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3”飛機墜毀調查報告：林彪尸體上沒有發現彈孔

林彪出逃時所乘坐的專機墜毀后的殘骸

2007年，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朝倫·達西達瓦寫了一本小冊子《林彪元帥之死》，沒有公開出版，僅印了300冊。我通過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有幸得到一本，從中讀到了一些鮮為人知的“九·一三事件”細節。

蘇聯人拿走了林彪飛機上的黑匣子

達西達瓦教授在書中披露：1971年9月13日1時53分至55分，蒙古邊防總隊的哨兵發現一架大飛機自中國方向414號界碑入侵，聲音非常大，沒有燈光，飛向蘇赫巴托省那倫縣。2時，肯特省貝爾赫螢石礦的警衛也發現了從東北向西南飛去的這架大飛機。不久聽見巨響，看見火光。

2時27分，在貝爾赫礦西南14.8公里的蘇布拉嘎盆地，這架大飛機墜毀。

這是首次披露林彪飛機墜毀的準確時間，過去都是說2時30分。而達西達瓦的這個墜機時間是準確的，后面還要交代。

最早到墜機現場的是肯特省公安廳駐貝爾赫礦小組代表珠爾默德，其他還有數人到場。

墜機現場燃起大火，面積有一平方公里。他們首先是把火撲滅，同時採取保護現場的措施，白佈單蓋著的九具尸體沒有挪動。然后搜集沒有燒毀的文件、物品，派人騎摩托車到省會報告。

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帶著孫一先、沈慶沂、王中遠到墜機現場時，蒙古人和蘇聯人已經把重要的物品拿走了。

蒙古肯特省公安廳廳長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在休養所休養，9月12日晚上他去參加舞會，13日凌晨2時多他聽到飛機的聲音，并不知道是什么飛機。

這說明林彪專機飛得低，所以聲音非常大。

9月13日一大早，縣政府叫他快到省會去，中午，省里派了一架雙翼小飛機送他到現場。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在空中繞著墜機現場飛了兩圈，用電話向蒙古公安部長德吉德少將匯報了看到的墜機現場情況。

不久，蒙古外交部副部長額爾登比列格、公安部長德吉德、情報局局長德欽將軍，國防部第一副總長圖門登貝爾勒少將坐伊爾－14飛機也來到現場視察。

9月14日零時，蒙古公安部部長德吉德接到中央電話，讓去現場的人員立即返回烏蘭巴托，向以澤登巴爾為首的政治局匯報。可是溫都爾汗機場沒有夜航設備。正一籌莫展時，蒙古人民軍空軍司令朝克將軍責成機場，準備一批小鐵桶，隔一百米放一個，裝上木塊，澆上汽油，點上火，以此充當跑道燈。

原來溫都爾汗機場沒有夜航設備，潘景寅夜間駕機，就是飛到溫都爾汗機場上空，也不可能發現簡陋的紅土跑道。

9月14日這一天，朝克將軍到墜機現場。一批蘇聯軍事人員從俄羅斯赤塔州后貝加爾軍區乘坐米格－8直升機也到了。朝克將軍和蘇聯人在現場會晤。

蘇聯人剛開始關注的是這架英式三叉戟飛機的技術資料，并沒有關心飛機上的乘員。

云登副外長回憶，蘇聯大直升機9月15日上午拉走了一臺發動機。

蘇聯人拉走發動機的動機非常可疑，過去人們都說是蘇聯人想研究英國的先進技術，現在看未必，很可能蘇聯人想掩蓋什么。

達西達瓦說，蘇聯人把墜毀飛機的黑匣子也取走了。黑匣子里有很多儀表，記錄著工作情況和人員談話，是比較可靠的工具。奧特根扎爾嘎勒中校認為不行，不能讓他們拿走，但是朝克將軍還是把黑匣子給了蘇聯人。蘇聯人拿走黑匣子之后，從來沒有對蒙古講過黑匣子里有什么內容，這給我們調查飛機墜毀原因帶來了困難。

林彪專機的黑匣子在蘇聯人手里，可至今俄羅斯仍秘而不宣，還大量散佈林彪專機飛到蘇蒙邊境的謊言。至于中國人為什么不要黑匣子？首先國內沒有指示，當時大使許文普、孫一先等并不知道飛機失事首先要找黑匣子。更何況因為中蒙談判中斷，現場所有物品都沒有移交中國。

“林彪手令”和航圖也不見了

朝倫·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比較詳細地列舉了墜毀飛機的有關物品。他在擔任蒙古歷史研究所所長前，曾任蒙古國家檔案館館長，他應該是看到墜毀的林彪飛機清單的。

達西達瓦說蒙古的調查人員在現場看到一些文件，如飛機低空高度儀的俄文說明書等有關材料。可能是飛機的遺物太多了，達西達瓦并沒有詳細列舉所有物品。

孫一先《在大漠那邊——親歷林彪墜機事件和中蒙關係波折》一書中提到，他在現場揀到一張英文注意事項，寫明飛機型號Trident-IE（三叉戟IE），據此孫一先估計這是一架專機。再往前走孫一先看到一條寬條紋的小型毛毯，上面印著PIA（巴基斯坦國際民航縮寫）。這些達西達瓦都沒有提到。

