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是對全球治理的發展與貢獻

當今世界變化之快，讓很多國家都表示“看不懂”，甚至認為這個世界越來越混亂，經濟長期低迷，地緣政治不穩定，不安全性和不確定性增加，各種風險積聚。

相較之下，中國對當前世界有著宏觀和前瞻性認識。面對紛繁複雜的環境，中國未來發展該依靠什么?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中國經濟發展新理念的第一條就是創新，中國對創新的重視和投入都是空前的。

意義深遠的是，中國對世界經濟未來的思考與全球治理有著密切聯系，中國正站在曆史的新起點上，為中國和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提供創新的思想和路徑。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高度，為解決全球治理出現的“無序”和“碎片化”難題，提出了建設“一帶一路”的宏大倡議，得到了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熱烈響應，2017年5月北京“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凸顯了國際社會的歡迎和肯定。

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

可見“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中國構建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基本政策，已經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反映出“一帶一路”建設對於中國和世界發展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雙重意義。

一、“一帶一路”倡議有助於推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普惠、公平、包容的方向發展。

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入了新時期，突出表現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加劇，世界范圍的政治極端化和民粹主義泛濫日趨嚴重。全球化的前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因素，全球治理亟須必要的調整和改革，以適應世界力量平衡的變化。

出現這種情況，一是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財富向少數人集中，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而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內在的資本與勞動矛盾，即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失衡持續激化。在唯資本馬首是瞻的情況下，社會不公現象嚴重，成為“逆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據美前財政部長勞倫斯估算，由於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美國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萬億美元的額外稅收才有可能填平收入的極端不公平。特朗普的稅改計劃很可能加劇這一現象。

這些矛盾的積累和暴發，導致政治極端化，不少極右、排外、崇尚狹隘民族主義的西方政黨紛紛走近政治中心，普通百姓與社會精英的對立加劇，社會治理結構撕裂。如今美國和西方國家出現的種種混亂或多或少與此有關。

二是美國作為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主導方，認為全球化偏離了“美國化”軌道，不願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開始重新制定國際規則。特朗普上台後把“美國第一”作為制定對外政策的基本准則，美國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多有怨言，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巴黎協定》，意欲削減美國的聯合國會費，成為現有國際體系名副其實的“修正主義者”、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的最大變數。這對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構成嚴峻挑戰。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再到進入新時代，中國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時代三部曲正在奏響“強起來”的第三樂章。“一帶一路”倡議希望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促進中國與全球合作夥伴特別是周邊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為解決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難題給出了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

中國從自身發展的經驗中深切體會到，發展是硬道理，所有問題只能通過發展來解決。同時在發展基礎上要解決好社會公平問題。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整個世界，都是如此。中國在G20和聯合國范疇內極力推動發展議程正是基於上述考慮。無論是聯合國的2015千年發展目標(MDGs)還是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中國都帶頭實踐。事實上，中國的脫貧成績佔了聯合國MDG脫貧目標的80%。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辭中說，“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准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是我們的莊嚴承諾”。這對全球的脫貧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勵和促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就是參與各方的共同發展、合作發展、平等發展，對於聯合國SDG目標的實現提供了落實的路徑。

二、“一帶一路”倡議有助於實現世界政治、經濟的再平衡，為實現世界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切實可行的路徑和強大動力。

全球化新時期需要新議程，正如英國前首相佈朗所說，30年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幾大支柱正在崩潰，尤其是不受管制的資本流動造成經濟和金融的巨大不穩定，不斷加劇的社會不平等阻礙了經濟增長。而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尚未成形。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蔓延為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排外的反移民思潮提供了土壤。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對2017/2018年世界經濟的預測是“不確定”和“混亂”，2018年經濟會比2017年有所好轉，但是風險增大，出現“危險的複蘇”。事實是，在“美國第一”等短期思維和極端貪婪思想的支配下，這種情況很可能成為現實。特朗普減稅政策的出台和美聯儲加息將加劇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這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依賴外國短期資金的國家來說，再次陷入債務和金融雙重危機的風險極大。就歐洲而言，英國退歐談判啟動，但雙方都缺乏明確的想法，前景不明。歐洲的風險還在於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等高債務國家，由於美國利率上升推動世界利率逐步恢復正常，其債務負擔將加重，金融危機的陰影很可能再次籠罩這些國家。匈牙利和波蘭等國的極端勢力執政對歐盟則是另一種考驗，其中經濟和政治因素相互糾纏，難解難分。

“一帶一路”倡議從世界經濟層面看，其指導思想、推動經濟再次騰飛的能力、實現經濟聯動和包容發展的內涵，填補了空白，創新了世界經濟發展和國際合作的模式，為世界經濟實現再平衡提供了有效渠道。在經濟合作深化的基礎上，也將為世界政治的再平衡創造條件。

