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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方舟:閱讀與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

蔣方舟說,只有看書的時候,生命的體驗才會變得逐漸豐盈。

“知識分子或藝術家,終其生所做的就是輸入和輸出,讀書對於我是輸入,寫作對於我是輸出,就是這麽簡單。”

在《新周刊》廣州總部工作時,蔣方舟的愛好之是看路邊民工。在清華大學讀書時,學校外面的黑車司機也是她的觀察對象,她特別喜歡聽這些人聊天,看他們的日常。

這種重復的呆滯與出神也出現在張愛玲的經歷,蔣方舟在些作家的描寫中讀到,張愛玲常杵在路邊看工人修高處的電線桿,看就是半個多小時,“我也有點這樣,不過不是看電線桿”。

蔣方舟7歲開始讀張愛玲,現在還在讀,“過段時間就會看看,她的每個字句、每個比喻都已經爛熟於心”。7歲寫作、9歲出書,從小被打上“神童”“天才少年”等標簽,她時常覺得自己像個馬戲團表演者般被圍觀,是個站在低處的被參觀者。

她對張愛玲作品或經歷中的“冷淡”與“拒絕”很有共鳴。“讀到她的些行為,我會覺得,噢,原來她也這樣,然後覺得我幹些事情也是合理的,不會責備自己。”

主張“出名要趁早”的張愛玲,是代代文學少女心中的偶像。

閱讀與寫作都是個人的冒險,這個過程中會發現許多自己內心不曾被發現的隱秘部分。

蔣方舟有記憶的閱讀啟蒙是在小學,當時蔣媽媽是中學老師。小學放學很早,大概4點蔣方舟就能回家,回家前她會跑到媽媽的學校,在圖書館找本書,邊看邊等媽媽。她那時看書很快,天能看完本,坐在回家的單車後座上也在看,媽媽擔心她弄壞眼睛,邊騎車邊問“是不是在看書”,她假裝答“沒有、沒有、沒有”。

七八歲時,蔣方舟已經在看三毛的作品,以及些日本輕小說。十歲出頭,她開始看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看米蘭·昆德拉以及尼等人的哲學著作。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她並不能完整地理解《悲劇的誕生》和《偶像的黃昏》到底在講些什麽,但面的字句仍對她產生了很深的影響,如尼說的“稀有的東西留給稀有的人。

其實稀有的東西也包括消費不起的嚴肅文學、稀有的情感等”,又如米蘭·昆德拉講的媚俗與刻奇等大眾情感。

蔣方舟的高中歲月,是在江城武漢度過。

二十年後的現在,蔣方舟感嘆,潛移默化之中,早年讀過的只言片語塑造著她理解世界的方式。“確實,並不是能被大眾接受的才是好東西,很多非常珍貴的情感只有少部分人能體會。”她越來越認同尼的那句話。

大學期間,蔣方舟有過段輕度抑郁的時光。“整天待在宿舍,怕和人交談,厭世畏人,不敢去食堂,淩晨才去自動販賣機買油炸花生吃。覺得自己胖、醜,覺得他人都在笑我太‘盧瑟兒’,覺得生無可戀。後來強迫自己每天出門,寫東西也要去咖啡廳,每天聽點人聲,人笑時我也模仿著笑,慢慢地好轉了。”好幾年前,她在微博上自揭傷疤。

自救的重要方法是閱讀,她說只有看書的時候,生命體驗才變得逐漸豐盈起來。從小暴露在公眾視野,她並不是個外向的人,她害怕冷場,害怕失望,參加聚會或公開活動,如果在場的其他人不說話,她會通過“嘔吐式自曝情史”等方式來填充沈默。

蔣方舟:閱讀與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  

蔣方舟在清華大學的畢業照。

她曾在電視訪談笑著自嘲為諂媚型人格,邊這麽說,邊內心感到無限的消耗與孤獨。她認為,真正外向的人與話多話少無關,個外向的人可以很沈默或者面無表情,卻發自內心享受與人相處交談的過程,而她完全相反,即使別人覺得她笑得很開心。

所以,她信賴閱讀。在她看來,讀書與看電影、電視不同,看影視劇時是種被動的接受,不管視覺技術多麽好,人們會很清楚地知道眼前的切是假的,知道幾個小時後故事就結束;而閱讀是很私人的體驗,閱讀者通常會隨著文字沈浸到情節中。

“福樓拜寫《包法利夫人》的時候,寫到結尾突然放聲大哭,朋友問他為什麽如此傷心,他說包法利夫人死了,朋友覺得奇怪,既然不願意女主角死去那就把她寫活過來唄,福樓拜無可奈何,說沒有辦法,他沒想把她寫死,但寫到結尾,生活的邏輯讓她非死不可。”蔣方舟說,這種體驗對於作家都是未知的,何況讀者。

“妳也不知道妳筆下的人會把妳帶到哪去。”在她眼中,閱讀以及寫作都是個人的冒險,冒險過程中會發現許多自己內心不曾被發現的隱秘部分。

讀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伊萬·伊奇之死》時,蔣方舟感受到種不可逆轉的時間流逝,仿佛這生所有的悲傷、失落、無助、惶恐都凝聚在閱讀的短短時間,“妳的感情在小說面投射,隨之波動”。

蔣方舟觀察到,現實生活中很多人直做著自己並不太認可的工作,他們順從並追趕著所謂時代的價值標準,相信只要每天往前走步,就是在進步。可能人到中年得到了世俗上的成功,但突然有種無以名狀的悲傷,再然後只能通過馬拉松、登山、攝影或者搞外遇來消解這種中年悲傷。

蔣方舟:閱讀與寫作都是一個人的冒險    

蔣方舟的書房。

在書獲得某種情感體驗與自我審視之後,對人性的理解會變強,對他人的苦難有更強的共情能力。

蔣方舟出生於1989年下半年,按照現代社會的劃分標準,中年離她還很遠,但讀到小說的伊萬,她提前感受到中年式恐懼與自省。她不停地思考,自己所在的火車到底是不是在往前開,是不是在盲目地跟著時代洪流往前走?

