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局勢有多嚴峻？！

香港的局勢有多嚴峻？！他可能需要一次破繭重生。。。

似乎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說起港毒，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即一群被美國收買的越南後裔天天在香港組織非法集會，煽動打砸搶燒，還佔據城市公共道路，衝擊解放軍軍營等等……其中影響最大，最惡劣的就是“占中”。

先給大家交代一下最近香港又發生了什麼事：

據“香港01”網站2月17日報道，七名香港員警因香港2014年非法”佔領行動”期間向“占中”支持者曾健超施襲，14日被裁定襲擊致造成身體傷害罪名成立，並須立即收押。法官杜大衛今早(2月17日)判刑時稱控罪嚴重，不能判處緩刑，又稱他們執勤時毆打曾健超，令香港蒙羞，入獄無可避免，判七名員警全部入獄兩年，判決在香港社會引起極大爭議。

主審法官杜大衛判刑時指，雖然曾健超當晚犯法，而眾被告在執勤時亦承受巨大壓力，但這不能成為曾健超被帶到變電站毆打的理由。而且被告均在執勤期間襲擊曾健超，令香港蒙羞，入獄無可避免。

看到這樣的判決什麼感覺?四個字：法官瘋了?

“占中”是什麼?從國家視角看是“港獨”，從香港本地視角看破壞香港社會秩序穩定。這些人當中，有的人就襲擊了員警，其中曾健超就是用尿液襲擊了員警的人並且拒捕。

我們再來回顧一下當時的情況，當時占中已經演變成了打砸搶燒行為。整個現場擠滿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英美德法日澳加……新八國聯軍都占齊了，還有本地的外資資助媒體更是拿著攝像機晝夜不停地到處拍。如照片中顯示的那天，每個暴徒在打砸搶時，身後都擠滿了記者。試問在這種情況下，哪個員警吃飽了敢要去“當眾”毆打無辜群眾”？

到夜晚時，這個暴徒更是開始打砸搶燒周邊商鋪，開始並投擲石塊和燃燒物。周邊真正我無辜群眾報警電話此起彼伏。

員警趕到現場後，試圖控制局勢，並制止打砸搶燒者。但這些人開始用棍棒，石塊甚至是鐵桶襲擊員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員警才不得不出手採取強制措施逮捕了數名帶頭進行打砸搶燒的暴徒。

在被襲擊的情況下，員警為了維持秩序採取一些強制措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許某些方式上有些許不妥，但在那種情況下員警為了保護自己無可厚非。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港獨”崇拜的美國，員警會以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為由直接將曾健超打成篩子。然而，香港員警維護秩序對曾健超採取的一些措施，卻被法官認為是襲擊。

退一萬步說，哪怕就算是襲擊，曾健超作為破壞社會秩序而襲擊員警的犯罪份子只判了監禁5周，對維護社會秩序且在執法過程中也未對曾健超造成太大傷害的員警卻判兩年，這香港的法治到底是在維護誰的利益?維護誰的秩序?執法者到底是在執法還是在受氣?這明明是把法律作為工具耍流氓支持“占中”的港獨分子!

為啥這些法官都沒有中國立場呢?怎麼就能做出這樣蔑視法治精神的判決呢?根本原因就在於，無論是香港終審法院還是高等法院，法官大多是外國籍或雙重國籍。

據媒體報導，香港特首梁振英2016年1月 4 日簽署委任狀，任命 17 人為 2016 年新一屆香港終審法院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其中常任大法官 3 人，分別為李義法官(Roberto Alexandre Vieira)，鄧國崢法官(Robert TANG Ching)，霍兆剛法官(Joseph Paul FOK)，非常任法官 14 人。17 人中僅有 2 人為中國香港籍，其餘均為雙重國籍或他國國籍。香港高等法院的法官情況也類似，多是外籍或雙重國籍。

這些法官們，有幾個長著中國人的臉?