沈慶沂在墜機現場發現一個紅色塑料皮的小冊子，64開。紅塑料皮大部分燒焦，看不出書名，里面的文字只燒掉一個角，開頭是“首長和同志們”，結尾是“長時間熱烈鼓掌”。看來是一個講用報告，講了空軍的發展，其中講到技術革新，舉例說有一種微型電臺超過國際水平，還有型號和數據。孫一先用照相機把這幾頁拍了下來，心中奇怪為什么蒙方沒有拿走？

當時孫一先、沈慶沂他們并不知道這是林立果的講用報告。據空軍副參謀長胡萍回憶：林立果把這個講用報告放在上衣口袋里，里面夾著一張橫寫的“林彪手令”。1971年9月8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到西郊機場，下飛機時他曾出示給空軍副參謀長胡萍看，以后林立果又給林辦老秘書關光烈看過。

沈慶沂和孫一先在墜機現場翻過這本小冊子，想拿走，但被現場看守的蒙古人制止。他們注意到小冊子里面并沒有夾著“林彪手令”。

難道是蒙古或蘇聯人把講用報告扔下，把里面的“林彪手令”拿走了？

沈慶沂注意到兩堆尸體中間，有一堆物品，明顯是蒙古人堆集起來的。其中有兩個飛行員圖囊，一個燒了一半，另一個基本完好。孫一先打開圖囊，里面只有幾只黑鉛筆和紅藍鉛筆。他問航圖哪去了，蒙方陪同人員搖頭不語。

圖囊旁邊是一堆手槍，大多完好，有幾只槍的槍把燒焦，露出空子彈梭子。孫一先數了數，子彈43發，沒有空彈殼。還有兩個手槍套和幾個空彈夾。沈慶沂看到手槍有六支，一支蘇制AK型，五支寫有“59SHI”。蒙方問“59SHI”是什么意思，孫一先回答，是手槍型號，1959年中國制造。

墜毀飛機上有一塊手表定格在2時27分

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記錄的墜機現場物品：

六支槍（蒙古和蘇聯的聯合調查報告中說是八支槍），有的槍上了膛，有的保險關著。還有一支微型沖鋒槍，兩把匕首。

中國紙幣65元，一張5元，六張10元。

李平出入證，3726部隊營門出入證。

林立果證件，002003號。

一張合影照片。

其他物品：鋼筆、鉛筆、罐頭、糖、梳子、餐具。

還有燒壞的一只白色女鞋；燒壞的一只灰白手提包，里面有一件綠色軍上衣；還有三件舊藍佈褲、膠鞋、白背心、手帕等。

物品記錄本、燃油記錄本、手電、輪胎壓力表、逆光鏡等。

飛行員包一個。

3726部隊第三中隊邰起良的空勤工作記錄。

佈票，飛行員須知，飛行專業課本。

便攜式錄音機一臺，三盤錄音帶，錄有毛主席語錄歌曲。

手表五塊，一塊上海牌，表針指在2時27分。

這個時間準確說明了林彪飛機墜毀的時間。因為飛行人員的手表必須準時。而葉群、林立果等人要跑，也需要準確對時。還有一塊黑盤表沒停，17時30分，與烏蘭巴托時間相符。此表可能是林立果的，確定了蒙古政府官員到達墜機現場的時間。

飛機交接記錄本，新疆地區飛行圖，泰山機場圖，油本，低空技術說明書，使用細則，華東地圖，飛行時刻表，譯文四頁，報務制度，航空簡語。

在這些地圖中，應該有達西達瓦沒有提到的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的航圖。

時任蒙古外交部副部長的云登事后回憶，機內發現一張標出航線的航圖，從河北省北戴河穿過失事現場，一直畫到貝加爾湖附近的伊爾庫茨克。

迫降在懷柔的直升機現場也發現同樣的航圖。就像“林彪手令”有橫豎兩個一樣，山海關到伊爾庫茨克的地圖也應該有兩個。不知道為什么，達西達瓦沒有提到這張標有伊爾庫茨克的航圖和林立果的講用報告，及講用報告里面的“林彪手令”。很可能這張航圖同三叉戟主發動機、黑匣子一起，被到墜機現場的蘇聯人拿走了。

在這些物品中，孫一先和沈慶沂見到了林立果出入證，沒有貼照片，但寫有林立果的名字，男，24歲，干部。沈慶沂讓孫一先把這個出入證拍下來。

孫一先和沈慶沂還見到達西達瓦省略的一些物品：一本《法蘭西內戰》，一個巴掌大的拍紙本，用鉛筆寫一些零散的字，內容不連貫，難以猜透是什么意思。還有一個紅塑料皮空白日記本，一個汽車駕駛執照的塑料封皮，數張一角錢，以及撲克、小勺、水果刀等。

至于白色女鞋，達西達瓦說見到一只，而沈慶沂和孫一先則見到了兩只，是乳白色半高跟淺口女皮鞋，其中一只鞋腰和后跟燒焦了，另一只完好。鞋不能說明問題，因為在迫降前，機上所有人已經脫掉了鞋。也就是說，飛機墜毀時，鞋和人不在一起。

關于林彪專機的有關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朝倫·達西達瓦披露了林彪專機墜毀現場發現的“飛行登記本”的內容。

