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第四屆國際論壇探討爭端解決機制

由香港「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研究院）主辦的「一帶一路」第四屆國際論壇昨日在港舉行，邀得來自本港、內地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專家學者、法官和企業家，圍繞「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製作主題演講並熱烈討論。多名主講嘉賓指出，香港擁有較為完善的司法體系和豐富的處理國際爭端經驗，相信能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的建設，發揮特殊的功能和作用。

論壇昨早於旺角帝京酒店舉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賀榮、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香港特區政府「一帶一路」辦公室「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等出席並擔任主禮嘉賓。

賀榮：設爭端解決機制重要

賀榮致辭時表示，「一帶一路」建設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和廣泛參與，建設規模、發展速度以及國際影響力都遠超預期。「『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帶一路』法治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她指出，隨著「一帶一路」的貿易投資金額和基礎建設規模的不斷擴大，商事領域的糾紛和爭端將不斷增多，建立一套合理、高效、公正的爭端解決機制「勢在必行」。

王振民：港薈萃東西方文化

王振民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取得了實實在在的進步，已有30多個國家簽訂合作協議，20多個合作項目正在起動。他認為，爭端解決機制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關鍵部分，各國可以相互學習，並在中國古代文明中尋找解決智慧，而香港東西方文化，相信能為「一帶一路」爭端解決機制的建設，發揮特殊功能和作用。

蔡瑩璧：已作好充分準備

香港是亞太區主要的解決爭議中心，蔡瑩璧稱，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維持普通法制度，擁有法治和獨立的司法機構，目前已有超過一萬名本地律師和大律師，以及逾1300名來自全球30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外國律師，已充分準備好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處理法律問題，提供可靠和有效的服務。而香港位於亞洲中心，毗鄰內地的戰略位置，連同世界一流的基建和設施，亦使香港成為解決國際爭議的最佳選擇，特別是解決內地有關爭議。

為投資者提供法律保障

「一帶一路」國際研究院院長王貴國認為，「一帶一路」涉及眾多國家，爭端解決機制將吸納各種糾紛解決方式的優點，補充現有制度的不足，充分體現亞洲文化與價值觀。研究院副院長李鋈麟則表示，企業在海外投資風險多，有效的爭端解決機制可為參與「一帶一路」項目的各國投資者，提供法律保障及爭端解決方案。

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全方位的國際合作是“一帶一路”戰略的主題和實現方式，其中，投資又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因為其他各方面的國際合作大多要以投資形式來實現。隨之而來的國際法問題是，在投資者與東道國發生爭議後，投資者可能訴諸投資者—東道國間的國際投資仲裁，人民法院從而可能面臨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的問題，而在我國為東道國時，人民法院又可能成為投資者選擇的救濟管道。因此，《意見》高瞻遠矚地提到要探索司法支持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從而充分發揮司法作用的方法與途徑，最終保障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沿線國）間國際投資協定義務的履行。

第一，人民法院可在受理爭端時發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已經出現了中國投資者訴沿線國和沿線國投資者訴中國政府的投資仲裁案件，包括北京城建集團訴葉門政府案、黑龍江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公司等訴蒙古政府案、韓國安城訴中國政府案及馬來西亞伊佳蘭訴中國政府案。

中國與沿線國間的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主要體現為投資者與東道國發生爭端時，通過國際投資協定中的爭端解決條款規定的方法來解決爭端，主要包括協商、東道國司法救濟及國際投資仲裁方法。首先中國與沿線國簽訂的國際投資協定基本都規定，對於任何爭議，如在一定期限（通常為六個月）內未能協商解決，當事方有權將爭議提交接受投資的締約一方（東道國）有管轄權的法院。基本上都規定某些爭議或任何爭議，投資者可在東道國國內司法救濟與國際投資仲裁之間選擇其一，極個別的還規定投資者要用盡東道國國內司法救濟。高效而公正的東道國法院可能避免高成本的國際投資仲裁，可能成為投資者的首選。因此，人民法院在投資爭端解決中有發揮重要作用的空間。