香港最近又搞出了一件大事：

2月17日，香港7名警員因毆打違法“占中”者曾健超而被區域法院判刑2年。

這件事很快在香港及內地引起了廣泛關注，可以說隨著北京開始對某些盤踞香港的勢力展示姿態後，這些人對北京的一個示威。

重判員警：無關司法，其實是政治示威

這次香港法院搞出來的事情，其實是對前不久人大對香港釋法的一次示威。

可以說，人大釋法是北京對香港彰顯主權歸屬的一次強硬姿態，在這樣的強硬姿態下，香港的那些外國法官們在辱華議員風波上不敢造次。

但是顯而易見的是，

他們並不打算就這樣屈服，

所以在所謂警員毆打占中者案件上，他們採取了明顯偏向於占中者的判決。

不僅包括對警員的判決，還有對前特首曾萌權的判決，預計23日判刑，預計也是立即收押不緩刑的嚴判，這些都是香港法院對北京的示威！

這麼做的目的，其實有三個：

一來是向北京示威：縣官不如現管，雖然人大可以釋法，但是具體操作還是他們說了算！

二來是向香港的反華組織傳遞信號：不要怕，主子沒有放棄他們，依然有能力給他們撐腰！

三來是為了進一步撕裂香港社會，其實對於這些外國法官而言，香港未來怎樣跟他們無關，但把香港搞亂，是有著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香港的法官們真的膽大如斯？

敢跟13億中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叫板？

其實他們也是當年殖民主義留下的棋子之一，

是國際反華勢力干涉中國的跳板之一。

這算哪門子司法獨立呢？

誰的香港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問題：

香港是誰的！

從主權歸屬來看，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在這些面隱藏了多少暗流？

早在二戰時期，香港就跟里斯本、卡薩布蘭卡並稱世界三大諜都，二戰後這裏的情報活動並沒有消失，反而愈演愈烈。

斯諾登曾經爆料，美國駐香港領事館中，至少有15個人是中央情報局的特工。

而英國的做法更為老辣，他們利用殖民者身份的便利，在香港設立了政治部，直接隸屬於英國著名的諜報機構軍情五處（MI5），在權力上直接淩駕於香港所有的執法部門之上。

香港回歸前，在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縱容下，政治部的活動更為猖獗，當時新華社駐香港分社的會議、向北京報告，都不得不回到深圳再行動，以防行蹤暴露，或電話被竊聽。

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就拒絕將府邸搬到禮賓府（前港督府），而曾萌權上任後曾經翻新禮賓府，發現了大量竊聽器。

有媒體報導，香港政府保安局在97年回歸後，徹底檢查過禮賓府，並移走所有竊聽器。

也就是說，此次發現的竊聽器當是97年後安裝進去的——可見這些情報組織的活動是如何猖獗。

有個名叫羅亞的前政治部人員在他的回憶錄《政治部回憶錄》有這麼一段記載：

港英政治部透過各種管道在學聯中選錄線人，以防止學運衝擊港英政府或被中國政府利用，而這些內間學生畢業後入職政府，反而獲得扶持，仕途反能平步青雲。

從占中到現在，跟北京竭力唱反調的，香港學聯的表現特別突出，原因就在於此。

從香港媒體許多公開報導來看，除了神秘的政治部之外，英國方面還將部分特工安插在不少政府機構、重要組織裏，如銀行、馬會、學校等，甚至包括著名的廉政公署！

而至今，香港各界有哪些人曾經是政治部培訓過的，仍然無人知曉。

政治部雖然於1995年解散，但卻陰魂不散，

他們對香港社會全面深度的滲透，更是掌握了大量政府高級公務員的絕密資料，包括個人污點、升遷軌跡等，

沒人清楚他們到底控制了多少各界人士！

那麼，現在這個問題就顯得十分扎眼了！

香港，是誰的香港！

電影《寒戰2》中出現的政治部曾經是香港最大的秘密

香港需要一次破繭重生

香港，雖然在中國是屬於特別行政區，但是從本質上來講，她終歸是中國的一個城市。

而作為一個城市，香港享受了太多的特權。

在建國初期到改革開放後很長的一段時間，

由於意識形態對立等歷史因素，建國後有一段時間是被排除在國際體系的主流之外，

而香港由於其國際自由港的特殊地位，

成為內地世界交流的重要窗口。

當時的香港有著非比尋常的政治和經濟地位！

但是隨著內地經濟一日千里，上海、寧波等各地自貿區開始逐漸成熟，

大陸對香港的資金和經濟依賴早已倒置，

尤其是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期，香港政府需要內資企業的幫助才能在匯市和股市同時出擊。

香港和內地的地位已經變了。

現在的香港，經濟地位已經不同往日：

自身的經濟衰退帶來的是金融中心地位下降，已經不能和上海、東京相比；

隨著上海港、寧波港等內地港口的開放，香港自由港地位也在下降；

數來數去，剩下的充其量也只有對外展示“一國兩制”的政治意義。

但就這樣的窗口意義，

也不見得是一個正面形象。

占中期間，香港員警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澳門，和香港同為特別行政區，不同的是：澳門落實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