從1970年12月5日至1971年9月12日，每月飛行6至50次，共飛270次；1971年9月，飛行80次。

1971年1月至9月12日，每月夜航2至18次，特別是9月2、6、7、8、9、10日夜航。

8月飛行50次，9月20次。

在新疆沿蘇聯邊界12個城市飛過。

從華中8個城市，加油17次，共加油63492升。

這些數據是真實的嗎？

林彪專機地面機械師沈寶發解釋說：加油本應該是256號三叉戟的。加油63492升，并不多，三叉戟一次就可以加20噸以上的油。至于“飛行登記本”，不是256號三叉戟的，而是某飛行員個人的，與256號三叉戟無關。因為專機機組成員是臨時組合，并不是完全固定在某一架專機上。

也就是說，達西達瓦公佈的飛行記錄是飛行員個人的飛行記錄，不是256號三叉戟的飛行記錄。

256號三叉戟1971年9月6日才交付使用。沈寶發回憶：此前256號三叉戟一直在改裝，拖得我們都煩了。

據沈寶發講，本來林彪專機是要用254號三叉戟的，這是巴基斯坦總統座機。但因為飛行時機頭被小鳥撞過，有一個小坑，顯然不適合再作為一號專機，于是決定改裝256號三叉戟，用作林彪專機。四架三叉戟進口時已經在巴基斯坦飛過好幾年，一些機件老化，必要的備件買不到，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四架三叉戟的飛行時間不一，原則上把四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換給256三叉戟。西郊機場修理廠和林彪專機的機械師一起，開始大規模改裝。除把普通客艙拆掉，隔出單間，設置臥室、辦公室外，還按林彪怕風、怕光和喜歡綠顏色的習慣，精心佈置機艙，整整改裝了三個月。

“九·一三事件”后進駐空軍34師的總政工作組成員劉巖回憶：1971年8月潘景寅試飛，去過山海關，也飛過較遠的航線。但他始終對自己的落地動作不滿意。9月11日，潘景寅再飛東北航線，經沈陽二臺子機場，再到長春，接回在長春解放軍醫院治療小兒麻痹的大女兒。有人看潘景寅情緒不好，詢問他。潘景寅回答飛機落地還是不理想。

9月12日傍晚，林立果坐林彪專機從西郊機場到山海關機場，9月13日凌晨林彪第一次坐256號三叉戟，就機毀人亡。

蒙古政府關于林彪專機的現場調查

達西達瓦在《林彪元帥之死》中披露，蒙古政府調查人員從林彪專機墜落地點向南500米的地方看到第一具尸體。九具尸體散佈面積為50米×20米，尸體之間相隔3米至15米。燒傷程度1至2度。

蒙古政府調查人員開始只拍了八具尸體，沒發現第九具（飛行員潘景寅），后來才發現，他爬遠了。

而據孫一先拍的潘景寅的尸體照片，潘景寅仰面朝天，兩臂伸過頭頂，手心朝前，似舉手投降狀。他的兩腳叉開，左腿挺直，右腿彎曲，腳跟蹬地，像是要掙扎著站起來。孫一先說：看來潘景寅生前似非常痛苦而折騰過。翻過身來，他的后背尚貼著衣服殘片及枯草，臀上剩有褲腰碎佈及一段腰帶。

難道潘景寅在飛機爆炸時還活著，并在火中爬行了一段，然后掙扎翻身想蹬地站起來？但終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氣。

與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談判的蒙方人員認為，中國這架256號三叉戟在蒙古墜毀，可能有特殊任務。蒙方要中國駐蒙古大使館提供飛機乘員名單，中國方面沒有正式答復。蒙方認為：如果真是民航飛機，蒙方的要求是可以滿足的。

在這種情況下，蒙古政府認為，要確定這架飛機墜毀和人員死亡的原因，必須要有一個調查報告。

蒙古政府組成由國防部第一副總長圖門登貝爾勒少將為首的政府委員會，成員以去過現場的有關部門負責人為主。應蒙方邀請前來的蘇聯有關部門高級專家協助該委員會調查。

1971年10月12日，在蒙古國防部、總參謀部舉行的一次會議中，蘇軍駐蒙古司令官克里夫達中將介紹了蘇方對墜毀飛機調查的看法。克里夫達說：墜毀的中國飛機隸屬駐扎在北京郊區的第34師，中方說該機民用。我們很容易證明，這架飛機屬于軍用，機上人員穿著軍衣，這是否認不了的。還有所有人都帶了手槍，還有自動槍、飛行地圖、呼號，從這些來看，完全表明這架飛機是軍用的。找到的槍大部分是有子彈的，有一支上了膛。是什么原因要子彈上膛？是用于野外降落，被俘時自己使用？除此沒有別的目的。估計飛機的平均時速670公里，說迷航沒根據，這架飛機裝備現代化，不可能不知道飛到哪里。如果說迷航，飛機應該發出求救信號，但沒有這樣做。

為什么潘景寅沒有發出求救信號？因為通信員陳松鶴沒有上去，潘景寅不會發求救信號，或者還有其他原因。

克里夫達強調雷達是看不見的，當地人看見這架飛機飛得非常低，聲音很響。

克里夫達認為，至于燃料用盡完全是謊言。剩多少油？還能繼續飛多長？通過儀表就能知道。從著火情況看，證明這架飛機有足夠的燃料。

林彪專機在墜毀時決不止2噸半油。

迫降也不可能。要迫降，大飛機必須照亮降落地點。

如此說，林彪專機迫降時沒有打開飛機翅膀上的燈，那蒙古目擊者再老眼昏花，又怎么可能把燈光看成火光。

蒙古專家認為，當時飛機翅膀燈沒有打開，根本沒有考慮照明，也沒有放下起落架。林彪專機在迫降時確實沒有放下起落架。按一般迫降應該是尾部先著地，但林彪專機不是這樣，飛機頭部先著地。證據是所有儀表在著地一剎那都已經碎了，降落時發動機沒有熄火。飛機落地后又第二次跳起來，再著地，飛機就解體燃燒了。不過發動機沒有完全燒毀。