第二，人民法院可在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時履行職責。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以仲裁方法最具特色，其為該機制裝上了“牙齒”，表現為仲裁裁決的承認和執行。中國與沿線國簽訂的投資協定中一般都規定締約方應當依據本國法律和法規保證裁決的執行，或者應依據尋求裁決被執行國家領土內關於裁決執行的有效適用的法律法規進行。目前對於我國來說，此法律應該包括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和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法的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

個別條約（中國—捷克斯洛伐克BIT）規定每一締約方應根據《紐約公約》執行專設仲裁庭的裁決，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加入《紐約公約》時的商事保留（即承諾承認和執行的商事仲裁裁決不包括對投資者—國家間投資爭端的仲裁裁決）要讓位於該BIT的具體承諾，即人民法院在承認和執行依該條約作出的仲裁裁決時，要依據《紐約公約》第5條列舉的法院得以拒絕承認與執行仲裁裁決的七項事項進行審查。最高人民法院規定被執行人的住所或財產所在地的中級法院受理和審查申請承認和執行的仲裁裁決，如果認為沒有上述情形，應當裁定承認其效力，並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程式執行。

第三，人民法院可成為《華盛頓公約》要求的指定機構。《華盛頓公約》規定仲裁裁決只受該公約體制內的救濟和挑戰，締約方必須承認整個裁決具有法律約束力，而執行僅是執行裁決中的金錢義務，該公約並未要求執行的具體方式，只是規定執行應受要求在其領土內執行的國家關於執行判決的現行法律的管轄，而且，執行受限於被申請執行地國家現行的關於該國或任何外國執行豁免的法律。但《華盛頓公約》第69條還是要求締約方對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進行相應的立法或其他安排，這可能也是我國立法和司法機構需要考慮的問題。

為承認和執行仲裁裁決，每一締約國應將指定的主管法院或其他機構以及隨後關於此項指定的任何變動通知秘書長。與我國簽訂的投資協定中規定有ICSID仲裁的一些沿線國已將指定通知瞭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例如，沙烏地阿拉伯、以色列、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日本、羅馬尼亞。這些國家分別指定一個或多個法院作為承認和執行ICSID仲裁裁決的主管法院。我國在1993年批准《華盛頓公約》後一直沒有進行指定，因此建議我國指定最高人民法院或被執行人的住所地或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作為指定法院。實際上，無論是作為母國法院或東道國法院，還是第三國法院，人民法院都可能面對被申請承認和執行ICSID仲裁裁決的情形，因此，有必要指定主管法院，這也是履行條約義務、支持“一帶一路”建設相關糾紛的仲裁解決的需要。

第四，人民法院可通過國際司法合作及參與規則制定促進“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建設要求多領域多層次的國際合作，當然包括國際司法交流與合作。為此，除了雙邊互動外，人民法院還應借助多種國際平臺，與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司法機構進行經常性的密切交流與合作，瞭解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構如何作出仲裁裁決、外國法院如何審理國際投資爭端及如何執行國際投資仲裁裁決。由於各國執行判決的程式法及主權豁免法不同，研究和借鑒其他國家的做法也很有必要。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2015年的《世界投資報告》，國際投資協定的發展趨勢已經從BIT轉向了區域投資協定，這一趨勢也預示了中國與沿線國間投資協定的未來發展趨勢。人民法院除了發揮司法職能外，還應從司法實踐出發，積極宣導和參與現有機制的完善及未來區域投資協定的訂立，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尤其是其中的投資爭端解決條款，以改變現行國際投資仲裁體制整體上存在的不公正現象。

“一帶一路”戰略需要國際法治與國內法治共建，因此，與時俱進的國際投資爭端解決機制及我國國內司法的完善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人民法院的參與必定會為“一帶一路”建設做出重大貢獻。“一帶一路”戰略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經濟含義，而法律將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提供制度保障，其中，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務和保障功能又是重中之重。

根據新華網、大公網等綜合採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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