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

禁止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

當香港陷入動亂的時候，澳門卻一直政局穩定，

而當香港經濟陷入衰退之際，澳門特區政府卻每年有小錢錢發給市民。

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

那麼話又說回來，港澳兩地一國兩制的政治意義主要還是對外展示的窗口；

那麼這個窗口是給誰看的呢？

現在還有可能成為特別行政區的地方有且只有一個了：臺灣。

目前北京已經開始了統一臺灣的進程。

無論是和平統一還是最終武統，

未來臺灣回歸後，香港最大的意義在於哪里？

亞洲的金融中心之一？

拜託，對於北京而言，一個境外反華勢力滲透如此之深，然後到處給你找茬的國際金融中心，根本就是一個大麻煩。

再說了，中國可以打造一個上海陸家嘴，也能重建一個香港中環！

所以，如果香港社會不能好好的自我反省，

那麼他將面對的，只剩下破繭重生這條路！

香港回歸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香港困局？笨蛋，是經濟問題！

來源 中產圈

香港的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以李家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縱港府政策，嚴控香港的土地供應，迄今香港的建設用地面積不到10%，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價地價比天還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

畸高的營商成本，讓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關門大吉。至於零售、酒店等服務性行業，則大多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稱謂。

類似“自由行”等中央給香港的經濟蛋糕，好處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產業的財閥拿走，普通民眾所獲寥寥，卻承受了人潮擁擠、物價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產和底層民眾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氣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頓1992年競選總統時的口號：“笨蛋，是經濟！”，就憑這句競選口號，克林頓打敗了攜伊拉克戰爭勝利之威的老布希。解決香港的問題，也得從經濟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氣。

下文為一位不願署名的香港特區立法委員所寫，標題為“嗟爾香港，氣數盡矣！”，僅供參考。

要說香港為什麼會衰落，就要先說香港為什麼會崛起。

總結成功經驗這種事情，向來是一百個人有一百零一個解釋。不過委員認為真正靠譜的就一個原因：香港是內地和西方經貿交流的中轉站。這個條件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達到最優，使得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級的大都市，只不過這樣的好機會，之前之後都很難再找了。

首先，讓時光倒推回1840年。從英國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鮮戰爭爆發，中間有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這段時間裏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錯的經濟發展，但遠沒有日後那麼搶眼。這是因為，當時的香港並沒有在中國經濟版圖中佔據什麼不可替代的地位。當年的中國對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進入中國內地，那麼自然沒有必要繞行英國控制的香港，多費一重周折。香港在當時的地位更側重於軍港，而非商貿中心。

朝鮮戰爭爆發以後，年輕的新中國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繫幾乎完全被切斷。不過，中國並沒有因此而感到特別不便，因為中國倒向了社會主義陣營。蘇聯人可以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術。既然中國並不十分期待來自西方的經濟資源，那麼作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醬油的份了。

轉機起於中蘇分裂。隨著中蘇關係的破裂，中國從蘇聯獲取資金和技術的管道越來越狹小。而中國經濟建設、科技發展對外部資源的需求則一直有增無減。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而然的轉向西方，尋求資源的替代來源。這種轉向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從西方引進全套工業生產設備，滿足經濟建設需求。這是自156個蘇聯援助專案之後，中國第二次大規模引進國外的工業技術和設備。以四三方案為代表，中國和西方經濟體系開始重建聯繫。這種聯繫由小到大，最終演變成全國性的對外開放。

順便說一句，當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負責人，就是後來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老人家。

然而，儘管中國大陸已經定下了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實際操作中，開放面臨重重問題。中國的辦事規則和西方的貿易規則互不熟悉，缺少熟悉兩邊狀況的中間人，還有中國在政策上、法律上對直接來自西方的人員、物資、資金也有種種限制。種種麻煩導致中國對西方經濟資源的需求始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

而這正好構成了香港崛起的條件。香港人熟悉大陸，即使在中國和西方關係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員、貿易往來。香港人也熟悉西方，畢竟是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一個多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等等都很熟悉。這個有利條件讓香港迅速獲得了中國內地同西方間經貿往來的中轉站地位。

除此以外，香港同時也還充當了中國大陸與臺灣之間的聯繫橋樑。從八十年代兩岸關係緩和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大陸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