空軍專家組的研究報告認為，林彪專機是以較大速度尾部接地，形成跳躍，然后兩翼先后折斷，機身呈圓筒狀，帶慣性前沖，破碎解體。機上人員被甩出。在此過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積燃燒。

克里夫達說：飛機彈起又第二次著地時，機上的人還活著。為什么？因為尸體主要是在機艙左邊，說明有準備，企圖通過艙門下飛機。

從九具尸體都沒有戴手表和穿鞋看，他們是做了迫降準備的。

如果我們到現場早一些，也可能有輕傷員被活捉。從九具尸體的最后動作看，至少潘景寅和林立果在被飛機甩出時還活著。因為他們的表情痛苦，似在火中掙扎過。

蘇聯克格勃任命偵察員扎格沃茨丁將軍和病理學家托米林組成鑒定小組，10月中旬來到蒙古溫都爾汗墜機現場。

奧特根扎爾嘎勒回憶：蘇聯克格勃派來的人員住在烏蘭巴托大天口（蒙古國賓館）。這個小組到現場工作，是取得蒙古有關部門批準的。派給他們一排士兵、公安部司長姜倉巴拉桑上校、國家保安總局四處化學鑒定專家班茲拉格奇少校，陪他們一塊去現場。

為了蒙古這些工作組，在蘇布拉嘎盆地，搭了五個蒙古包。蘇聯來的人員中，還有蘇聯國防部法醫局局長、克格勃偵察局長、根據頭骨恢復原貌專家。

1994年4月17日《紅星報》提到，1971年10月19日，鑒定小組在墜機現場打開墳墓，看到兩具尸體鑲著金牙，懷疑是林彪和葉群，取走了兩人的頭骨，帶回莫斯科。11月中旬，扎、托兩人又冒風雪赴蒙古，將林彪無頭的尸體再挖出來，查看肺部是否有結核病癥。托米林用雙筒顯微鏡找到林彪尸骨的右肺有鈣化點。

林彪飛機因機內發生爭斗而墜毀

朝倫·達西達瓦說，蒙古政府委員會進行大量工作后，于11月20日寫出《查明飛機墜毀原因的報告書》。其結論如下：有民航標記的256號飛機是軍用飛機，用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事需要。多數座位被拆除，用于特種的軍事需要。中國256號飛機由于飛行員犯下了飛機駕駛錯誤而墜毀，不是因為某種迫降原因而降落的。

關于“九·一三事件”，有三個國家的人到過溫都爾汗墜機現場，蒙古、蘇聯和中國。中國駐蒙古大使館外交官最后到墜機現場，沒有拿走任何東西。蘇聯雖然比蒙古晚到墜機現場，卻拆走了飛機的主發動機和黑匣子。后來為了證實是不是林彪，蘇聯人又第二次、第三次來到墜機現場，挖開墳墓，取走了林彪和葉群的頭骨，并檢查林彪的肺部鈣化點。

關于林彪飛機墜毀原因，1972年，中國空軍專家組根據墜機現場的照片，結論是“油料不夠”。

2006年9月13日，日本共同社駐烏蘭巴托記者獲得了蒙古政府1971年11月20日關于林彪墜機的調查報告——《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這份調查報告共有16頁，包括現場照片。蒙古的調查報告否定了林彪飛機因燃油不足而在迫降墜毀的說法，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斗。日本共同社記者採訪了蒙古國家檢察廳前副長官，曾作為當地治安最高長官的奧特根扎爾嘎勒。

調查報告說：1971年10月8日至18日，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共同進行了林彪飛機失事調查。排除了林彪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英國制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接到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調查報告還對燃油不足表示了懷疑，說墜機引發的大火，在極廣的范圍（975米×321米）內燃燒了很長時間。

調查報告說林彪飛機的發動機是正常的。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作出了降落的決定。蒙古專家和蘇聯專家得出一致的結論：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機內發生了爭斗，一方想去蘇聯，另一方想返回中國。在發現的八支槍中，有一支已經上膛。但機上是否發生與槍擊有關的暴力行動，還是一個謎。

據日本共同社得到的另一份蒙蘇聯合調查報告中，說在林彪尸體上沒有發現彈孔。

蒙古和蘇聯的調查報告為什么不提蘇聯拿走的黑匣子？蘇聯人對溫都爾汗墜機現場最積極，但卻始終緘默，更只字不提林彪專機上的黑匣子。只有一位採訪過蘇聯知情者的澳大利亞記者漢納姆在報道中披露，黑匣子里沒有與地面通話的聲音。還說林彪的死因（蘇聯）只有勃列日涅夫等四個人知道。

