延安又發生“劉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紅軍干部黃克功，與陜北公學女學生劉茜戀愛不成，惱羞成怒，槍殺對方。陜甘寧邊區政府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一時震驚延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洛甫(張聞天)親自到會，發表公開講話，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闡釋革命隊伍里處理戀愛婚姻關係的準則是，“革命隊伍里的終身伴侶，首先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愿意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間最大的幸福和快樂”。隨即，毛澤東為抗大學員作關于“革命與戀愛問題”的專題報告，闡述革命隊伍里戀愛問題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政治一致，雙方自愿，不妨礙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這在“戀愛中心主義”觀念基礎上，增加了革命與愛情并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內容。

文藝演出為江青在延安革命隊伍里展示自己頎長的身材、嬌美的容貌、綽約的風姿提供了自由的舞臺。毛澤東對江青的關註，始于舞臺上活躍的身影。毛澤東對江青的戀情，始于京劇新編藝術中萌動著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稟賦甚高，性格剛強，敢想敢干，從諸城、天津、濟南、北平、上海一路走來，江青在戀愛婚姻問題上形成與毛澤東殊途同歸的現代觀念。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后，接受上海《民報》記者採訪時的直言真語。

“做一個真正的人！”在成功扮演易卜生戲劇《娜拉》女主角娜拉過程中，更加明確了她自己特立獨行的現代女性精神人格。“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愿意全世界被人玩弄著的婦女變成娜拉。”但是，娜拉離開玩偶家庭來到現代社會，哪一種職業可以保證她逃出被玩弄的圈子？她認為，“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她傾向于接受無產階級革命觀點，參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動，希望“我們的演劇應在我們這個苦難而偉大的時代中充分發揮出它的社會效能”，喚醒民眾，挽救危亡。“因為只有在整個民族自由解放的時候，我們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文藝演出之余，她勤奮寫作，公開發表大量散文隨筆和小說，針砭時弊，關心民瘼，立意高迥，筆鋒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作為一個電影演員，可能是三流的。江青作為一個現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藝術；有思想，別具識見；有追求，抱負遠大。她缺的是生活，從平凡生活中體驗出甘甜美好的心境情愫。好在，戀愛同居只要有前者就足夠了，婚姻持久幸福才需要后者。

7月文藝演出，8月工作調動，生活同居，1938年延安的夏天，暴雨，烈日，山洪，泥石流，都屬于毛澤東與江青這對特立獨行的革命戀人。

當時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結婚程序，當事人雙方提出申請，領導批準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愛關係很快就引起黨內同志的極大議論，特別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后與裴明倫結婚，與俞啟威同居，與唐納結婚，與章泯同居，并且多次鬧得滿城風雨，緋聞纏身的紅塵往事的領導同志，如當時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漢宸等人，當時在新四軍的項英、楊帆等人，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等等，紛紛聯名寫信給中央總書記張聞天，陳述史實，力諫勸阻這場婚姻。考慮再三，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澤東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在供銷社擺酒兩桌。

曾經在長征路上與賀子珍結伴為戰友，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謝飛后來回憶：“我們馬列學院的學生全都不滿意，氣得直跺腳，這么個女人！有的公開寫信，有的人秘密寫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寫了三封。”“大意是這樣的：毛主席，我們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結婚。賀子珍身體又不好，你們又生過五、六個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這個人在這里影響不好，男女都罵她是妖精。”

留在江青記憶中的是，毛澤東對這些反對意見堅決不予接受，態度果斷剛毅，沒有商量余地。他接到項英發來的反對意見電報，立即回復一份軍用電報：“我學孫中山。”江青對這個電文的解釋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年齡相差就更大了，約30歲”，而她當時24歲，毛澤東45歲。其實，年齡不是什么問題，賀子珍比江青只大五歲。

另據楊尚昆晚年回憶：“在延安我覺得毛主席最忌恨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對他同江青結婚。我是看到過洛甫寫給毛主席的那封信的，那時毛主席住在鳳凰山底下，他把羅瑞卿抓住寫那個抗日游擊戰爭的政治工作，他把這個信給羅瑞卿看了，羅就給我看了。洛甫那個態度很堅決的，不贊成他同江青結婚。我看他最忌恨的是這件事。”陳云當時也反對這樁婚事，他曾以中央組織部部長的名義找江青談話，說毛主席有老婆，并未離婚，提請江青注意。江青回去告訴了毛澤東。毛澤東立馬打電話給陳云，質問道：“你這個組織部長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來了？”