數量巨大的轉口貿易讓香港一舉成為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交通樞紐和貿易中心。隨之建立起來的還有金融中心，這一點同樣得益與中國市場：來自西方世界的資金要流入中國大陸，同樣需要一個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臺北、新加坡、甚至於吉隆玻，也都想爭奪亞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質上講就是它們背後缺乏一個足夠吸納大量資金的市場。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可以和香港一較長短的對手是東京，其背後自然是整個日本市場。

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後，尤其是香港回歸以後，這種有利地位卻開始日漸褪色了。很多香港人將此歸結為特區政府無能。這個理由不成立。我們後面還會提到，特區政府並不比港英政府更無能。真正的原因在於，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以及臺灣地區的聯繫日漸緊密，直接的經貿往來越來越容易，那麼為什麼還要走香港繞道呢？

香港作為貿易中轉站的地位從根本上講，來源於東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是一個暫時現象而非永久問題，所以自然是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一代人的時間，所以經常被這一代人視為天經地義的事情。對於更早的歷史，人總是健忘的。

當然，我們不是說香港只能在轉口貿易中心這一棵樹上吊死。只要尋找到新的金剛鑽，當然不擔心沒有新的瓷器活兒。用公司的轉型來打比方：同樣是做攝影膠捲的公司，面臨數碼照相技術的絞殺，富士公司和柯達公司就是一好一壞兩個轉型。富士依託化學製劑方面的基礎，轉型做化妝品保健品，如今又是行業內的一個巨頭了。而柯達選擇向印刷出版業轉向，偏偏這也是個被電子資訊產業擠兌的夕陽產業，於是柯達轉型走的舉步為艱，最終在世界經濟危機中被一網打盡。香港的問題就是，如何做富士，而非柯達？

轉型成功的關鍵，是要尋找可以做大的朝陽產業，而且要是本地有條件發展的產業。那麼香港的朝陽產業該是怎樣的產業？

首先說，所有低端產業都沒戲。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誠發家了，堵死了下一個李嘉誠的路子。李老闆是當年是做塑膠插花生意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各國產業升級路上的第一臺階。但是發家以後的李大富翁搞起了房地產，操縱香港的土地價格一路飛升。居高不下的地價對工農業發展是致命的，沒有幾個企業的利潤率能夠應付如此高漲的用地成本。

所以，除了少數小而精的高科技工業，大部分工農業企業都早早關門大吉了。當然，工農業萎縮的另一個原因是自然的產業升級規律：香港有錢了，平均工資高了，需要維持低薪才能盈利的低端產業就自然完蛋了。簡而言之，產業升級是單行線，沒有回頭路可走。這兩個原因限定了香港未來的出路，只能在第三產業裏找，並且只能是對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不敏感的行業。

第二個因素是，必須是不易搬家的行業。今天的大陸顯而易見是個比香港更遼闊更活躍的市場，如果一個產業能夠輕易搬家，那麼直接舉家遷往大陸就是了，何必留在香港？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香港當年紅極一時的影視娛樂業。今天的大明星們名義上是香港人，實際上一年大半時間在大陸拍戲、走穴。香港發展成什麼樣與他們何干？真正香港本地製作的“土產”電影如今早就沒了九十年代在大陸市場一統江湖的氣勢，就是因為人脈資金都早已流向大陸，樂不思蜀了。

第三個因素是，目標產業必須能夠吸納相當可觀的勞動力數量。畢竟，香港是一個上千萬人口的城市。一項只能讓少數人暴富的產業是當不了支柱產業的。少數超級富翁和大批貧民構成的社會連穩定都談不上，何談發展？沒錯，委員說的還是房地產業。李大富翁在房地產業裏賺得盆滿缽盈，而普通香港市民住的還是鳥籠，連內地許多大城市的居住條件都趕不上。這樣的產業繼續畸形繁榮，對香港實在不是什麼好事。

說到這裏，有人可能已經看出問題了。上述的幾個考量因素之間是有矛盾的。比如，一個產業如果在香港吸納大量的勞動力，那它就必然背負上沉重的人力成本，導致競爭力下降。

還是前面那句話，兩難的選擇，不是要證明香港的產業轉型不可能成功，而是要說，產業轉型，無論在哪里都是要經過痛苦的調整、犧牲，承擔相當的風險，在不同的因素間走鋼絲的。坐在家裏就能日進鬥金的好日子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道路是需要魄力，需要犧牲，才有回報的。當然，以香港之前的有利條件，只要願意下真功夫，能找的出路自然還是很多的。比如，旅遊業就是一個可選擇的目標產業。香港畢竟是一個比出境遊要廉價方便的旅遊目的地，旅遊業也是少有的符合上述幾個條件的產業之一。

