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力合作推動帶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

阿拉伯海北岸，戈壁灼熱，強光刺眼。40多攝氏度的高溫下，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參與投資建設的巴基斯坦胡布燃煤電站正在緊張施工。“兩台機組建成投產後，每年可供電90億千瓦時，將解決近400萬巴基斯坦居民的電力短缺問題。”工程部經理裴昌龍說。

這只是當前“一帶一路”電力合作“如火如荼”的一個縮影。

作為設施聯通的重要部分，中國能源企業利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契機，與沿線國家取得諸多合作共識，簽訂一系列合作協議。站在新的起點上，中國正加速推進“一帶一路”電力建設，和相關國家互利共贏。

“我們將以新能源投資和並購、節能環保裝備技術出口、高效清潔燃煤發電項目開發和運維服務等具有領先優勢的產業為主要方向，積極尋求海外發展機會。”中國國電集團公司董事長喬保平表示。

憑借在風電領域的“綠色名片”，國電集團沿著“一帶一路”走出紮實“足跡”。不久前，其下屬國電電力和龍源電力負責的加拿大德芙林二期、巴基斯坦及波蘭等三個風電項目已立項，同時在波蘭成立項目籌建處;此外還與印尼佳通集團達成合作意向。

電力工程關乎民生，是“一帶一路”國家互聯互通的重要載體。中國電力企業在電力裝備制造、項目施工和管理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則有旺盛的電力需求，雙方在這一領域合作潛能巨大。

中國華電在印尼、俄羅斯、柬埔寨、越南等十餘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了能源合作。其在建項目包括俄羅斯捷寧斯卡婭燃機電站、越南沿海二期燃煤電站項目等;待建項目印尼玻雅燃煤電站等。總體形成在建一批、開發一批、儲備一批的滾動開發局面。

“‘一帶一路’大有可為。一是電力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需求不斷增加，還有一些國家用電水平不高;二是電力行業新能源發展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帶來了新機遇。”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舒印彪認為。

據統計，當前全球還有12億無電人口，缺少電力能源成為非洲和東南亞地區貧困的重要原因。中國以外的“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人均裝機量不到0.3千瓦，人均用電量僅每年1600千瓦時，比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還低。

2016年，國家電網新簽國際工程總承包、裝備出口、技術咨詢合同總額33億美元，其中“一帶一路”國家超過23億美元。

國家電網表示，未來將重點建設好巴西美麗山水電特高壓直流送出工程、特裏斯皮爾斯水電送出二期工程、埃及國家輸電網500千伏輸電工程、巴基斯坦默拉直流輸電工程等項目;同時深入推進我國與周邊國家跨國輸電和聯網。

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專職副理事長王志軒在由新華網主辦的“2017第七屆中國能源高層對話”中披露，通過對國內部分特大型、大型電網、發電、核電、電建企業國際業務的統計分析，2016年中國電力企業共在5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投資業務，其中投資額3000萬美元及以上項目年度完成投資達39.56億美元，涉及沿線10餘個國家和地區。

目前，中國電力國際合作主要包括對外投資、對外工程承包、設備技術出口等三方面內容。

2012-2016年，我國電力企業對外投資項目主要分布在亞洲、美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的29個國家和地區。從投資合作方式看，2012-2016年主要電力企業投資方式中BOT類占36%，資產並購占26%，新建投資占20%，直接投資占17%，PPP項目1例。2016年，年度投資額達到76.55億美元，分別是2013年的6.84倍、2015年的2.82倍;比前4年平均值50.71億美元高出25.84億美元。從投資領域看，2012-2016年5年中，3000萬美元以上項目共103例，其中水電和清潔能源占48%，火電占21%，輸變電占16%，礦產資源占9%，其他約為6%。

在工程承包方面，2016年在5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項目承包工程，其中大型承包項目120個，合同274.72億美元，涉及29個國家。工程領域包括火電、水電、風電、太陽能、核電、輸電工程、基礎設施建設等。2012-2016年的5年中，EPC總承包是對外承攬工程項目的主要方式，占總工程數量的76%，2016年占到80%。