至于林彪專機的殘骸，奧特根扎爾嘎勒回憶：在墜機現場，我看見有些很好看的殘留小地毯、餐具碎片，當地人作為紀念品拿走了。還有到當地旅游的人找金屬碎片做刀子。當地人說尤其在90年代初蒙古搞出口廢鐵運動，飛機金屬片完全沒有了。有中國國旗和飛機標志的飛機尾部，曾存放在貝爾赫螢石礦的一個院子里，90年代初把它作為廢鐵出口到中國去了。還有一個發動機，“雄鷹”公司經理、歷史學家思赫賽汗在烏蘭巴托西南26公里處建立了成吉思汗庭院旅游點，用吊車、貨車把林彪出逃時墜毀的飛機發動機殘骸拉到旅游點的空地展覽。

延伸閱讀：林彪墜機蒙方報告曝光：懷疑機上曾發生搏斗

日本共同社9月13日發自烏蘭巴托的一則電信說，該社日前獲得就1971年9月13日林彪所乘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一事，當時蒙古政府曾總結的一份調查報告。報告否定了飛機因燃料不足而在迫降時墜毀的一般說法。

蒙古相關人士暗示當時機內曾就逃亡問題發生爭斗。該事件距今已有35年，這一寶貴資料將有助于揭開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重大謎團。 共同社日前專訪了前蒙古國家警察廳前副長官、曾作為當地治安機關最高負責人參與林彪座機墜毀事件調查工作的奧索林·奧特恭捷格。他證實，當時蘇聯政府自始至終密切參與了事件的調查，進行了回收黑匣子等工作。

該報告題為《中國飛機在蒙古境內墜毀原因的確定文件》，所署日期為1971年11月20日，共16頁。共同社日前獲取了這份未公開的文件和未曾發表的現場照片。

該報告說，對1971年9月13日墜毀的林彪座機展開的調查是在事故發生約一個月后(從10月8日至18日)進行的，當時蘇聯專家參與了調查工作。

它說，調查小組當時得出的結論是，導致這架飛機墜毀的直接原因是導航問題，這就排除了飛機被擊落的可能性。

報告說，英國制造的三叉戟在氣候良好時極少犯航線錯誤，而且也沒有來自這架飛機的任何無線電通信，這兩個事實說明，中國解釋說這架飛機犯了航線錯誤是說不通的。

報告還對林彪座機燃油不夠的說法表示懷疑。它說：“飛機殘骸在極廣范圍內燃燒了很長時間，這一事實表明它有足夠的燃料繼續飛行。”

它說：“大火覆蓋了一塊長975米、寬321米的地方。”

它還說，飛機墜毀時，引擎正常，而且“沒有證據證明機上人員由于緊急原因作出了降落的決定”。

蒙古方面的消息人士當時說，調查人員一致認為，一定是機上人員之間發生了搏斗，支持林彪的一方想逃去蘇聯；另一方則想返回中國。

蒙古的這篇報告說，在墜毀現場發現的8支槍中，有一支子彈已經上了膛。

機上是否發生了與槍擊有關的暴力行動還是一個謎。本社獲得的另一篇有關蘇聯和蒙古政府的聯合調查報告說，在林彪的尸體上沒有發現彈痕。

熊向暉：關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

1971年9月13日這個日子，因林彪反黨集團的覆滅而載入史冊。這一天，曾被捧上“副統帥”高位的林彪，由于篡黨奪權的陰謀敗露，倉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林彪的陰謀敗露，主要是指毛澤東主席識破了這個野心家的“廬山真面目”。但毛澤東究竟是怎樣判斷出林彪是個陰險的兩面派呢?本文敘述的這段鮮為人知的往事，恰可為這段非常時期的歷史作一注腳。

(一)

1971年7月9日，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

就在這天中午12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乘巴基斯坦的一架專機，秘密抵達北京。

基辛格在北京只能停留48小時。周恩來總理同他在釣魚臺國賓館舉行的第一輪會談從下午4時25分持續到晚上11時半。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尚未赴任的駐加拿大大使黃華，外交部歐美司司長章文晉、禮賓司副司長王海容和翻譯冀朝鑄、唐聞生。此外，還有熊向暉。

熊向暉是以國務院總理助理的名義參加會談的。他于1962年接替宦鄉擔任我駐英國代辦(此時中英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7年1月和其他駐外使節一起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挨批挨斗。1970年11月，出乎他的意料，他竟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二部副部長，主管國際形勢的研究。1972年，又重新調回外交部工作。他這段軍隊履歷雖然短暫，卻和本文密切相關。

周總理在同基辛格結束了第一天會談以后，帶領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人員走到釣魚臺另一座樓。他立即讓王海容打電話聯系，問什么時間去毛主席那里匯報。王海容問誰去，總理讓她和唐聞生同他三個人去。電話很快就打通了。王海容對總理說：主席讓現在就去，還讓熊向暉也去。周總理吩咐王海容和唐聞生先走一步。他收拾了一下公文包，服了藥，便與熊向暉一起上了車。

（二）

周總理的轎車駛出國賓館，開往中南海。已經是午夜，街上靜寂無人。周總理默默沉思著，熊向暉則在心中迅速地篩選最近的國際大事，推斷基辛格的秘密訪問一旦公開，可能引起什么樣的國際反響。他滿有把握地以為，毛主席找他去，是要了解國際形勢。

轎車在中南海毛澤東住地門口停下。周總理帶著熊向暉快步走進毛主席的會客室兼書房。主席身穿浴衣，站在屋子當中。總理握了握主席的手，說：這樣晚，主席還沒休息啊。毛主席說：我不困。熊向暉跟著握住老人家伸出的手，說：主席好!毛主席笑容滿面地說：馬馬虎虎。