而香港人真正的問題在於，大多數人對於發展模式的轉變還沒有意識，沒有這個心理準備。從很多角度來看，不少香港人的心態甚至可以稱得上“不知死活”。

從前兩年開始，我們越來越多的見到香港市民同內地遊客之間發生衝突的新聞。隨便在網路上搜索一下就能看到諸如以下的消息，如：《香港人將內地赴港遊客稱為“蝗蟲”》、《香港導遊辱罵內地遊客》。

很有意思。旅遊業是香港這幾年少有的景氣行業，可以說代表了香港產業轉型的希望。可是屢屢爆出的負面新聞讓人覺得，香港不過是一個和內地許多劣質旅遊開發區類似的地方。如此任性對待本地的旅遊行業信譽，這是一種什麼心態呢？

再就是最近的奶粉問題。新聞很多了，內地人到香港大批量採購奶粉，許多商店貨架為之一空。香港市民、香港輿論的反響不是“商機難得，擴大進貨”，而是“內地人搶了我們的奶粉”。作為一個以轉口貿易起家，以自由貿易為榮的商業城市，竟然鬧到要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阻止客戶購物……這讓人想起了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獲悉外國商人大批採購瓷器絲綢、市面上貨源緊張的消息，清政府的反應不是擴大生產，而是禁止商品出口。當年的清朝沒有受過資本主義洗禮，尚屬情有可原。可今天的香港呢？

委員以為，上述事實足以說明，大多數香港人不知道香港發達的原因。他們表面上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傑出代表，骨子裏還是盯著眼前一畝三分地的小農心態。他們口裏以貿易中心為榮，實際上卻不知道（或者不關心）這貿易服務於哪個市場哪個客戶。他們不理解香港的崛起是依託大陸市場的結果。所以，他們是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發展起來的。今天的他們又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停滯不前。那麼委員當然可以預測，他們也將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衰落下去。

當然，許多香港人不會承認這一點，他們更喜歡將今天的停滯歸罪於特區政府。聲稱香港之所以搞成今天的樣子，就是因為特區政府比港英政府的水準差。

這是很荒唐的。特區政府事實上和港英政府毫無區別，都是殖民地政府。

回歸前的港英政府是個確鑿無疑的殖民地政府，沒有決策權，只有執行權。做決策是英國政府的事情，港英政府只考慮如何執行英國政府的決策。在香港回歸的時候，為了最大限度的保持香港社會的穩定，中國政府承諾，香港現有政治制度五十年不變。這意味著，香港特區政府和港英政府一樣，仍然只是一個殖民地政府。基於各方面因素考慮，中國政府從未大幅調整香港特區政府的架構和工作模式，賦予其決策的能力。

那麼誰來替香港做決策呢？是中國政府麼？我們只要回想另一句承諾就明白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除了在少數基本問題上保持發言權，以此體現主權之外，在大多數具體的政策問題上並不願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所以這就是香港特區政府的問題，它是一個殖民地政府，上面卻沒有了宗主國。它無條件保留了英國人留下的施政綱領，沒有能力根據經濟形勢變動予以調整，就像一輛卸掉了方向盤的汽車。所以自然是磕磕碰碰，越走越艱難。

要理解香港特區政府的這一缺陷，我們可以考察一下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時美國政府的反應，對比98年香港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的反應。2008年華爾街搞出危機的時候，美國政府毫不猶豫的拋棄了之前一直高調宣傳的“政府不干預市場”的口號。為了避免通貨緊縮風險和全面的經濟崩潰，美國政府立刻插手干預市場。反正干預市場也罷，不干預市場也罷，都是政策選擇而已。對於美國政府，這不過是一張紙上寫什麼字的事兒。現在改幾個字也沒什麼，毫無心理壓力。

可是香港政府在98年的救市決策就艱難的多了。當時主管金融政策的正是後來的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他自己事後回憶說，他覺得政府干預市場違背了香港政府以往不干預市場經濟的施政理念，他感到背棄了自己的理想，以致於在宣佈救市決策的前一天晚上在家抱頭痛哭。曾蔭權的心態就是一個典型的殖民地官員的心態。他從未掌握決策權，只能把上級政府，也就是以往的英國政府佈置的政策當聖旨來遵循、來信奉。如果英國政府命令改變這個政策，他什麼話也不會說。可要他自己違背這個政策，那就跟要他的命一樣。