2012-2016年電力設備與技術出口主要由直接出口和境外工程帶動出口兩種方式構成，且在前四年均以境外工程帶動出口為主要方式。2016年，首次出現直接出口金額高於境外工程帶動出口金額。

王志軒指出，“一帶一路”為電力行業的國際合作指明了方向。中國電力企業“走出去”經過多年的艱難探索和實踐，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由試水、開拓階段向擴展和深入的方向發展，由建設工程類“走出去”，向資金、設備、技術複合型“走出去”發展。這些變化既體現了中國整體國力的變化、中國企業的成長，也體現了中國企業對國際經濟形勢變化以及對象國需求的適應性。

電能作為最便捷與高效的能源形式，在通信、基礎設施、居民生活等諸多領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要素。

“一帶一路”集中了全球GDP增長最快的新興經濟體，電力需求增長迅速，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6年沿線各國電力需求約為94680億kWh，2015年達到142846億kWh，十年間增幅達51%(如圖1)。分地區來看，東亞、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和南美的電力需求年均增速分別是4.5%、5.0%、5.5%、4.8%和3.3%，其中年均增速較快的國家有中國(7.3%)、越南(11%)、印度(5.9%)、孟加拉國(7.4%)、沙特(6.1%)、阿聯酋(6.4%)、卡塔爾(10.3%)和土庫曼斯坦(4.7%)，中東歐國家的電力需求增長緩慢，捷克、匈牙利等國家甚至出現降低趨勢。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成為帶路國家電力需求增長的主要貢獻者。

帶路國家經濟總量從2006年的37.77萬億美元(2005年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59.87萬億美元，增幅約為58.5%，電力消費與經濟發展的增長趨勢十分契合。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曆程來看，電力提高了資本、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可以衡量一國經濟發展狀況，也是反映經濟實力的物質基礎。因此，研究電力消費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對推動“一帶一路”合作、沿線國家的社會發展有著重要意義。計量分析顯示，帶路國家的經濟增長與能源消費、經濟增長與電力消費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因果關系。長期看，帶路國家的工業、商業和居民用電增加以及電氣化進程的推進會刺激電力工業的發展，沿線國家增加對電力行業的投資可以保障經濟增長所需;反過來，經濟增長會促進電力工業的技術進步，在能效、碳排放等方面實現積極改善。

帶路國家發展水平不一，有些國家甚至長期處於未通電狀態，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14年仍存在未通電人口的帶路國家有21個，未通電人口約4.1億(僅印度就高達2.7億)，其中東帝汶、緬甸、柬埔寨和孟加拉未通電率高達30%以上，未通電率分別是54.6%、48%、43.9%和37.6%。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展開，相關國家的電力建設需求將出現持續增長現象，尤其是未通電國家在基礎設施、電源和電網方面的建設。我國電力技術水平、設備制造能力，電力工程的設計、建設和總承包能力均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在滿足我國電力發展的同時，具有為世界電力發展作貢獻的能力和實力。帶動帶路國家電力基礎設施建設，使得技術裝備、節能減排和金融投資等方面的標准“走出去”，也可發揮中國在帶路國家甚至全球的綠色領導力。

人均發電裝機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之間存在著較大差距。圖3是2013年沿線國家人均電力裝機情況，共有29個國家人均發電裝機容量超過了1千瓦，而世界人均裝機平均水平是0.83千瓦，但仍有33個國家的人均裝機容量低於全球平均值。從人均裝機結構來看，科威特、沙特、新加坡、以色列和白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的發電裝機是以火電為主，甚至全部是火電;而不丹、黑山、塔吉克斯坦、巴西、老撾等10多個國家的可再生發電裝機則超過了火電裝機。人均發電裝機較少的阿富汗、尼泊爾、柬埔寨等國家的未通電率非常高，電力供應無法滿足國內需要，嚴重阻礙了本國經濟發展和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從電力供需缺口方面來看，這些國家是將來能源電力合作的優先和重點國家。

帶路沿線大部分為發展中國家，能源與電力領域相對落後，在當前全球經濟與能源發展的變革期，綠色、清潔、低碳成為帶路國家能源電力合作的主題，應借鑒發達國家和中國的發展經驗，避免走發達國家“先高碳再低碳，先汙染後治理”的老路，在沿線國家的共同合作下，建立新型的國際能源治理平台，實現經濟、能源和電力的綠色發展。