沖天一怒為紅顏。“如果大家不同意，寧愿回家種田去。”毛澤東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領導同志無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實。至于中央政治局為此專門討論并作出決議，同意他們的結合，但“約法三章”，迄今沒有正式檔案文獻證實。其內容是：“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后誰也無權向中央提出類似的請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并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也許是有關部門找江青談話時，提出的幾點原則性意見，后來被傳說為“約法三章”。但是，為了保密制度和軍事安全考慮，組織部門再次對江青的個人歷史進行政治審查，結論是可靠的。

本來他們沒有想到要舉行任何結婚儀式，為了表示對反對意見的抗拒，毛澤東欣然到機關合作社食堂擺上酒宴，連續兩天，分批宴請賓朋，以示喜慶。

第二次請客，時在1938年11月20日，正遇上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古城廢棄狼藉，延安驚天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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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毛澤東前往洛川馮家村，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有名的洛川會議，葉子龍亦隨同他前往。會議期間的一個黃昏，葉子龍獨自散步，遇見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員蕭勁光和兩位女性。

蕭勁光把兩位女性向葉子龍做了介紹：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一位是剛剛從上海來根據地的電影演員江青。那是江青初入陜北根據地，也是葉子龍第一次見江青。

關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情形，世間有種種傳聞，在葉永烈所著的《江青傳》中，把幾種有代表性的記載都羅列了出來：

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隨曾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觀瀾見的毛澤東。葉文說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個多月，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帶她見毛澤東。

二是徐鑄成《蕭桂英進宮》一文中所說，毛澤東看江青演《打漁殺家》，注意到江青，江青感覺到了，主動找康生，要求他引見。

三是王明從莫斯科到延安的歡迎晚會上，江青出演《被糟蹋了的人》，受到毛澤東的關註。葉永烈考證該劇編劇崔嵬此時未到延安，否定了此說。

四是翟椿林回憶，在一次文藝演出時，江青主演京劇《打漁殺家》，節目結束時，毛澤東等到后臺慰問演員，江青主動上前和毛澤東握手，并親切交談。

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麗所著《江青秘傳》，說江青在延安中央黨校聽毛澤東作報告時，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澤東的注意，隨后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問題請求領袖指教。

不知何故，葉永烈沒有引朱仲麗另外一部書《女皇夢》中的敘述。朱仲麗在這部書中提到她的表姐，一位中共高級干部的夫人，江青同她一起從洛川進入延安，并在到達延安的第二天，帶江青看望了毛澤東。她們和毛澤東在院子里談了一會兒，便告辭出來。

朱仲麗是否有一位身為中共高級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但她確有一位曾是八路軍留守兵團司令蕭勁光夫人的姐姐。葉子龍和江青的第一次見面，恰恰在洛川，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麗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

據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返回延安的第二天，蕭勁光夫人朱仲芷就帶江青來見毛澤東。毛澤東是在他住的窯洞外面見的江青，所以葉子龍看到了他們交談的情景。

朱仲麗《女皇夢》一書人物的真實姓名，大都通過諧音或義近的方式改換了，有些人物間的真實關係也被模糊或改動。在書中，朱仲麗對她表姐如何與江青從洛川到延安，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帶她見毛澤東的過程描述得相當詳盡，且多處與葉子龍關于朱仲芷的回憶相吻合。因此筆者推測朱仲麗筆下的表姐，實為其親姐姐，那么，葉子龍的回憶是比較可靠的。江青第一次見毛澤東的情況，也隨之清晰了。

1937年年底，時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的王明從蘇聯回國，和他一起回來的還有康生、陳云。他們還帶來一部電臺，電臺的工作人員都是蘇聯人。同來的還有一位姓金的朝鮮人，他被指派給毛澤東當參謀。

王明到來不久，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個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的勝利呢？》的報告，批評洛川會議以來中央的正確路線，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否定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

由于他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使其錯誤意見一度佔了上風，并在黨內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中共中央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肅清右傾投降主義思潮的影響，更好地領導抗日戰爭。

會議期間，中共在各地的領導、各軍的將領們大都來到了延安。會議結束后的一天，賀龍對毛澤東說：“你還不請我們吃飯？”“哦，為什么要請你們吃飯？”“你結婚了，還不該請吃飯嗎？”“好！我請你們吃。”毛澤東叫來了葉子龍，說：“你給我們辦兩桌飯。”