亞歐大陸海陸雙通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是許多國家數十年來夢寐以求的經濟發展基礎，一旦成為現實，將徹底改變歐亞大陸的地緣經濟，為亞歐大陸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共同發展奠定紮實基礎，進而為全球經濟進入新一輪騰飛提供推動力。

全球金融危機至今已過去10個年頭，無論從政治還是經濟角度分析，毋庸置疑，世界已經進入了“後美國時代”。這說的並非是美國的衰落，而是世界力量再平衡進程因非西方力量的上升而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世界政治經濟事務過去由美國一家或者由美國主導的七國集團(G7)說了算的時代結束了。如果一定要在曆史上劃條線，那么轉折之年就是爆發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

據IMF統計，這10年來中國和其他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每年超過50%;如果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中國經濟總量現在已經超過美國。當然，中國絕不會因此認為自己是世界經濟的“老大”，中國與發達國家從人均GDP、科技發展水平等許多方面的差距還是比較大的，需要我們冷靜客觀分析世界經濟狀況和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日益增加的現實，繼續一心一意謀發展，集中精力搞建設。

三、“一帶一路”建設以及中國關於全球夥伴關系網絡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全球治理新思想，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美好遠景，同時也面臨西方“文明沖突論”、“修昔底德陷阱”等地緣政治的幹擾和沖擊。如何在戰略層面進行有效溝通、穩步發展大國合作、消除文明沖突和地緣政治風險，已經成為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議程。

目前世界格局套用基辛格的話說，“當今的國際體系正在經曆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是指1648年歐洲締結《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世界島”或者“中心—邊緣”世界格局的終結，地緣政治進入力量重新平衡的新時期。

當前國際環境更加錯綜複雜，各種周期性矛盾集中爆發，世界正在經曆時代變遷的“陣痛”。這是“一帶一路”的曆史背景和現實環境。

地緣政治的複雜敏感給大國關系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美俄對抗有增無減，再次進入冷戰的可能性增大;關於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沖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說不絕於耳，哈佛教授Graham

Allison的新著《戰爭命運注定——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就是典型。

大國關系緊張和發展方向不明，既影響世界和平，也阻礙經濟發展，根本性問題在於世界在未來是必然發生文明沖突，還是能夠實現文明融合，這兩者之間的抉擇。

以亨廷頓教授1993年關於文明沖突論的長篇著作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為對外戰略的指導思想，把各種沖突都歸咎於“文明沖突”。米爾海默斯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則進一步將此拓展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提出“離岸平衡”的戰略來遏制、對付新興大國崛起。美國對外戰略充分體現了這一思想。最近特朗普政府發表《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和俄羅斯定為“競爭者”進一步驗證了美國對外戰略的“零和思維”。我們切不可掉以輕心，同時也不需要對號入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建設“不對抗、不沖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必須堅定不移地繼續推進。

從文明交流和改善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具有推動世界經濟發展和實現經濟再平衡的作用，還將為消除大國猜忌和誤解、減少國際秩序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做出貢獻。

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來觀察世界，變化是常態。當今世界概括起來看是：“美國世紀”已經終結，世界進入“後美國時代”;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雙雙進入“轉換期”和“調整期”;世界政治、經濟也因此雙雙進入“新常態”。

時代轉換變遷必然會產生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

第一，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力量上升，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力量格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7年數據顯示，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西方發達國家GDP佔全球總量之比從1980年64%下降到42%。全球治理開始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國際秩序進入新舊轉換期，大動蕩是常態，大調整在所難免。

第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開始走下坡路，實力相對下降，產生了嚴重的“戰略焦慮症”和“不適應症”。美國新保守主義斷定，新興大國不可能和平崛起，與守成大國必有沖突。美國戰略重心從歐洲和中東轉移到亞洲特別是東亞，“亞太再平衡”、“離岸平衡”、在亞太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等，都是由此而起。奧巴馬時期如此，特朗普上台後有增無減。地緣政治的跌宕起伏、不確定性和沖突的風險增大是世界政治新常態的主要特征。

第三，世界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長期處於低迷徘徊狀態，指導思想出現混亂，正在尋找新的發展模式。近幾十年作為世界經濟指導思想的西方新經濟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業已破產。而從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這前三次工業革命之後，第四次工業革命尚未找到“顛覆性”的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第四，全球化進入“新時代”。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的博弈正在加劇，社會矛盾激化、分化加深。主要原因是，很多國家特別是主要發達國家沒有解決好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的矛盾，導致全球化出現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民粹主義思潮和政治極端化泛濫。也是因此，“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美國大選、英國退歐、西方國家政治極端化，都是“逆全球化”的表現。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反全球化特征明顯，“美國第一”成為美國政策的基准，如退出《巴黎協定》、反對自由貿易、保護主義盛行。

大變革之下，全世界都在求解新發展模式在哪裡。

面對此，從G20、金磚國家機制、上海合作組織、亞投行、新開發銀行等新國際機制平台的興起，到IMF和世界銀行份額的改革，人民幣進入SDR並建立自己的結算體系等，都凸現了中國創新全球治理的思想和實踐。

中國從國內成功治理經驗出發，結合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挑戰，習近平主席自十八大以來就創新未來世界經濟增長模式、創新全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根植於中華文明的中國思想和中國方案。

最突出的就是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它創新全球治理，結合國內外兩個大局，既是中國發展戰略，又是全球未來經濟發展的新合作倡議，為解決世界性難題提供了答案。

“一帶一路”為何將以創新為引領開啟全球化新時代?