帶路國家的電力主要來源是傳統化石能源，尤以煤電居多。2015年，帶路國家煤電運行裝機容量約為13.98億千瓦，占世界煤電裝機總量的73%，其中中國和印度分別達到了9.2億千瓦和1.7億千瓦。2006至2015年這十年間新增煤電裝機總量中，超過95%在亞洲，其中東亞77.8%、南亞15.8%、東南亞4.9%。考慮到資源約束、價格因素以及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煤電仍將是不少帶路發展中國家的電力供應主力。煤電在帶路國家的發展必須實現清潔高效，在保障電力供應的同時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煤炭燃燒是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來源，根據全球碳項目(the Global Carbon Project2015)的測算，2014年燃煤產生的二氧化碳占化石能源二氧化碳排放總量(359億噸)的42%。煤電則是煤炭最主要的利用形式，溫升2.0度和1.5度目標所規定的燃煤電廠到2050年前累計排放總量限值分別是21.5Gt和12.5Gt，而目前已經投產、正在建設或者預期將會投產的燃

煤電廠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累計估計值為27.1Gt，已超過2度目標的碳預算。表2是截止2017年1月世界各國的煤電裝機規劃情況。碳約束日益成為燃煤電站的主要風險因素。在東亞，57.9%的燃煤電廠規劃被擱置。中國企業在帶路國家投資和運營煤電項目，必須要對煤電的潛在擱置與擱淺風險有全面的認識。在IEA新政策情景中，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費總量中占比達到27%，新增發電裝機中60%屬於可再生能源(超過4000GW)，在2030年之前發電量超過煤電成為最大的電力來源，並且全球CO2排放會在2020年前後達峰。到204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占到全球發電總量的37%(煤電28%)。在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增長方面，水電比重為20%，以中國、拉丁美洲和非洲為首;風電比重37%，以中國和歐盟為首;太陽能光伏比重35%，以中國、印度和美國為首。風電和光伏裝機占到全球電力裝機總量的25%，比煤電和氣電中的任何一種都要高。

從各國家和地區的裝機增長情況來看，印度和非洲的可再生能源與化石能源裝機增量相當;而中東和東南亞的化石能源裝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很明顯，各國在政策上已經開始支持可再生能源發電，其中中國和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政策情景中，中國到2040年將增加1300GW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機組，是化石能源和核電裝機的兩倍多;美國對光伏和風電的稅額減免可以預想到未來發電技術的快速進步，到2040年，美國的風電裝機會超過180GW，光伏發電達到195GW。到2040年，歐盟的可再生能源裝機會超過740GW，風電會逐漸占據主要地位;印度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中期規劃，尤其是在光伏方面提出了國民光伏任務，減少對煤電的依賴並且減少環境汙染和碳排放;日本的光伏發電在短期內會發展迅速，到2020年達到60GW，但是之後的裝機增量要少於風電;非洲地區有著豐富的太陽能資源，光伏發電產業發展迅速，但事實上豐富的光照由於缺乏光伏發電裝機並不能得到充分利用。

根據已有數據估算，“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長潛力巨大，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約19.4億kW，到2040年新增26億kW。按照巴黎協議的碳減排目標所規定的目標期限，到2030年，帶路國家可再生能源新增裝機預計發電量可達3.5萬億kWh，如果按照發電煤耗326g/kWh的標准計算，可節約標准煤11.3億噸，減排量達7.8億噸碳當量。可以預見，可再生能源是未來實現碳減排目標的重要支柱。圖4是2030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再生能源裝機增長潛力。

近年來，以電為中心、以清潔能源大規模開發利用為特征的能源變革蓬勃興起，正在深刻改變世界能源格局。能源最有效、最安全的利用方式就是轉化為電能，並通過大電網實現優化配置、高效傳輸和便捷使用。我國資源緊缺和能源環境問題日益凸顯，而周邊國家能源資源豐富。以“一帶一路”國家為重點，推廣應用特高壓技術，加快電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推進全球能源互聯網建設，對於落實