也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葉子龍這個機要科科長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書的職責。有一段時間，葉子龍病了，住到了延安城里，毛澤東身邊沒了人，感到很不方便，當葉子龍病好后，立即把他調回身邊。葉子龍聽了毛澤東的吩咐，當晚就辦了兩桌飯菜，請了朱德、周恩來、劉少奇、賀龍、王若飛等人。王若飛喝得有些醉意，一個勁兒罵機會主義。

幾天后，葉子龍又替毛澤東承辦了幾桌飯菜，請上次未請的人。這次來的人更多，張聞天、李富春、滕代遠等也來了。這一次把葉子龍忙得夠嗆，準備飯菜，組織車子接送還碰上了敵機來轟炸。

朱仲麗在《女皇夢》書中，將毛澤東請客一事說成是江青逼迫的，與葉子龍的回憶有很大的差異。另外，葉永烈根據第二次毛澤東請客吃飯的參加者徐明清的回憶，將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日子確定在第二次吃飯的1938年11月20日，看來也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吃飯在結婚之后，并非與結婚同時；如果要以吃飯為結婚標志，似乎也不該以第二次請客吃飯為結婚日，況且徐明清本人也說結婚約在吃飯前后，并未以其吃飯那日為結婚日。

敵機轟炸后，中共中央就搬了家，據說是第二次參加吃飯的滕代遠建議的，他認為鳳凰山不安全，而楊家嶺情況好些。于是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毛澤東和江青住了三間窯洞，王明住在他們后面的一排窯洞。請客之后，毛澤東和江青結婚一事才為人所知。在這之前，葉子龍也說不清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究竟應從哪一天算起，因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時間里到中央黨校學習了三個月。

江青在延安相夫教子的日子：毛澤東一刻都離不開她

相夫教女的日子

對外部壓力的抵抗程度，強化了婚姻蜜月的幸福感受，也延伸了婚姻蜜月的時間長度。江青與毛澤東結婚后，在延安度過了一段安寧、幸福的婚姻生活，也是她一生中最滋潤、溫馨的生活。

1937年1月毛澤東隨中央機關進駐延安后，住在延安古城鳳凰山麓的李家窯院。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之前，周六晚上過來，周一早上回去。據警衛員蔣澤民回憶：“江青回來后，對毛澤東比較關心，照顧得也還周到。毛澤東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筆靠在藤椅上休息時，江青立即給毛澤東點支煙，放在他手里，然后打開留聲機，放一段樂曲。在那動聽的像小河流水一樣清清流放的音樂中，毛澤東很快消除了疲勞，又繼續揮毫疾書。有時候，江青也給毛澤東唱段京戲，她的唱腔不錯，毛澤東微笑著聽著，欣賞著。”“江青初到楊家嶺時，晚飯后經常陪毛澤東散步，我們警衛戰士遠遠跟隨，保衛他們的安全。火紅的晚霞中，蒼茫的暮色下，毛澤東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著他們緩緩而行的背影，我從心里祝福他們幸福。”

1938年8月，江青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工作后，就全面進入毛澤東的日常生活。同年11月20日，日本飛機開始連續轟炸延安古城，當晚，毛澤東和江青搬遷到城外西北郊約三公里的楊家嶺。這里原來是個小山村，中央機關從城里陸續搬遷過來，中央領導人的住處依山勢次第排列，既相對獨立，又彼此相鄰。毛澤東的住處坐北朝南，三孔窯洞圍合成一個小院落。當中一間是起居接待室，兩邊分別是毛澤東、江青的臥室。毛澤東的臥室兼作書房、工作室，遇到重要寫作任務就會通宵達旦地工作，平時的作息時間基本上是日夜顛倒，中午早起，下午處理公務，傍晚散步，夜里讀書寫作至天明時分入睡。江青名義上繼續在中央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實際上就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起居，作息時間也就依據毛澤東而定。