目前，全球化面臨嚴峻挑戰，“逆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甚行，既給一國內部帶來社會分裂和治理困難，也給未來經濟發展出了一道世紀難題。而“一帶一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將指導各國在市場效率和社會公平之間實現動態、有效平衡，是應對全球化挑戰的“良方”。

同時，“一帶一路”所體現的“普惠性”將使各國百姓有更多的參與感、獲得感、幸福感，有助於克服貧富差距、彌合社會階層分裂，給扭轉“逆全球化”提供了有效路徑;“一帶一路”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融合了“中國夢”與“世界夢”，體現了中國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習近平主席強調，“一帶一路”是各國人民的大合唱,不是中國獨唱,是建設各國的“百花園”，不是中國的“後花園”，其深刻含義就在於各國人民普遍參與、共享發展成果。

不僅於此，“一帶一路”體現的未來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思想創新，是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在自身經濟發展和國內治理成功經驗基礎上提出的創新之舉。這一模式既有中國發展道路的理論基礎，更有中國發展模式的實踐根基，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可複制性，已得到國際社會的充分肯定。

目前，中國經濟經過這些年的艱苦努力，已經觸底並開始進入新的增長平台。這其中，推動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因素有三：一是終端需求，即消費和基礎設施投資及房地產裡面於民生相關的部分;二是生產性投資，就是用於再生產的投資;三是存貨的變化，今年上半年數據表明，終端需求趨穩、生產性投資觸底回升，存貨開始回落。還有中央強調的大都市區的建設，即新型核心城市+大批小城市/城鎮組成的城市網絡。

創新發展的思想、理念和實踐，跟上時代變遷的步伐，是中國成功的關鍵，也給世界提供了可供選擇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模式。

無疑，中國的作用是全球治理新時代的一大變量。中國成功的國家治理不僅讓中國在世界中成為一個穩定之錨，中國的增量資源可以沖抵歐美戰略收縮所加劇的治理缺失，而且，

中國帶入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可以減少全球治理中的錯誤治理，為更好的全球治理，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新的希望和可能。

“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中國和許多國家的合作主題，受到越來越多國家的歡迎。這不是沒有理由的。“一帶一路”建設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合作模式不僅為國家間的雙邊合作提供了合作范式，也為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

首先，它具有共贏性的特點，強調共贏治理，而不是零和治理，中國的發展可以帶動其他國家的發展，反之亦然。

其次是它的平等性。中國不試圖確立對他國的主導權，而是在尊重其他國家主權的基礎上來推進互利合作的平等治理，因而較之西方的等級治理更受歡迎。

第三是其賦權性。中國的發展經驗告訴自己，每個國家都有自己最適合的發展道路，這條發展道路要一國人民自己去探索。來自外部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幫助這些國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讓他們能夠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的發展道路。因此，“一帶一路”是一種賦權治理，而不是用一種道路模式去替代沿線國家自主選擇的包辦治理。

第四是其吸引性。“一帶一路”建設是一種公開的邀請，它歡迎各個國家與中國開展互利合作，通過資源的投入，中國也表明願意承擔合作的風險。在這一方面，中國的合作倡議得到了許多全球化邊緣地帶國家的歡迎，因為它們看到了“一帶一路”建設為它們帶來的發展機遇。在歐美注意力日益內傾的今天，“一帶一路”的吸引治理模式自然更加廣受歡迎。

在全球治理領域，我們主動設置國際議程，積極參與規則制定，大力推動治理改革，為促進世界經濟發展、解決地緣政治難題、應對全球性挑戰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影響力不斷提升。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在國際場合系統闡述中方關於全球治理的理念和主張，得到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的理解、認同和支持。中國展現出了強大的政治定力、宏闊的戰略眼光、開放的全球意識、包容的博大胸懷，日益成為全球治理進程中最活躍、最積極、最可預期的力量，成為當今國際治理體系的中流砥柱。

過去五年來，黨的對外工作注重發揮自身優勢和特色，積極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和國家總體外交，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偉大的外交實踐離不開豐厚的理論滋養，離不開堅實的人才支撐，“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蘊含著巨大需求、創造了廣闊市場，急需“供給側”跟進。我們不僅需要在外交實踐中加強探索、總結經驗，更需要從理論層面深入研究、建言獻策。複旦大學成立一帶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十分及時，十分必要，定會大有可為、大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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