從這個角度上講，索羅斯當年攻擊香港的手段是很失策的。他太急躁了，給香港特區政府施加了太大、太直接的壓力，以致於這個茫然的殖民地政府都認識到需要做點什麼來自我保護。如果他能夠用溫水煮青蛙的手段來炮製香港，香港特區政府或許真未必有這個自衛的意識呢。

這方面的另一個典型案例就是港幣的匯率問題。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根據英國人的決策，港幣匯率盯緊美元匯率。香港回歸後這個政策依然連續。實際上，不止一位香港金融官員退休後反思，認為應該適當調整匯率，才能促進經濟發展。可就是沒有一個金融官員能在任上做這個決策，所以今天的港幣匯率依然盯緊美元，僅在小範圍內允許輕微浮動。

當然，要說特區政府的政策完全沒有變動，這也不確切。實際上，香港就像一輛沒有方向盤的汽車，輪子轉向什麼方向，完全取決於輪子壓過什麼樣的坑。這個坑，就是香港的民意。只不過，民意如同小孩子的臉，一日三變。沒有一個穩定的決策方向，盲從民意的結果就是朝三暮四，朝令夕改。

比如十多年前的莊豐源案：這是內地產婦赴港生子，然後援引基本法規定，要求給孩子授予香港特區居民身份的濫觴。當時的全國人大就給香港法院建議，提醒他們此例不可開，否則後患無窮。可是這個建議被公之於眾後引發香港輿論強烈反彈，認為這是中國政府試圖操縱香港法律。香港最高法院順應民意，裁定產婦要求合法。十多年後，香港大小醫院幾乎被大陸產婦擠爆，香港民眾苦不堪言，香港法院只好修改司法解釋，不再允許赴港產婦的新生兒獲得特區居民身份。

最近的奶粉案例，香港政府再次出現類似的行為。三月初，香港民意強烈反對內地遊客強購奶粉，香港政府於是下令無限期禁止遊客攜帶大量奶粉出關。違規者將被課以高額罰款，並沒收所帶奶粉。禁令一出，香港大小商店奶粉立刻滯銷。一個月之後，香港政府改口說禁令頒佈一年後要重新檢討。然後到了五月初，再次改口說半年之後重新考慮禁令問題。而據赴港遊客反映，香港海關現在對攜帶奶粉的查禁已經形同虛設。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呢？

香港一些輿論喜歡批判說香港今日的經濟不景氣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不遵循民意。從以上的諸多案例我們實際上已經看到，第一，香港繁榮與否與香港民意無關，港英政府時期何曾在乎過香港民意？香港繁榮和中國大陸的發展狀況倒可以說息息相關。第二，香港特區政府不是不遵民意，而是盲從民意，如同蒙著眼睛的毛驢，繞著“民意”這個磨盤打轉。第三，正是因為特區政府盲從民意，才導致重要的決策方向被建制派把持，墨守成規、無力改革，無謂的瑣事上卻被泛民派綁架，朝令夕改、庸人自擾。香港居民則被這兩派政客演戲逗的哭哭笑笑，不知所措。

那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是否可以扭轉這個趨勢、帶動香港經濟成功轉型呢？委員對此也不樂觀。香港輿論對於中國政府介入香港事務懷有極大的抵觸，對內地普通遊客橫挑鼻子豎挑眼，歸根結底是優越感在作怪。典型案例就是“地鐵上能不能吃東西”的問題。內地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東西，引發同車香港人不滿，最後演變成內地遊客和香港人的對罵，然後又變成了“遊客素質問題”“社會公德問題”的大討論。

可幾乎就在那同時，有人見到西方遊客在香港地鐵上吃喝，同車香港人卻是一片沉默。所以，什麼素質問題、公德問題、乃至法律規定問題，都是表面問題。實質是香港人面對內地人時的優越感問題：“我們是富裕先進開化的上等人，你們是貧窮愚昧閉塞的下等人。我們怎麼能對你們委曲求全？當然應該是你們曲意迎合我們才是。”香港人只要還有這個心態，中國政府任何試圖介入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動都只會招來更強烈的反彈。

健康的、可持續的改革，必須建立在理性的政治博弈基礎之上。現在博弈的一方完全沒有理性決策的能力，改革從何談起？要想改變這個心態，香港的經濟狀況至少要跌落到明顯低於中國大陸沿海城市以下才可能。非如此，不足以打破香港人心中的優越感。

這就是委員說香港的未來一片渺茫的原因。改革的前途是有的，但香港人自己沒有能力走這條路，也不接受中國政府帶路。這是個死結。

嗟爾香港，氣數盡矣！

轉自周密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