陜北窯洞，冬暖夏涼。戰爭環境，生活簡樸。江青幾乎完全放棄社會活動，扮演家庭主婦，陪伴毛澤東左右，靜水流深，享受著平凡而溫馨的日常人倫。伙食由機關食堂料理，但江青會親自到食堂里與廚師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間能為毛澤東端上一份夜宵。經年都沒拆洗的衣被，江青帶領勤務員拿到延河里去清洗，曬干后多了一份陽光的暖意和芬芳。破損的衣袖領口，江青用細密的針腳縫補起來。從來都不修邊幅的毛澤東，慢慢地因為江青而有所改變。冬季來臨之前，江青趕著編織一套厚厚的毛線衣褲，溫暖著毛澤東飽經風霜的身體。忙完家務瑣碎，江青靜靜地坐在毛澤東寬大的書桌邊，處理來往文件函電，偶爾幫助謄抄文稿。送上一杯熱茶，遞上一根香煙，播放一段樂曲，夜深人靜，紅袖添香，溫暖的窯洞里洋溢著甜蜜的親情與愛意。

江青對于毛澤東的客人們，落落大方，熱情招待，很少言語，口還沒開臉先笑。這給很多到訪者留下頗為美好的印象。毛澤東非常滿意新婚燕爾、夫唱妻和的革命新生活，更在意老戰友們對自己婚姻選擇的理解和接受。

1938年底，賀龍從山西抗日前線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澤東。走進窯洞時，正遇上江青從里面走出來。江青面帶微笑，點頭示意。賀龍不認識江青，故意沒跟她打招呼。不過，他早已聽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喜事，心中猜想應該就是毛澤東的新婚妻子。賀龍見到毛澤東，故作驚奇地問道：“剛才走出去的是個什么人？”

毛澤東知道老戰友明知故問，應道：“你這個問題問得狠毒呀！”

賀龍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我為什么不能問？”

毛澤東也大笑起來：“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請客！”

這樣，因為賀龍的吆喝，毛澤東又補請了一次客。席間，毛澤東讓江青以夫人身份參加，招呼老伙計們吃菜，喝酒，抽煙。

1939年3月底，劉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訪毛澤東。“我走進毛主席的窯洞，江青接待十分殷勤。”她知道劉英是經過長征的老大姐，與毛澤東同是湖南老鄉，當初是和賀子珍一起到蘇聯的，肯定要和毛澤東說一些自己不便旁聽的話，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回避了。劉英向毛澤東介紹了賀子珍在蘇聯的情況，不掩飾自己對賀子珍的憐惜態度。“她18歲在永新城偶遇毛，兩人一見傾心，她就離開父母跟著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她文化素養確實低些，連著生孩子，也沒有養成讀書的習慣，脾氣也不大好，常常干擾毛主席，有時爭吵起來賀子珍還忍不住動手。所以在他們的婚姻上，我覺得兩人確實不大般配。現在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談也表現出滿意的神色。”劉英順勢對毛澤東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賀子珍也實在合不來。”聽劉英這樣說，毛澤東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聲說道：“劉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

同年9月23日，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到訪延安，逗留了大約十天時間。除了正式訪問，斯諾還獲準隨時進入楊家嶺毛澤東窯洞去聊天。“有時順便去走訪他(毛澤東——引者注)，同他一起喝茶或打撲克。他也學會了打橋牌；我與他和他的妻子(江青——引者注)一直打到凌晨一點。連續幾個晚上我們輪換地打橋牌和撲克。”此前，斯諾到保安採訪過毛澤東，彼此留下很好的印象。現在是老朋友見面，更加親切隨和。在斯諾看來，毛澤東比保安時期“健康狀況有好轉，體重增加了”。這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后生活安寧幸福的寫照。

1939年12月，曾志從白區地下工作前線輾轉來到延安，專程拜訪毛澤東。老戰友見面分外親切，毛澤東招待晚飯，江青參加。多年后，曾志回憶：“她高高的個子，穿著臃腫的灰棉服，樣子不顯年輕，卻在胸前吊著兩根姑娘式的長辮子，只是她的一雙眼睛還算明媚動人。不知為什么，她整個人顯得軟綿綿，懶洋洋的，不大多說話，對我談不上熱情，也談不上不熱情，也就是客客氣氣的吧！”三人共進晚餐，席間，“江青沒吃幾口就跑出去嘔吐，我才明白她為何顯得那么無精打採，原來懷孕了。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愛是雙向的，相互感應的。處于妊娠期生理反應比較明顯的江青，仍然對于毛澤東的客人保持客氣，不失禮數，是識大體的，是需要有耐性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平常的日子里，江青除了照料毛澤東的生活起居，還幫助警衛戰士識字學文化。遇上毛澤東清閑的時候，三五客人聚在窯洞里玩撲克，打麻將，江青也會奉陪娛樂。偶爾參加周末交際舞會，江青的舞姿是優雅的，活躍的。