“一帶一路”戰略，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可靠供應，帶動裝備產業走出去，實現與周邊國家合作共贏、和平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一帶一路”電力互聯將形成東北亞、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和中國六大電網構成的“5+1”互聯格局，東與北美洲聯網，南接大洋洲電網，西接歐洲、非洲電網。

初步估計，如果到2030年電力潛力裝機全部投產，則帶路國家電力總投資潛力約2.8-3.2萬億美元，其中可再生能源投資潛力約2-2.2萬億美元;電力裝備方面，價值總額約1.8-2萬億美元，其中可再生設備估值約1.2-1.4萬億美元。

《巴黎協定》為全球設定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目標，即要將全球平均溫升幅度控制在相較於工業革命前水平2℃范圍內，並朝著1.5℃目標內努力。實現《巴黎協定》的溫控目標，要求全球要向低碳與氣候適應型經濟轉型，實現氣候安全，采取多種措施並兼顧公平原則來確保脆弱地區的人群免於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能源的生產和使用是全球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而電力行業占到能源排放總量的42%，其中75%的CO2排放是來自於煤電。截至2017年4月，已有61個沿線國家提交了國家自主貢獻(NDC)文件，溫室氣體減排承諾是NDC文件的核心內容。各國的減排目標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未來本國經濟與社會發展要向低碳化轉型，在能源電氣化、能效提升、產業結構調整、國際能源治理和電力開發等多層面發展路徑的戰略管控，以期共同實現全球溫控目標。帶路國家將是未來減排目標實現的主力，並且願意主動參與到國際能源與環境治理中，而能源電力行業將是實現環境治理的關鍵領域。

發展煤電除了要考慮碳減排，還要考慮當地的基線水資源壓力(BWS)情況。圖6是全球BWS分布情況，從圖中可以看出，“一帶一路”沿線地區中，我國西部、中亞、中東和非洲北部地區屬於用水較少的幹旱地區，而我國中東部、南亞、西亞和地中海沿岸地區屬於基線水壓力非常高的地區，沿線大部分地區的水資源壓力較高。煤電機組，尤其是濕冷機組，在運行時需要消耗大量的水，供水量會影響機組的正常運行，BWS壓力越高煤電機組的擱淺風險越高，因此，未來要大力發展節水型煤電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工業和交通等行業的汙染物排放是當今全球汙染的主要來源。圖7是全球PM2.5空氣質量分布圖，可以看出，我國華北地區的PM2.5指數是全球最高，從東亞、中亞、西亞到非洲北部一線的國家和地區的空氣汙染都比較嚴重，可見帶路國家大多數處於經濟發展初期的高汙染階段。根據環境庫茲涅茨(EKC)曲線理論，當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汙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汙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經濟的增長而加劇;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後，即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後，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汙染又由高趨低，其環境汙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整個發展過程呈現倒U形曲線關系。大部分帶路國家的人均GDP要小於1000美元，正處於EKC曲線的左端。未來電力行業，尤其是煤電，必須提高機組的技術和環保標准，中國的超超臨界燃煤發電技術、清潔能源發電技術和能源環保標准均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對於很多具有煤電發展潛力的“帶路國家”(如印度)同時也是全球汙染最為嚴重和水資源壓力巨大的國家，在煤炭高效清潔利用和節能技術領域有很好的合作前景。

帶路國家的能源發展在NDC承諾目標、水資源壓力(BWS)、和空氣汙染PM2.5治理等方面都面臨著嚴峻考驗，氣候因素對這一地區能源合作的影響正逐漸上升。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各國法律法規環境不盡相同。有些國家機建立起嚴格的碳排放標准;有些國家試圖進行能源結構轉型;有些國家對特定能源種類持排斥態度。中國進行能源投資時要仔細考察各國法律制度環境，防止因這方面的疏漏造成的損失。並與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合作，預警環境風險，承擔社會責任。在電力合作路徑方面：

1)針對煤電大國(如印度)的落後機組要進行淘汰和升級改造，提高煤電能效標准，推進節能減排和生態環保;明確煤電合作目標與理念，選擇重點項目作為前期合作范例，穩步推進;采用清潔煤技術和煤炭的分質梯級利用;提高煤電機組技術標准，在煤電大國(如印度、印度尼西亞等)推動建設超臨界或超超臨界機組;在煤炭與可再生能源同樣豐富的地區，可以考慮組合式互補發電系統，將煤電與水電、風電、光伏等結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實施電能替代，提高能源電氣化程度，減少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帶來的能源消耗。以中國為例，電氣化程度每提升1個百分點，單位GDP能耗可下降4%左右。

