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情局曾五次預測毛澤東接班人

誰將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冷戰期間一直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關注的重心之一，也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聚焦的重心之一。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中央情報局在其不定期提交的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簡稱NIE）和特別國家情報評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簡稱SNIE）以及其它情報分析中，便持續對毛澤東接班人的問題進行跟蹤評估。

這些評估都是在被稱之為“國家情報心臟”的國家評估辦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主持下，由國家情報委員會的高級國際和區域問題研究專家以及職業情報分析人員負責撰寫的。與一般注重于情報搜集和分析的報告不同的是，這些評估更著眼于對未來的預測，被稱之為“最有權威性的評估”。在中美長期冷戰和相互隔絕的特殊年代里，這些評估為美國了解中國和對華決策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自本世紀以來這批評估報告陸續解密，為我們提供了一份份關于毛澤東接班人問題的持續而又詳細的觀察、分析和預測記錄，同時也引發了我們無窮的回味和思考。

1954年：劉少奇或是周恩來最有可能接班

目前所能見到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最早提到毛澤東接班人問題的，是標注日期為1954年6月3日、編號為NIE13－54、標題為“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到1957年中共潛在的權力問題》）的國家情報評估報告。

這份評估的背景是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這次會議的重點是“揭露高崗和饒漱石集團分裂黨、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全會的成果是通過了《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現在已經清楚地知道，高饒集團奪取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首要目標，便是鄧小平所說的 “拱倒‘最有可能接毛澤東班的’劉少奇同志”。中情局對于建國以來在中共高層發生的第一次權力斗爭似乎有所察覺，卻又不很清楚。

評估指出，1954年2月中共中央全會決議發出的“關于黨的團結存在危險的警告”，顯示毛澤東領導的中央高層存在著“分歧和競爭”。但它并不清楚這場斗爭是由于高饒而引發，反而想當然地猜測應該來自于黨和政府這兩個部門之間，認為決議“暗示黨內存在著劉少奇和周恩來這兩個不健康的小集團”。這顯然是受了西方社會喜歡將中共高層區分為激進派或是教條主義派（主要指黨務機構的負責人）和溫和派或是實用主義派（主要指政府機構的負責人），劉少奇和周恩來則分別被視為這兩個派別的領袖的影響。

與西方社會往往喜歡刻意渲染中共黨內的權力斗爭不一樣的是，這份評估報告不但沒有過高估計中共高層的矛盾和斗爭，反而特別強調“中共領導層是由黨的精英分子凝聚而成的，自1921年建黨以來他們便因為共同的革命和戰爭經歷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雖然“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在任何組織內部都會存在權力斗爭”，但“沒有證據顯示黨的高層已明顯地出現了派系”， 中共領導層仍“具有凝聚力和穩定性”。

這份評估報告最引人注目的是這么一段話：據說已年屆60 的毛澤東身體欠佳，如果在1957年以前他有可能退休或者去世，中共就會面臨接班人問題。評估認為，一旦出現上述情況，最有可能採用的是現有領導人集體領導的方式，至少在初期階段會是這樣。但同時又強調，如果要選擇一個繼任人的話，最有可能的將是劉少奇或是周恩來。這是目前所知中情局最早作出的關于毛澤東接班人的預測，其依據多半是因為劉和周分別為黨務系統和政府系統的負責人。

1956年1月5日編號為NIE13-56的評估糾正了NIE13－54評估的錯誤，了解到1954年中共黨內的問題并非出自于劉少奇和周恩來之間，而是高崗和饒漱石遭到清除。評估仍然認為，雖然出現了這樣一場斗爭，但絲毫不影響中共自身及其政權的穩固性，認為中共的統治不會因為個別人的變動而發生動搖。評估又一次提出同一個問題，即現年62歲的毛澤東健康欠佳，他的接班人問題已變得更加重要。

評估沿襲NIE13－54的研判，認為中共現有的領導人都不具備毛澤東那樣的權威，在重大政策問題上也不存在什么分歧，因此在毛澤東之后有必要建立某種形式的集體領導。而在最高領導人的繼承上，評估再一次預測：主管黨內事務的劉少奇和負責外交事務的周恩來處于最佳位置。至于為什么作出這樣的預測，評估沒有給予特別的解釋，最有可能的解釋仍然是，他們仍然把劉少奇和周恩來分別視為激進派和溫和派的代表；而對于實際上沒有可能接毛澤東班的周恩來給予特別的期許，在很大程度上又和他們自己的政治取向相關。