1942年5月至1945年11月，彼得？弗拉基米羅夫作為蘇聯塔斯社記者兼共產國際駐延安觀察員生活在延安。盡管對延安頗多微詞和偏見，但他在日記里仍然記下對江青比較深刻的印象。她總是那么和藹健談，喜歡騎馬，喜歡讀書，對世界文學名著涉獵廣泛。“江青照顧他(毛澤東——引者注)的健康、日常生活和衣食，是他最信得過的秘書。”她性格中有堅強柔韌的一面，有事業心，“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她毅然克制自己，無情地趨策自己。她惟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事業”。平時家庭生活中，“毛澤東完全處于他的影響之下，他甚至一刻也離不開她。奧爾洛夫對我說，沒有江青，毛就心神不定，有時甚至不肯試體溫，不肯服藥”。

1944年7月，參加中外記者團到延安訪問的美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在棗園拜訪毛澤東，江青參加會見。他印象中的江青，身材清秀，舉止優雅，一雙烏黑的眼睛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1944年7月至1946年3月，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與中共領導人有過多次拜訪、交往、聯歡、娛樂。據時任觀察組負責人的包瑞德回憶，在一次軍事表演活動中，毛澤東主動向客人介紹江青。“她的風度中蘊涵著一種中國和其他國家女演員共有的典雅和優美。和幾乎全國的其他女演員一樣，她說著道地的國語。我覺得她比在延安所見到的絕大多數其他共產黨領導人的妻子都要漂亮瀟灑得多。”另一位外交官謝偉思稱道江青，“不是美人，但很迷人”。她在公開場合出現不多。1944年8月的一次內部小型舞會上，毛澤東和江青“他們兩人都興致勃勃，一再一起跳舞，并和出席的多數人跳”。

延安時期，作為主席夫人的江青形象是美好的，為人之母的江青形象更是近乎完美的。

1940年8月，江青在中央醫院順利分娩，生下一個女孩。她曾數次流產，這是她生下的第一個孩子，也是惟一的孩子。對于47歲的毛澤東來說，女兒的降臨，帶給他特別的喜悅。革命生涯，戎馬倥傯，此前他與楊開慧的婚姻中生過三個孩子，與賀子珍的婚姻中生過六個孩子，但是養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嬌嬌)，并且當時沒有一個在身邊。這個孩子是在相對安寧的環境下生養的，毛澤東對其疼愛有加，為其取名李訥，與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于行而訥于言”。江青生產時，毛澤東親自到醫院看望并陪伴。回家后，毛澤東特地請中央醫院護士參與照料。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請教護理人員，精心為孩子編織衣物，讓孩子很少啼哭，始終保持潔凈、清爽、天真爛漫的狀態。逗弄孩子，成了毛澤東工作之余最大的快樂。待到孩子周歲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澤東凡是參加輕松愉快的交往活動，都要帶上天使般可愛的小女兒李訥，為延安革命隊伍里的高層社交活動增添一份祥和與美麗。

相夫教女，江青在延安的生活中更多了一份賢良母性的光彩。

轉戰陜北的征程

江青作為賢妻良母是短暫的，更重要的角色是革命的現代女性。

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現代女性，是中國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現代女性人生命運的縮影。她們所追求的婦女解放道路，隱藏著一種內在的矛盾悖論：走出家庭，參加革命，戀愛結婚，組成新的家庭。雖然從理論上說，可以把走出的那個家庭定性為“封建的”，把重新組建的這個家庭定性為“革命的”，但是作為一個生活實體的家庭，日常人倫，生兒育女，都是基本相同的，既是溫馨的港灣，又是繁雜的家務和難舍的責任。與之相關聯的是現代女性的人生追求，從事社會職業與相夫教子是矛盾悖論的。江青到延安之前的復雜婚戀經歷，被視為不守婦道，也可理解為一種現代女性人生社會價值實現的極端方式。到延安后，她與毛澤東的戀愛婚姻關係，寧靜幸福生活的基礎，是建立在幾乎放棄個人社會職業，隱身在毛澤東日漸偉大的政治形象背后。這是暫時的，她不可能因此改寫自己作為一個現代女性的社會人生軌跡。性格決定命運，身世經歷養成性格，世道風尚強化性格。

