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必須發展自己的國際能力

在香港維多利亞港邊緣，工人們正在建造一座大型火車站，這裏將是史上造價最高的高鐵線路之一的終點站。連接香港與中國內地、耗資110億美元的廣深港高鐵，意在展示這個半自治的特別行政區與祖國的融合。

然而，這個預算超支的項目工期不斷推遲，它可能預示著這個全球金融中心未來將面臨深層次困難。在因為技術問題和成本超支造成延誤後，這條26公裏長的連接香港與深圳的鐵路將遇到更多問題。該鐵路原定於2015年通車，但現在看來在2018年末之前不會投入運營。

廣深港高鐵和其他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宗旨是確保香港的地位，使其成為中國南方沿海廣袤且富有的珠江三角洲的一個樞紐。目前正在修建的長30公裏的跨海大橋和隧道——連接香港與博彩中心澳門和內地城市珠海的港珠澳大橋項目，也受到成本超支和工期延誤的困擾。

為了方便鐵路旅客出站，香港政府計劃在九龍車站內安排內地警察進行邊檢，就像法國警察在歐洲之星(Eurostar)列車的倫敦終點站聖潘克拉斯車站檢查出站旅客。這個提議也許為乘客提供方便，但讓香港人擔憂，即使在去年內地警方拘留5名香港書商之前就是如此，這5人銷售了批評中國執政黨共產黨的圖書。

這些明顯的綁架行為動搖了香港700萬市民以及國際投資者對於香港司法獨立和公民自由的信心，北京方面曾保證香港將在1997年回歸後50年期間享受司法獨立和公民自由。

香港書商案體現了人們對內地幹預日益加大的憤怒。香港反對派議員發誓要阻礙廣深港高鐵項目，而不讓內地警方在香港市中心執行公務。

“對我來說，這是不可接受的，它讓香港人民感到擔憂，”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繼昌(KennethLeung)表示，“我們不希望與內地融合，因為我們的風格和思維方式不可能融合。”

在因為技術問題和成本超支造成延誤後，政治反對可能意味著，這條26公裏長的連接香港與深圳的鐵路將遇到更多問題。深圳毗鄰香港。該鐵路原定於2015年通車，但現在看來在2018年末之前不會投入運營。

對香港而言不幸的是，圍繞該市未來的紛爭展開之際，正值其依賴內地的經濟遭遇香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JohnTsang)所稱的“20年來最糟糕時刻”。

“香港確實依賴內地和對外貿易，”新加坡銀行星展銀行(DBS)駐香港經濟學家盧明俐(LilyLo)表示，“中國經濟正在放緩，這是結構性放緩，因此我們不認為它很快會出現V型複蘇。沒有快速解決方案。”

2014年，人口730萬的香港的GDP是2910億美元，人均GDP(PPP)是52,552美元[對比：新加坡78,958美元，上海29,156美元，北京30,241美元];沒有找到深圳的可比數據，但深圳南山區2014年的人均GDP高達49,000美元(如果用PPP算，高過香港)。

香港過去十年經濟增長速度雖比中國大陸低不少，徘徊在2%到5%之間(2015年為1.9%)，但縱觀過去40年，香港經曆了制造業帶動的經濟起飛、從制造業進入服務業主導結構的平穩過渡、新結構下再上升這樣三個階段。

數字也清楚顯示，香港經濟起伏是外部經濟決定的：每每世界經濟出現波動——比如1997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海嘯，香港都跌個底朝天。但從較長的時段看，香港在自己的制造業轉移到中國內地以後，一直依托著中國經濟增長的走勢向上，特別是享受了“自由行”消費帶來的直接收益。

其他一些指標，例如百分之三的失業率、百分之四左右的通貨膨脹率、政府負債占GDP的比重為33%等，皆顯示出，香港經濟在世界范圍內都是屬於很健康的，尤其考慮到她已成為一個發達水平的經濟體，在如此風高浪急的十年中繼續以2-4%的增長率前行，已經很幸運。