改最初以自我觀察發表公共意見的雜文風格,蔣方舟這幾年在嘗試小說創作,2014年,她出版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書中收錄了9個互有關聯的故事,涵蓋中年人、死人、靈魂等視角,不乏褒貶。她自己也有遺憾,說當時出版周期太趕了,如果再改個半年,最終出來的作品可能會更成熟。

當時小說出來後,有人質疑天才少女不過如此,朋友笑她“自己挖的坑得自己跳出來”,她回答:“確實如此,而且不可否認,我在這個少年成名的坑吃了不少觀音土,是這個坑的受益者,獲得了比別人更多的關註和機會。”

蔣方舟把跳坑的過程比作遊泳場地的變化。她說像過去那樣寫雜文是在遊泳池遊泳,那熟悉、舒服、安全;創作小說作品則是遊向未知的大海,那不再安全、確定,但那些不確定中或許有解決焦慮的可能。

當“以前年輕時”“現在年紀大了”等句子頻繁出現在她嘴邊時,妳明顯感受到個青年作家的時間焦慮。“妳看看歌德28歲寫了什麽?當然這樣說有點不要臉。近點,可以看余華、蘇童28歲時寫了什麽,這種東西會讓我真的覺得焦慮。”她說,盡管自認在每個階段都盡可能地使出全力投入創作,卻未達到自己理想的標準。

小說的世界感性而豐富,在書獲得某種情感體驗與自我審視之後,對人性的理解會變強,對他人的苦難有更強的共情能力。“那之後,妳可以有個自由去選擇要走什麽路,要成為什麽人。”蔣方舟說,很多人對於外部世界沒有那麽好奇,每天糾結在些瑣碎的痛苦之上,就是因為缺少這種過程,逐漸喪失了對於他人苦難的理解能力。

少年成名的八零後作家群,現在紛紛邁過或者將要邁過而立之年。

看書摘錄是她認識和理解世界的入口,也是表達的切口。

閱讀是蔣方舟對抗焦慮的方法之。讀者會發現蔣方舟常常分享類似的閱讀體驗,並且喜歡引用他人的原文。當她在雜文集《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中描述中產階級的孩子時,引用的是小說《紅字》的話:“倘若世世代代都在同處不再肥沃的土地上反復紮根,人性就會像馬鈴薯種在這片土地般無法繁茂茁壯。”

在談話節目《圓桌派》中因婚戀觀被誤解後,她引用清華學姐劉天昭的話:“不要和愚蠢的人自嘲,他們會當真的,然後在妳面前傲慢起來。”

為了記住讀過的好句子,她從大學起不斷摘錄。平時讀到有意思的內容,蔣方舟會先用手機拍下來,等到晚上回家再打開電腦謄抄整理。她習慣在摘錄記上原句和閱讀感受、聯想等,每天如此。

“妳看了書,它會對妳產生影響,妳偶然想起個句子或個點子其實並不是妳的。正常的話,摘抄下來後,妳會清楚地知道那句話是誰說的,而不會誤以為是自己的就把它想當然地寫上去。”蔣方舟說,寧願全部原文引用,也不願意在明明知情的狀態下,化用別人的智慧來假裝自己的想法,除非自己有把握比原文說得更好,否則那是種不道德的“偷”。

在搜索引擎與電子信息觸手可及的年代,般人可能會認為重復摘錄的過程如同苦行僧修行,蔣方舟自己於此卻無特殊感受,她說閱讀跟吃飯樣普通,沒有必要刻意用它陶冶情操或平復心情。

“有時候寫到下午兩三點,有點累了,可能就看個小時小說,再繼續寫。” 她自述過著極為規律的生活,上午九點多十點起床,在家吃個飯,然後出門到家附近的家咖啡館坐下,打開電腦寫東西,寫到傍晚回家吃飯,跳跳操,跟媽媽聊會兒天,再看看書或者漫畫,然後12點睡覺。

她喜歡在寫作間隙翻閱的小說是威廉·福克納的《熊》。“獵人們還講關於人的事,不是白人、黑人或紅種人,而是關於人,獵人,他們有毅力,不怕吃苦,因而能夠忍耐,他們能屈能伸,掌握訣竅,因而能夠生存……按照古老的毫不通融的規則,進行著場古老的永不止息的競爭。”為了個閱讀活動,她在常去的咖啡館對著錄音筆讀起喜歡的段落。

念完,她解釋,這個故事沒有跌宕起伏的情節,但描寫得特別生理,讀起來“嘴因為緊張,而有了金屬的味道”。

蔣方舟現在27歲,去年重返校園讀寫作方面的研究生課程,穿著打扮散發著學生氣質。如果坐在她不到米的距離面對面觀看,會清楚地知道她幾乎沒化妝,臉上除了粉橘色口紅基本素顏,頭過肩中長發自然披散,沒有刻意整理過的痕跡,盡管她早被告知訪結束後需要拍照。某種程度,這和妝容素凈但喜歡嬌艷口紅的張愛玲很像。

來源:百家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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