1914年3月，江青出生在山東諸城一個小業主家庭。父親李德文由木工發展成為從事大車制作和修理的手工作坊主，勤奮，強悍，精明，粗暴。母親欒氏為妾，個性極強。江青出生時，父親五十幾歲，母親三十歲不到，家庭關係復雜，紛爭不斷，暴力頻繁。在母親的呵護寵愛下，江青逐漸養成察言觀色，逢源借勢，桀驁不馴，為所欲為的性格特征。“李進孩(江青乳名——作者注)在家中實際上和如今的獨生子女一樣。同父異母的哥哥姐姐比她大好多，又不住在一起，她實際上是一個人在媽媽身邊長大的，沒人和她爭吃爭喝。李欒氏一向把她視為自己的命根子，嬌寵有加，管教不嚴；李德文對她多是不聞不問，任其發展。她自由慣了，脾氣倔強，自私自利，個性中既有母親的剛強好勝，也有父親的暴烈貪婪。”6歲抗拒纏腳，母親慈悲放行，略帶畸形；7歲爭取讀書，父親毒打不屈，走進女子學堂；五年級時被修身課老師懲罰，竟然朝老師臉上啐吐沫，被學校開除；借住天津同父異母的姐姐家，無所事事，沾染上小市民刁鉆勢利習氣；在濟南從監護人叔叔家私自出走，隨民間戲班子學藝，浪蕩周游四方……每一次冒險都增長了她不走尋常路的膽量和野心，每一次成功更增添了她追求無限風光的人生企圖和欲望，從而自覺不自覺地促使她在中國現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走上一條只有起點、沒有歸途的風光險境。

1937年8月洛川會議上，毛澤東當選為中央軍委主席。一年后，江青擔任中央軍委辦公室秘書，照顧毛澤東生活，就淡出了延安公眾視線。屈指可數的例外活動是：

1939年2月10日，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陜甘寧邊區分會，在陜北公學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江青參加會議并當選為該會35位理事之一；同年10月21日，該會組織成立“工余劇人協會”，江青被推舉為9位常委之一。

1940年1月，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女子大學禮堂召開，江青當選為該會執行委員會97位成員之一，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作《論新民主主義政治與新民主主義文化》演講，即《新民主主義論》。

1946年7月，延安電影制片廠成立，隸屬于西北局宣傳部，江青當選為該廠董事會成員之一。

另據江青自己回憶，1939年1月，她被毛澤東安排到南泥灣359旅參加為期六個月的生產勞動，由于身體不佳，患肺結核，她沒有參加農田勞動，而是編織10件毛衣完成任務。1940年初，她擔任魯藝戲劇系教員。1942年5月，她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這些回憶明顯帶有某種政治意圖，多有矛盾之處，無法取得相應的史料印證。

可以肯定的是，江青在生養孩子后，開始恢復吸煙了。平時寂寞的生活中，惟一可以暢快心意的事情是騎馬。在延安革命隊伍里，騎馬是身份和權力的象征，也是一種時髦和奢華的標志，尤其是年輕美貌的女干部騎馬。江青原來不會騎馬，從西安到延安途中，由于汽車拋錨，安排她臨時騎在馬背上走過一段泥濘的道路，她驚恐萬狀。到延安與毛澤東交往頻繁后，從鳳凰山窯洞到北門外魯藝宿舍，江青經常來往，有時還匆匆忙忙，開始自己行動，逐漸有警衛員護送，后來她自己要求學習騎馬，延河邊就多了一道英姿颯爽的風景。

據路易？艾黎回憶，1939年3月到延安不久，有一次在延安城外，“一個女孩騎著白馬過來了，有點快，使人感到有點緊張。我不知道她是誰，回去一形容，人們齊聲說，嗨！那就是主席的新夫人”。

兩個月后，蘇聯攝影師羅曼·卡爾曼奉斯大林之命，到延安拍攝一部反映中國革命和抗戰的電影。他們一行在去楊家嶺的路上，正要過河時，“我們被一位女騎手風馳電掣般地追了上來。快要追上我們時，她一下停住了，勒緊韁繩，用一種帶有野性的姿態快活地歡迎我們。她就是毛澤東夫人……在此之前她是上海的一位著名女演員，現在是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她為偉大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所從事的工作就是作毛澤東的個人秘書。她為他安排活動日程、記錄演講內容、抄寫文稿，并照顧其他各種各樣的雜務。這會兒，她是剛剛從毛派她去一個遙遠的地方回來，意氣風發地坐在她那矯健小巧、神氣十足、不停騰躍嘶咬的馬上，兩條辮子用緞帶綁住盤在腦后。她穿一件繳獲的日軍軍官大衣，光腳穿著一雙木底草鞋。‘我去告訴毛主席你們來了。’她說著猛地掉轉馬頭，向后揮了揮右手，身體微微前傾，即刻消失在一陣灰塵之后”。這個美好的形象，被卡爾曼用手中的照相機抓拍下來，定格在延安生活的記憶里。