1957年：朱德有可能接任國家主席

從1956年起，毛澤東多次在不同場合表達了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的愿望。這無疑引起了中央情報局的特別關注。1957年3月19日的NIE13－57號評估報告在對1956年9月中共八大產生的新的中央領導班子進行評估后，認為八大再次確立了毛澤東及其副手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云的主導地位，顯示了最高領導層的持續性、統一性和穩定性，并且使得今后5年內中共領導層能夠保持團結和凝聚力。引人注目的是，評估第一次指出，一旦毛澤東去世或殘廢，“他的國家領導人的位置可能會被年邁的朱德副主席接替”。1958年5月13日NIE13－58號評估報告再一次提出：“在下一個五年里，毛澤東繼承人的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黨的最高權力很可能初期會過渡到一個小組，小組的成員最有可能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陳云，而朱德則會擔任國家名譽主席。”先后兩次作出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澤東國家主席職位的預測，可能跟中情局認為相對于黨的領導人而言，國家領導人更具有象征意義有關。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正式通過《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的決定》。1959年2月10日NIE13－2－59號評估報告對此進行了詳細的分析。評估認為毛澤東打算辭去國家主席，并不是像人們猜測的那樣迫于黨內反對派的壓力，而確實是像官方宣佈的那樣，毛本人希望集中精力去解決政策問題和理論問題，作為黨的主席，他仍然是黨和國家的第一號人物。至于誰將接替毛的國家主席職位，評估認為“很可能是一位有威望但在領導層又很少出頭露面、并且不可能成為毛的黨的主席職位的潛在接班人的人”。評估沒有明確預測這個人是誰，但與1957年3月19日和1958年5月13日的兩份評估聯系起來考察，顯然他們認為最有可能的接替者仍然是朱德。

出乎中情局意料之外的是，1959年4月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選出的國家主席，不是朱德而是劉少奇，提名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的，正是他們判斷有可能接替國家主席的朱德，而在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同時，朱德接過了劉少奇全國人大委員長的位置。

毛澤東會前對此專門有所解釋：“為什么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什么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因此）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這一段話似乎又表明，中情局關于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澤東國家主席位置的判斷并非空穴來風，中共高層確實有過讓朱德接替國家主席的討論。

1959年：劉少奇作為毛接班人的地位可能已經確立

1959年4月，劉少奇正式出任國家主席。同年7月28日中情局NIE13－59號評估認為：毛澤東讓出國家主席職位，表明雖然他的最高地位并沒有受到挑戰，但很顯然他已在考慮最高領導人的繼承問題了。劉少奇本來就是黨內第二號人物，現在又接任了國家主席，這很可能表明他作為毛在黨內最高職務繼承人的地位已經確立。評估進一步分析，在過去的兩年里，中國的政策走向越來越與劉少奇的主張相一致，而且與劉少奇觀點接近的其他幾個人在黨內也越來越佔據有影響的位置，如果在這段評估期內毛澤東去世或者喪失工作能力，權力可能會自然地轉移到劉少奇手中。

1960年12月6日NIE13－60號評估繼續沿襲了這一預測，認為現年67歲的毛澤東很可能會在1960——1965這段評估期內去世，劉少奇將繼承他的位置。中情局的這個預測在1961年9月24日得到印證，這一天毛澤東會見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當后者問及接班人問題時，毛明確回答：“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引起我們注意的是，盡管認定劉少奇將接毛澤東的班，但中情局對于劉少奇的能力卻并不看好，評價也并不高。1960年12月6日的NIE13－60號評估認為，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其他任何一個接班人，都無法繼承毛澤東的個人絕對權力和威望。1963年5月1日NIE13－63號評估再一次強調，毛今年就要70歲了，如果他去世，現在的國家主席也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將接替他的職位，但是劉的權威無法與毛相比，同時劉也并不具備高于其他領導人的卓越才能。

1964年3月20日的一份情報分析報告“Special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and the Succession Problem”（《關于中共領導層和接班人問題的特別報告》）講得更明確，雖然認為劉少奇從1945年開始就成為毛的最主要副手，1959年又接任國家主席，現在已成為中共意識形態最主要的發言人，他的著作（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毛以外惟一要求全黨學習的經典，被認為是對馬列主義的杰出發展，這些都使他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地位得到明確；但同時又指出，“劉幾乎沒有明顯的領袖特征，他缺少色彩，缺少幽默感，也缺少毛所具有的超凡權威”，況且，“他也已經66歲，只比毛小5歲，而且幾乎與毛一樣年邁體弱”。言下之意，劉少奇能不能接毛的班還很難說。