會客室中，七張單人沙發擺成一個半圓，每兩張中間放著一個茶幾。毛主席在居中的一張沙發上坐下，總理和熊向暉分坐在他兩旁。王海容坐到熊向暉旁邊，唐聞生則坐在毛主席沙發背后立燈下的一張椅子上。立燈關著，室內光線很柔和。

周總理告訴主席，基辛格到了，準備匯報他提出的問題。

不想毛主席卻擺了擺手，說：那個不忙。

他轉向熊向暉，開始了一場出人意外的談話。

（三）

毛主席從茶幾上拿起一只深褐色的小雪茄，唐聞生幫他點燃。他深深吸了一口，仍然滿面笑容地問：你現在還講不講“衛生”啊?

王海容對熊向暉解釋說：主席是問你還抽不抽煙。她又轉向主席說：老熊是個“煙鬼”。毛主席輕松地說：他怎么成了“老熊”了。聽熊向暉說他已經５２歲了，就說：還不老嘛。然后指指茶幾上放著的小雪茄，說：現在醫生不讓我抽香煙，只讓我抽這個。他們都講“衛生”，你不講，你就抽吧，我也不“孤立”了。

熊向暉點燃一支小雪茄，以為這樣的寒暄可以結束了。然而，毛主席卻繼續提出一些在他看來是“寒暄”性的問題：你在總參二部當副部長?他回答：是。

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著濃重的湖南鄉音問：那個“參謀總長”姓甚名誰呀?熊向暉一面回答：“黃永勝”，一面感到不可思議：怎么提出這樣的問題?而且把“總參謀長”說成“參謀總長”?

毛主席又問：你同黃永勝熟悉不熟悉呀?

答：到總參以后，在會上認識了黃總長，沒有單獨接觸過。黃總長提到過我。

問：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

答：今年４月，黃總長在總參批陳（伯達）整風小結會上說，主席對他講，總參有篇批陳發言有水平，但主席沒有具體講是哪一篇。黃總長估計，可能是江鐘的，也可能是熊向暉的。毛主席說：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讀過一些馬列。

熊向暉以為談到這里，毛主席就該聽周總理的匯報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記了這件事，抽著小雪茄，繼續優哉游哉地同他“漫談”。

主席問：在那個小結會上，黃永勝還講了什么?

熊向暉感到，說得過于簡單，恐怕招致更多的問題。為了節省時間，以便總理及早匯   報，他這次回答得比較詳細：小結是王新亭副總長念的。吳法憲副總長作了補充，說總參批陳整風搞得很好，自從黃總長主持總參以來，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績。主席和林副主席對黃總長是滿意的，各大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對黃總長是尊敬的。黃總長很謙虛，說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還不夠高，比林副主席差得遠，在工作中還有些官僚主義。

聽到這里，毛主席“哦”了一聲，又問：他們沒有講廬山的問題?

熊向暉回答：講了，是在批陳整風動員會上講的。吳副總長說，總參同陳伯達沒有來往。黃總長說，他是在廬山會議開始以后才到了廬山，當時主席已經發表了《我的一點意見》，揭露了陳伯達。黃總長說，他不認識陳伯達，原來只知道陳伯達是個理論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來，他也看不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于稱天才的幾段語錄》有什么問題，也可能上當受騙。以后要堅決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讀一點馬列的書。

毛主席臉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緩慢的語調問：廬山的事，他們就講這些?

熊向暉回答：主要就是這些。

１９７０年八九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九屆二中全會上，當時是政治局常委的陳伯達伙同林彪的老婆葉群，以及掌握軍隊大權的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煽風點火，為林彪當國家主席制造輿論。毛主席說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我的一點意見》的及時發表，制止了這幕丑劇。廬山會議之后，中央開始在黨內批判陳伯達，并責成黃、吳、葉、李、邱作出檢討。將近一年過去了，熊向暉只知道陳伯達被揪了出來，其余情況一概不知。所以，當毛主席沉默了一會兒，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個一個按下左手的手指，問熊向暉：黃永勝和他那個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他們在廬山搞鬼，黃永勝講了沒有?熊向暉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沒有聽黃總長講過。

毛主席又問他有沒有看過“五個大將”的檢討、聽過這件事的傳達?熊向暉都只能回答：沒有，因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長地看著熊向暉，問：你嗅出點什么沒有?大半年來，熊向暉除了批陳，一直埋頭于國際問題的研究。他對主席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沒有”。

毛主席轉過身來，問周總理：“五個大將”的檢討，你在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上的講話，發給總參沒有?周總理說：發了，總參和軍委一共發了６０多份。

那是應該發到熊向暉這一級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

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幾，突然提高了聲調，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廬山的事情還沒有完，還根本沒有解決。這個當中有“鬼”。他們還有后臺。

（四）

室內的空氣仿佛凝固了。“他們的后臺”是誰?