江青騎馬也帶來了是非，那就是周恩來墜馬，摔斷手臂，并造成輕度殘疾。

1939年7月10日晚，周恩來應邀為華北聯合大學師生送行，并作《中國抗戰形勢》報告。該校7月7日宣佈成立，擇日開赴晉察冀抗日根據地辦學，臨時借住在位于延安城西北郊外的小溝坪中央黨校。從楊家嶺到小溝坪，路程不遠，中間隔著延河。那天延河漲水，周恩來騎馬在前，江青騎馬隨行去旁聽。過延河后，遇到一條小溝壑，江青的馬一個蹦達，撞上了前馬的屁股。馬受驚，把周恩來摔下來，右臂碰到石巖，造成粉碎性骨折。警衛員迅速趕往中央黨校，一邊派人救護周恩來，一邊電話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對江青大為惱怒，責怪江青不慎使得周恩來受了傷害。受延安當時醫療條件限制和工作迫切需要，周恩來貽誤了最佳治療時間，8月27日才轉赴蘇聯醫治，痊愈后右臂只能彎曲六十度。這次事故與江青騎馬有關聯，但不是故意的。江青后來在維特克面前回憶延安不提此事，與江青被列入“四人幫”抓捕審判后將此事說成是故意的，都是有悖于歷史事實的。

騎馬是江青寂寞生活中難得的快意馳騁，是她自強堅韌、爭強好勝性格的崢嶸閃現。掌握騎馬技巧后，她喜歡騎烈馬，越兇越愛騎。毛澤東欣賞現代女性風採和革命精神，但是接受現代女性革命崢嶸作為生活伴侶的程度是有限的。

毛澤東對江青產生不滿情緒，是與江青逐漸不甘心埋頭家庭，喜歡出風頭，爭強好勝，尖厲刻薄，不善寬恕的性格特征相關聯的。

延安整風審干運動中，江青順利地通過組織審查。1947年秋冬時節，江青隨中央機關轉移到陜北楊家溝，在中央軍委機關開展“三查、三整”運動中，她的過去歷史又被人提起，需要接受組織審查，她大為光火。為此，她希望在夫妻生活空間里跟丈夫說說，能夠幸免于難。毛澤東不同意，他們由嘀咕變成爭論，由爭論變成爭吵。一個說：“按組織原則辦，誰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還要我講什么話？”“心里沒鬼還怕審查嗎？”另一個說：“國民反動派造謠還少嗎？他們多次登報說你和朱德被擊斃了，有照片，不止一張照片，能相信嗎？”“這些人跟國民黨反動派唱一個調子，他們想干什么？”“我不過一個小小的行政秘書，犯不著他們興師動眾，他們搞我其實是為了整你，矛頭是指向你的……”最后，毛澤東吼起來，像打雷一般：“滾！你給我滾！”江青哭哭啼啼，暫時離開窯洞。

生活中的夫妻爭吵，應當是屬于很正常的生活范疇。爭吵過程中暴露出的矛盾需要及時修復，妥善化解，才能維護婚姻健康。顯然，毛澤東與江青的婚姻在自我修復功能方面是比較欠缺的。

延安時期，江青私下里稱呼毛澤東為“老板”，含義非常豐富：是野性的丈夫、體面的男人、闊綽的當家人、可以信賴的靠山……毛澤東接受這個稱呼，樂意承擔并享受一個年輕睿智女性的狡黠與多情。從情人到妻子，女人就是家。家有兒女，家有溫暖。家需要營造，女人更需要呵護。人到中年，毛澤東在繁重的政治軍事社會活動中，渴望有家，想往人間天倫。可惜，他不懂得呵護珍惜女人，特別是已經成為妻子的女人。所以，他慢慢地變得不能忍受江青的虛榮、裝扮和奢華。