1965年8月5號的NIE13－7－65號評估進一步補充，雖然毛澤東一直在準備將權力有序地轉讓給現任國家主席、67歲的劉少奇，但是劉少奇似乎和毛一樣“是一個好斗的教條主義者”，雖然他很能埋頭苦干，但卻缺乏具有傳奇色彩的毛澤東的魅力和威望，而且不一定會比毛活得長。正是基于這樣的評判，中情局在劉少奇接班還沒有成為事實以前，又開始評估誰將是劉少奇之后中共的第三順位接班人了。

1964年：鄧小平將是黨內“第三人”

當1961年蒙哥馬利得到毛澤東關于劉少奇將是他的接班人的明確回答后，曾接著向毛提出第二個問題——“劉少奇之后是周恩來嗎”？毛澤東不置可否——“劉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事實上現在已經知道，早在1957年毛澤東在莫斯科和赫魯曉夫談到接班人問題時，便已經指出 ：“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第三是周恩來。”巧合的是，若干年后中情局在研判誰將會是中共黨內第三順位接班人時，同樣將目標聚焦到鄧小平身上。

1954年以前，鄧小平雖然已經是地方要員，但在黨內的地位并不顯赫。自這一年從地方上調中央后，他的地位便直線上升。先是在4月27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出任新設立的中央秘書長一職，負責處理黨中央的日常事務；一年后的七屆五中全會增補為政治局委員；1956年9月26日八屆一中全會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設立的書記處總書記。這一現象很快便引起中情局的注意。1957年3月19日的NIE13－57號評估報告在分析中共八大新當選的領導班子時特意指出：這次會議最值得關注的是鄧小平被提升為常委和總書記，他顯然在一群年邁的政治局委員中是最年輕的一個。當然，這時候的中情局還不知道，正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莫斯科指出，他的接班人 “第一是劉少奇，第二是鄧小平，第三是周恩來”。

1964年3月20日中情局《關于中共領導層和接班人問題的特別報告》，在對劉少奇作了并不高的評價的同時，對鄧小平給予了特別的關注。報告對八屆五中全會以來的政治局成員逐一作了分析，將除去已經去世的林伯渠和羅榮桓以外的政治局成員大致分成幾類：一類已年邁也不活躍，顯然不可能接班，如朱德、董必武、劉伯承，甚至還包括賀龍；一類因失寵而不活躍，已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如彭德懷、張聞天，還有陳云；一類因生病而不活躍，也不可能接班，如李富春；一類還是政治局的新人，暫時沒有接班的希望，如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一類可能也被認為不會接班而沒有給予特別的關注，如陳毅、李先念、彭真以及除張聞天以外的其他5位候補委員；除此以外，有可能成為第三順位接班人的只剩下3個人，即：周恩來、鄧小平和林彪。

報告首先排除了林彪接班的可能性，認為林彪雖然只有56歲，在政治局里最年輕，作為國防部長在戰爭年代也有過顯赫的戰功，1958年5月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有明顯跡象可能成為接班人；但是，他患有“慢性結核病”，這又使他不可能成為接班人，因此報告對他的結論是：不活躍，生病。

報告對周恩來的評價極高，認為他在中共黨內最具有威望、資歷和魅力，他成熟、干練，比別人更了解外部世界，他的外交風格靈活、機智，容易為外人所接近，在外交上建樹頗多，同知識分子的關係也好，是中共黨內最為務實的領導人之一。但是報告認為他也有很不利的地方，即作為中共黨內溫和派的代表，他不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在意識形態日益激進的中共高層，他不可能佔據更主導的地位，因而也決定了他不可能成為第三人。

相比之下，報告認為最有可能成為第三人的只會是鄧小平。他是政治局里最年輕的成員之一；在最高領導層他雖然是新人，但同樣屬于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并且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在目前的中央政治權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實權的人物之一，主持著書記處這個中共中央最重要的職能機構；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和毛澤東、劉少奇一樣屬于激進派，和蘇聯人針鋒相對的斗爭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這些，使中情局認定鄧小平是當前最受到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器重、在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立場方面最值得信賴的人，因而也認定在毛和劉之后，是鄧小平，而不是他以前的領導、相對溫和的周恩來，將是中共最高權力的第三順位繼承人。