3)調整能源結構，推進以天然氣、綠色能源技術為主要內容的化石能源高效清潔利用，加快發展可再生能源發電;電能開發多樣性，著重發展分布式能源，因地制宜地推廣水電、風電、光伏、生物質能的開發利用，尤其是水電開發需要注意社會和環境影響，避免與流域其他國家產生生態糾紛;加強與發達國家在能源領域的技術合作，建立可再生能源產業國際合作服務和能力建設平台。

4)與地區可再生能源發電項目同步建設，為可再生能源發展和當地居民輸配電提供支持和便利;加快我國與周邊國家電網互聯互通步伐;與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進行技術合作，大力發展智能電網、微電網等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充分發揮全球能源互聯網發展合作組織的平台作用，統一協調各國的電網建設和電力貿易。

5)當地政府要出台電力發展扶持政策和補貼機制，加強電網建設，解決可再生能源競價上網和消納問題。

6)國際金融與綠色信貸，在限制低效率煤電出口的同時，要對高效電力合作和可再生能源投資予以適當優惠;突破關鍵電力技術難關，從大型設備、電網技術、工程建設等多方面實現發電裝備創新發展，推廣“中國標准”。

7)建立能源治理和電力合作國際平台，依托該平台，各國之間可以更好地合作、溝通和解決糾紛問題，根據地區特點和需求穩步推進。

實現“一帶一路”能源合作的綠色可持續發展，需要政府、金融、企業和其他公眾團體等主體參與公共治理，采用跨國合作、政府間協同、社會參與的模式，依靠國家法律、金融機制和行業協議來約束和監督投資行為，在綜合性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礎上，避免社區沖突和強制管理，遵照雙方協商、先市場後社會、再政府的治理順序，實現治理方式的多元化、民主化和市場化。公共治理的主要特性是動態複雜性，要構建能源、環境公共治理體系必須要堅持發展協同、網絡化結構、利益相關者或公民為中心、協商與共識達成、公共價值增值效應最大化、社會自組織與協同能力激發以及信任、互惠與合作能力促進等原則。公共治理體系的理念首先要與當地發展訴求和民眾利用相契合，在此基礎上進行公共問題博弈和分配。能源、環境領域的公共問題的博弈結果會嚴重影響其他領域的發展，例如日本核電事故後，民眾對核電的抵制使得煤電領域重新發展起來。能源和環境作為全社會的共同事業，在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和環境監管主體作用的基礎上，通過合理的價格、稅費、補貼、許可證交易等市場機制手段，鼓勵企業主動參與到環境治理中來，同時積極鼓勵民間環保組織的發展，為社會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環保咨詢和環境監督提供充足的組織機構和制度准備，提高社會團體和社會公眾的公共環境治理參與能力和環境自律意識。

(1)借助APEC、東盟、上合組織和G20等國際平台加強多邊對話，加快建立亞洲能源合作組織，構建多元參與主體的合作關系和協作治理機制，解決區域性公共問題，促進區域合作;

(2)AIIB與泛美開發銀行、IFC、歐洲複興銀行等多邊金融機構構建“一帶一路”環境與社會保障體系，遵守《赤道原則》、《聯合國全球契約》、《全球報告倡議》等全球自願性可持續投資准則，建立多贏的“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的PPP綠色產業發展基金，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通過特許經營權、合理定價、財政補貼等公開透明方式，完善收益成本風險共擔機制，提高國際資本、私營資本等參與綠色產業的積極性，加大對綠色低碳項目、生態環境保護項目的投資;

(3)加強社會信息披露和企業環保意識，強有力的信息披露制度可以減少企業境外投資的風險，特別是在監管機構不發達、法治薄弱、存在高腐敗風險的國家和地區，同時，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突出的企業面臨的社會風險也會大大降低，主動參與到公共治理中來。