1940年8月，江青生育孩子后，接連遭遇肺結核病、流產手術中紗佈遺忘在腹中再次手術等一連串事故，身體不如從前。過敏性體質，心高氣傲，每逢生理周期、患病虛弱、情緒低落狀態，她很希望得到丈夫的撫慰溫情，失望落寞的心情往往就轉化為對物欲奢華的佔有，借以獲得一種補償的滿足感。據曾經擔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師哲回憶，“江青說她身體不好，要穿皮衣、皮褲，而且必須是寧夏出產的灘羊羔皮。當時，寧夏是馬鴻逵統治的天下，如到寧夏買東西都動用了保安處的外勤。她要吃阿膠，通過關係到山東買了，經過香港、重慶的辦事處才運到延安。”興師動眾，勞馬舟車，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購置這些名貴物品的路途艱難，毛澤東甚至不知道身邊同志有過這些行為，但是當江青穿著這些衣物時，越來越拉大他們夫妻之間的心理距離。毛澤東最討厭江青罵他“土氣”、“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澤東怒斥她“滾出去”、“資產階級作風”。

抗日戰爭勝利后，在美國政府外交機構的斡旋下，毛澤東應邀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從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談判持續43天，進行得很艱難。江青深知毛澤東此行風險很大，自己有責任與丈夫患難與共，在征得毛澤東和中央有關方面同意下，以醫治牙病為由，毅然攜幼女飛往重慶。盡管她很少在公開場合露面，與毛澤東分開下榻，但可以在危難時刻與丈夫靠得更近，于私于公都是體面光亮的。三個月后，即1946年1月29日，江青搭乘周恩來工作飛機，再次飛往重慶，并且花費頗巨。賬務報銷時，需要從中央特會科的特別經費中開支，師哲堅持要江青說清楚開支項目，錢是怎么花的，與江青發生激烈爭執。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擔這筆開支，用邊幣兌換法幣。師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澤東就坐在隔壁窯洞里，聽到爭吵后起身到窯洞外來回走動，始終沒有做聲。后來是毛岸英過來收拾了房間，打了圓場。

毛岸英是毛澤東與楊開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隨兩位蘇聯醫學專家專程從莫斯科飛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澤東非常欣慰。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離延安，江青堅決要求與毛澤東在一起，同甘共苦，榮辱與共。行軍路上，風餐露宿，道路泥濘，大部分時間借住在老鄉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她沒有怨言：“當時我身上有個搪瓷缸子，拴在皮帶上，一個戰士有個熱水瓶，倒水給主席喝，給我喝，再給警衛戰士喝，都在一個杯子里。”在靖邊縣小河村，他們住在村民家里，江青與老鄉們相處融洽，還認卜學忠家的小姑娘卜蘭蘭為干女兒，老鄉們并不清楚他們的真實身份。在王家灣停留期間，中央軍委會議就在毛澤東和江青住居的窯洞召開，江青作為中央直屬大隊的政治協理員，身為軍委辦公室秘書，卻不得不回避。會議開了通宵，江青只好另找住處。會后，毛澤東顯得很疲乏，沖著江青發脾氣。起先她不清楚為什么，自己并沒有做錯事情。后來她才意識到，毛澤東發火是指桑罵槐，實際上是指向那些在會議上與之爭吵的人。在那種特殊的日子里，江青接受了丈夫這種情緒反應。江青后來回憶說，“西北戰場的戰爭，就是我和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呀。”這是吹噓和夸張。大敵當前，臨危不懼，夫唱妻隨，她是“堅持留下來的惟一女同志”，卻是事實。

婚姻是從愛情中萌生出的一棵小樹，幸福婚姻需要有平常心去培植，去承受。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水流最低處，融入大海，便失去了水之本色與本味。人走到最高處，也就很容易丟失人之本性與本心。人生幸福的關鍵因素，是道德，而非智慧，也非事功。毛澤東晚年稱自己是老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他概括自己一生，是與人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天斗其樂無窮。江青忠誠自己與毛澤東的婚姻，由生活而政治，由政治而權術，審判席上自稱“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他叫我咬誰我就咬誰”。她在現代女性解放道路上追求事功，遠離道德，失去了自我，異化了人生，丟棄了人性，最后眾叛親離，自縊身亡。

延安時期成為江青人生中最幸福的短暫時光。

【華發網根據人民網、《史客》、《聆聽歷史細節》、文史參考、中國網等整合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