令人費解的是，報告雖然特別看好鄧小平，但似乎對鄧小平的了解并不很深入，報告不但把鄧小平的年齡由60歲錯為64歲，而且認為“與其他黨的高層領導不一樣的是，鄧的妻子從來沒有和他一起露過面，很可能，鄧未婚”。

1965年8月5日的NIE13－7－65號評估報告稍有變化，認為毛澤東雖然一直準備將權力有序地轉交給劉少奇，但是如果劉沒有毛活得更長，就得有其他人接班。現年67歲的周恩來雖然有資歷、有地位、有威望，但在黨內缺乏足夠的支持力量接管最高權力。最高軍事領導人林彪盡管相對年輕，但患有慢性病，也不可能接班。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和政治局委員彭真看上去是最高權力的最有力的候選人，他們都只有65歲。

在這里，有可能成為第三人的，除了鄧小平，又增加了彭真。他們的依據很可能是，這兩個人是劉少奇在黨務方面最主要的助手，不但十分活躍，而且也很年輕。有趣的是，這份評估也犯了和上一份報告一樣的錯誤，不但繼續把鄧小平的年齡搞錯了，而且也把實際只有63歲的彭真的年齡錯搞成65歲。

1966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已經下降

1965年8月5日中情局NIE13－7－65號評估報告關于劉少奇以及鄧小平、彭真接班序位的研判，在表象上與當時中共黨內的權力結構大致吻合，但在實際上與中國政治演變的進程卻大相徑庭。中情局的情報分析家無論如何也沒有預料到，不到一年中國便爆發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們同樣沒有預料到，在“文化大革命”興起后，不但毛澤東曾經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被毛澤東打倒了，而且鄧小平、彭真也和劉少奇一道被毛澤東打倒了；相反，被他們認為是不活躍并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的林彪，卻空前地活躍起來，并作為毛的法定接班人被寫入中共九大的黨章之中。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間爆發的，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的矛盾也不是一夜之間激化的，現有解密檔案給我們的感覺卻是，中情局在這方面的嗅覺相當遲鈍。是什么造成他們的遲鈍和誤判？從歷年來中情局關于毛澤東接班人的預測可以發現，他們研判的基本依據有兩點：

一是對毛澤東絕對權威的認定，他們始終認為由于毛擁有絕對權威，“在他有生之年黨派主義就不會成為嚴重的問題”（NIE13－60），同樣 “黨內分裂的可能性” 也就不會出現(NIE13-56)，因此沒有也不可能想象在毛有生之年中共黨內便出現了兩個司令部。

二是在意識形態方面，他們始終將劉少奇、鄧小平、彭真視為黨內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激進的教條主義者，同時也是毛的意識形態的忠實信奉者和維護者，在最高權力轉移上是毛澤東最信得過的人，因此沒有也不可能想象劉少奇會和毛澤東分別成為兩個司令部的領軍人物。

直到1966年6月17日中情局在一份題為“The Leadership Upheaval in Communist China” （《中共領導層的劇變》）的情報備忘錄中，通過對1965年11月以來劉少奇公開露面的情況以及中國媒體對劉少奇的報道的分析，才第一次指出，在3月22日到4月20日北京政局最混亂的這段日子里，劉少奇沒有呆在北京，先是出國去了，回國后又逗留在和田、烏魯木齊和昆明，返回北京時既沒有舉行歡迎儀式，媒體也沒有給予報道；而當5月份重新露面時，他沒有像往常那樣與毛澤東一起出現，他一直擁有的毛的右手的位置已為鄧小平所佔據。根據上述情況，中情局才得出“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已經下降”的判斷。這時離毛澤東寫下振聾發聵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只有一個多月了。

劉少奇被打倒了，誰又將會取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面對瞬息萬變、眼花繚亂的中國政局，中情局也無從預測了。直到1967年5月25日的NIE13－7－67號評估報告中，我們才看到這樣一段話：在毛以后，中國會因為權力爭奪而出現混亂，然后毛的“已失去信用的政治和經濟政策”會被逐漸放棄，軍隊中的一個小心謹慎的集團會傾向于和后毛時代的溫和派政治領導人尋找共同點，并對運動的方向作出慎重而又適當的結論。

在這里，軍隊中的一個小心謹慎的集團似乎指的是林彪集團，溫和派政治領導人顯然指的是周恩來，如果是這樣的話，中情局的預測很可能是：后毛時代中國的政治結構將是林周結盟。然而，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林彪和周恩來都沒有能夠活到毛澤東之后。

【華發網根據中國共產黨網、人民網採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