過了一會兒，大概是想緩和一下氣氛吧，周總理委婉地說：我過去也犯過錯誤，一經主席提醒、批評，總是努力改。這次黃永勝他們犯了錯誤，主席對他們進行了批評教育，他們作了檢討，以后也會在實踐中改正的。

毛主席搖搖頭，說：那個不同。你犯錯誤是陽謀，他們是陰謀。實踐證明，他們的檢討是假的，是陰謀，連熊向暉這樣的干部都不讓知道，這不是陰謀?我歷來主張，黨內允許有公開的反對派，絕不允許暗藏的反對派。黃永勝他們搞陰謀，搞分裂，他們是暗藏的反對派。搞陰謀，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義。真正搞馬克思主義的人，就要講團結，就要光明正大。黃永勝他們光明正大嗎?完全不是。總而言之，廬山的事，根本沒有完。

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緒松弛下來，又問熊向暉有秘書沒有，寫報告、起草文件是否親自動手。聽說他是自己動手時，毛主席說：那好。我這里的文件，就是一個秘書管。她的任務就是收收發發。文件來了，我自己挑選重要的看，需要提點意見的，我自己動手寫，從來不讓秘書代勞。共產黨員一要動手，二是動口。動手動口，就是要動腦筋。現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動手，不動口，不動腦筋，什么事都靠秘書，聽說連科長都有秘書，搞“秘書專政”。有的人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這不是共產黨的作風，是國民黨的作風。

熊向暉聽了，心里又是一動：讓自己的老婆當自己的辦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嗎?

直到此時，毛主席才結束了同熊向暉的“寒暄”，聽取周總理關于同基辛格第一天會談的匯報。熊向暉看了看表，已是１０日凌晨１點５分了。毛主席談“題外話”，竟談了將近一個鐘頭!待周總理等人離開毛主席住地時，已經兩點多了。在回賓館的路上，周總理囑咐熊向暉：今晚主席講的話，絕對不能外傳。１０日晚，周總理、葉劍英、黃華、熊向暉等人向   毛主席匯報同基辛格第二天會談的情況時，毛主席談笑風生，沒有涉及廬山會議的問題。

（五）

８月初，熊向暉為了治療兩年前一次車禍的后遺癥，住進３０１醫院，住院５０多天。這期間，他仍然沒有脫離工作。８月中，根據周總理指示，由外交部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部分，讓熊向暉也參加。初稿完成后，上報周總理。周總理于９月７日在中南海召集外事口的有關同志討論，作了修改。

９月１１日夜，周總理在中南海再次主持會議討論修改稿，直到清晨４時。最后指定喬冠華、熊向暉和崔奇負責修改，１４日交卷。

９月１２日下午，他們幾人在喬冠華家進行討論。１３日下午，在喬家再次討論、修改。不多時，一個突如其來的電話把喬冠華叫走了。過了一會兒，喬打來電話，說他回不來了，改稿的工作暫停。緊接著，熊向暉得到通知：周總理指示，有一架三叉戟飛機向北飛去，要密切注意動向。當天晚上，熊向暉得悉，這架飛機上坐著林彪和葉群等人。聽到這個消息的人都感到十分震驚。熊向暉想起７月９日毛主席的談話，才感到那次表面上看來是莫名其妙的“寒暄”，其實是有深意的。

第二天，周總理召集有關人員到人大會堂，研究我駐蒙使館發來的特急報告。報告說：蒙古副外長約見許文益大使，告以一架中國軍用飛機在蒙古境內溫都爾汗墜毀，機上９人全部死亡，蒙方對中國軍用飛機侵入蒙古事提出抗議。許大使向蒙方要求到出事地點調查。周總理指示外交部立即復告許大使，速赴現場仔細檢查并拍照。

大使很快回電說，已到溫都爾汗，飛機全部燒毀，沒有殘留文件。不久送回的照片證實，林彪、葉群等人確已粉身碎骨。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說：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倉皇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中央并要求有步驟地逐級傳達。

這時，熊向暉還在住院。９月２１日下午，也在該院住院的陳毅同志在軍委聽了傳達，跟熊向暉作了一次長談。他說：這樣的結果最妙，林彪自我爆炸，消除了黨內的隱患。他還說，到會的有許多老同志，中央要求與會的老同志們揭發林彪。但是陳老總不理解，為什么由黃永勝來傳達。他還講了不少林彪歷史上不光彩的事。

９月２２日下午，熊向暉接到通知去聽總參系統的傳達。他已知道內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說，黃永勝指定他參加。熊向暉懷著好奇的心情來到開會地點。在一位副總長宣佈有重要事情傳達之后，過了一會兒，黃永勝才挾著文件包，匆匆走進會議室。他放下皮包，先問：熊向暉同志到了沒有?熊向暉說：到了。

黃永勝盯著他，問：是不是主席在今年７月間，問過你廬山會議的事?熊向暉說：是的。黃又問：我犯了錯誤，你是不是對主席說你不知道?答：我的確不知道。

黃永勝對全體與會者說：我犯了方向、路線錯誤，犯了宗派主義錯誤。我上了林彪的賊船。之所以上他的賊船，是因為我認為他毛澤東思想紅旗舉得最高，我上當了。

這個開場白使絕大多數與會者大吃一驚，不禁交頭接耳，以為自己聽錯了。黃永勝要大家安靜，開始宣讀中央通知。大概是心虛的緣故吧，并不很長的文件，他念得顛三倒四，幾次出錯。

散會時，一位副總長問熊向暉：主席找你談話，你為什么不向我講講?