(4)建立民眾監督、決策和訴訟機制，現有的環境法律對公眾的環境權利或環境權益界定不足，使得社會團體、公民個人在參與環境治理方面力量較弱，因此要以環境需求為導向，拓寬公眾參與范圍，優化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辦法和途徑，完善環境輿情監測引導體系，提高環保信息公開化水平，建立有效的參與平台和信息公開、交流平台，同時在信息公開、參與和協商對話中建立普遍信任。

截止2016年底，中國參與了沿線25個國家共240個煤電項目，總裝機容量達到了251054MW，其中開工前(規劃中和已簽約)的項目共52個，裝機總量為72116MW，占世界開工前煤電廠總裝機量的12.66%;建設中的項目共54個，總裝機量為48005MW，占世界建設中煤電廠裝機總量的17.59%;運營中的項目共114個，總裝機量為88018MW，占世界運營中煤電廠總裝機量的4.48%。

加快全球能源轉型，實現綠色低碳發展，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共同使命。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的數據顯示，2015年全球新增的發電裝機總量62%來自於可再生能源。帶路沿線國家可再生能源裝機總量達到了93994萬千瓦，十年間平均年增長率約為10%(圖5);東亞(不含中國)、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和其他地區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3%、9.4%、7%、7.8%、6%和2.2%。中東歐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裝機結構中水電和風電占比分別為51.4%和19.6%，核電裝機達到999.1萬千瓦;東亞(除中國)國家的可再生能源裝機結構中水電和光伏占比分別為68.7%和23.4%，核電裝機達到2605.3萬千瓦。

可再生能源是實現能源低碳化和全球氣候治理目標的關鍵，而電力行業正引導著這場變革。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裝機量達到1985GW，超過煤電裝機規模(1950GW)。政策支持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關鍵因素，這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政策支持會促進可再生能源成本下降，成本降低也會反過來使得政府更加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已經有超過150個國家制定了各自的可再生能源發展政策，75個國家在供熱和交通方面都有相關的促進政策(如圖6)，大部分帶路國家都有明確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政策。

據世界能源理事會估算，全球清潔能源每年的理論開發量約合45萬億噸標准煤，而一帶一路主要地區亞歐大陸，以及未來有合作潛力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主要清潔能源合計總量超過全球的一半。但是目前各地區的可再生能源開發程度較低。以水電為例，目前，全球常規水電裝機容量約10億千瓦，年發電量約4萬億千瓦時，開發程度為26%(按發電量計算)，歐洲、北美洲水電開發程度分別達54%和39%，南美洲、亞洲和非洲水電開發程度分別為26%、20%和9%。發達國家水能資源開發程度總體較高，如瑞士達到92%、法國88%、意大利86%、德國74%、日本73%、美國67%。由表3可見，帶路沿線很多國家水電資源利用率很低，未來開發潛力巨大。今後全球水電開發將集中於亞洲、非洲、南美洲等資源開發程度不高、能源需求增長快的發展中國家，在電力需求增長迅速的國家水電潛力非常巨大。東南亞國家宣布在2020年底之前建成總容量78GW的水力發電工程，如果該計劃完成，屆時東南亞的水電裝機將是現在的三倍。預計2050年全球水電裝機容量將達20.5億千瓦，非洲和亞洲的水電開發率將分別達到32%和46%，開發潛力巨大，是今後水電建設的重點地區。太陽能光伏發電則是全球可再生能源中增長最快的，發電量年均增長8.3%。

隨著特高壓的成功和智能電網技術的突破，電網功能和作用發生了深刻變化，發展成為具有遠距離、大規模、多品種配置能力的綜合能源運輸體系，是能源高效開發利用的基本載體。以“一帶一路”國家為重點，推廣應用特高壓技術，加快電網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推進全球能源互聯網建設，對於落實“一帶一路”戰略，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可靠供應，帶動裝備產業走出去，實現與周邊國家合作共贏、和平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表4)。當然，電網互聯項目受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影響巨大，實際推進時宜穩進、漸進，在各方面條件均成熟的國家現行先試，形成跨國電網互聯的相應規范、標准和模式。與電網互聯相並行，中國電力企業還應重視在帶路國家電網投資與運營方面的合作，逐步輸出中國先進電網的技術、設備與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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