熊向暉說：主席沒有讓我講。

但他心里有些不安：這件事，他從未向別人說過，黃永勝是怎么知道的?回到家里，他馬上打電話，報告周總理。總理說：是我告訴黃永勝的。我對他說，７月間，主席就問了熊向暉，你們現在還不交待，我們等了快十天了。總理又問黃永勝還講了什么，熊向暉如實作了反映。

９月２４日下午，張才千副總長又召開類似規模的會議，傳達周總理當天上午同幾位副總長的談話和主席的決定：由葉劍英副主席主持軍委和總參的工作，黃、吳、李、邱“隔離反省”。

（六）

兩天后，葉劍英副主席邀請喬冠華、章文晉和熊向暉到他家中談話。葉帥說：林彪乘飛機叛逃，本來可以用導彈打下來，但是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葉帥說：如果打下來，解釋不清楚；如果叛逃成功，也會增加麻煩。機毀人亡的結果最理想。他還興致勃勃地給大家念了董老（必武）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事件時寫的一首詩：

鐵鳥南飛叛未成，

廬山終古顯威靈。

倉皇北竄埋沙磧，

地下應慚漢李陵。

熊向暉當時筆錄了這首詩，并注云：“董必武同志作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６日晨３時（在政治局討論林彪叛逃時）。葉帥轉告。”但此詩不見于《董必武詩選》，而載于葉劍英的《遠望集》，并冠以《斥林彪》的標題。

１０月１６日晚七時半，周總理在釣魚臺召集外交、新聞、公安、電訊等部門的有關同志開會，討論接待將于１０月下旬公開訪華的基辛格一行的方案。這一次，他是為尼克松訪華作具體安排的。周總理同大家談到林彪叛逃的情況，說：主席講，他們搞陰謀，熊向暉是副部長，也不知道黃永勝犯了什么錯誤。

１０月２０日，基辛格到京。當晚９時許，周總理和葉帥、姬鵬飛、熊向暉、章文晉等到毛主席住處匯報。一見到熊向暉，毛主席就笑瞇瞇地問：那個“副統帥”呢?那個“參謀總長”哪里去了?熊向暉也笑著說：主席問我的時候，我確實不知道呀!

毛主席打趣地問：現在知道了吧?熊向暉說：現在當然知道了。毛主席幽默地說：你什么也沒嗅出來，是不是傷風了，感冒了?他又連連地說：我的“親密戰友”啊!多“親密”啊!還念了唐朝杜牧的詩：“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老人家接著說：三叉戟飛機摔在外蒙古，真是“折戟沉沙”呀。

１０月２６日，基辛格離京返美的當天，傳來聯合國第２６屆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決議。當晚７時半，周總理在人大會堂福建廳同葉帥和有關同志討論此事。討論尚未結束，毛主席要周總理和參加討論的同志一起去他的住處。

毛主席還是穿著浴衣，很高興地同大家逐一握手。他說：今年有兩大勝利，一是揭露了林彪，二是聯合國恢復了我們的席位。要派代表團去聯合國，回來還要接待尼克松。然后，他又笑望著熊向暉，問：那個“參謀總長”呢?那個“副統帥”上哪里去了?

室內頓時充滿了笑聲。

（七）

１９７２年３月，印發了１９７１年８月中旬至９月１２日《毛主席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同志的談話紀要》，端出了林彪的問題。這個文件逐級傳達到基層，香港和台灣的一些報刊全文刊載，有的甚至復印了原件。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９９人的會議（原注：指１９７１年４月中央召開的批陳整風會議……），你們都到了，總理也作了總結講話，發了五個大將的檢討……都認為問題解決了。其實，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沒有解決。他們要捂住，連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干部都不讓知道，這怎么行呢?”

在討論這一文件時，有的部門不少人知道“總參二部部長一級的干部”指的是誰。熊向暉在一定范圍內講了這件事的經過。他說：當時毛主席沒有問葉帥，因為葉帥會看到這類文件，不會不知情；也沒有問外交部的同志，因為他們和總參無關。

熊向暉非常欽佩毛主席的膽略、魄力和決斷。他說：在處理基辛格秘密訪華那樣一樁大事的時候，我原以為這應該是壓倒一切的題目。而主席卻偏偏撇開這個主題，用很長的時間，很藝術的方式，先了解林彪的“五個大將”的問題，并作出他們還有后臺的結論。這確是主席的獨特和偉大之處。

事情已經過去了許多年。這期間，有關單位把熊向暉當作“搶救對象”，希望他寫出自己的類似經歷。他曾考慮過，但沒有動，認為如實寫出來有很多困難，弄不好，還會引起誤解或非議。今年（１９８６年）春節期間，有位老戰友對他說：我們等著看你的回憶錄哪。你快７０了。身體也不好，再不寫，難道還要帶著這些材料見馬克思嗎?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啊!

不久前，兩位史學工作者訪問了熊向暉，應他們的要求，他提供了一些他們認為是珍貴的史料，并概述了本文所記的情節。這兩位訪問者說：至少這件事可以載入歷史。但熊向暉表示，要發表，最好取得旁證，并且最好在他死后。

這又何必呢?盡管他沒有授權，我也不是史學工作者，但我認為這段經歷沒有不可發表的理由。有些已出版的“紀實”可以胡編亂造，為什么有根有據的事情要留給后人去勞神呢?即使當事人的記憶與事實可能有出入，其他一些仍然健在的知情者也可以公開補充、糾正嘛。總之，我希望，我們自己的歷史，最好由我們自己來寫，不要留給后人，更不要留給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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