香港的傳統財富支柱(旅遊、零售、貿易、金融服務和房地產開發)都受到周期性和結構性低迷的影響，這種低迷暴露了香港對內地的依賴，內地占香港貿易的40%。

過去10年，中國內地進一步開放經濟，更多的投資者直接與內地開展業務往來，這導致香港喪失了作為一個門戶的相關性。香港的集裝箱港口在本世紀頭10年曾經是全球最忙碌的，現在卻滑落至第五名，被上海、深圳和寧波超越。

面對空間的嚴重匱乏、高成本以及獲得強大政府支持的內地競爭對手，香港經濟可能面臨更多下行壓力。

以前，香港得益於內地經濟的快速增長以及美國的低利率(因為港元盯住美元)。如今形勢在逆轉，中國正面臨一段時期的轉型和增長放緩，而美聯儲(Fed)預計將繼續加息，盡管很多投資者認為，美聯儲不會在2016年加息。

預計內地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今年將達到6%左右。在香港，政府預測，如果GDP增長1%至2%，就算幸運了。

曾俊華和億萬富翁李嘉誠(LiKa-shing)都警告稱，香港的經濟前景比2003年“非典”期間還要糟糕，當年那場疫情導致299人死亡並造成上一次經濟劇烈放緩。李嘉誠在香港的業務涵蓋多個行業，從港口到房地產，從零售業到電信。

零售業是當前這場經濟低迷的重災區。此前，在富有的內地消費者蜂擁至香港購買奢侈品和化妝品時，香港零售銷售額曾受到提振。但在2016年頭5個月，銷售額同比下滑11%，同期內地遊客數量減少12%，至1700萬人。

全球市值最高的珠寶商周大福(Chow TaiFook)被視為內地對香港奢侈品需求的風向標。在截至6月底的3個月裏，該公司在香港和澳門的銷售額按年率下滑22%。曾把香港視為搖錢樹的其他公司(例如手袋零售商Coach和名表制造商積家(Jaeger-LeCoultre))近來在關店。

就連香港的低消費茶餐廳也遭遇了低價面條和奶茶的銷售額下滑。人氣頗高的茶餐廳連鎖翠華(TsuiWah)在截至3月的一年利潤下滑逾一半，至7200萬港元(合930萬美元)。

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hina Market Research)的董事總經理雷小山(ShaunRein)警告稱，零售驟降不只是中國經濟放緩或者中國政府發起的反腐和反鋪張運動的結果。他說：“香港對內地人存在敵意，因此在有這么多其他選擇的時候，內地遊客為什么要去不歡迎自己的地方?”

零售、旅遊以及交通等相關部門占到香港GDP的35%，雇用著140萬人。銀行、房地產和交易服務等其他關鍵經濟部門也受到了影響。內地買家興趣下降導致房價下跌，盡管按房價與收入中位數之比，香港房價仍是全球最貴的。

房地產經紀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的投資物業部董事總經理餘錦雄(YuKam-hung)預測，未來一年裏房價可能下跌10%，如今的房價與18個月前的峰值相比已經下跌了10%-15%。一些房地產開發商正在采取激進舉措來鎖定交易，比如為買家提供銀行抵押貸款以外的補充融資來覆蓋首付和其他成本。

香港另一家房地產公司仲量聯行(JLL)的市場研究部總監馬安平(DenisMa)表示：“我們認為這是絕望的跡象，反映出市場的負面前景。”他說，房地產形勢在好轉之前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大量新供應仍有待進入市場。他補充稱：

“許多地塊銷售在預期區間的低端完成……也就是說開發商對市場前景不那么樂觀。”

隨著北京方面允許國有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出現一些違約，以求管理可能破壞增長和穩定的巨額債務負擔，在內地有敞口的銀行開始感受到沖擊波。由於在內地遭遇困境，東亞銀行[-2.16%](Bank

of East Asia)的資產減值損失去年倍增至20億港元。該行是對內地敞口最大的港資銀行之一，最近裁掉了180名員工。

香港的失業率高達3.4%，星展銀行的盧明俐表示，明年失業率可能上升，反過來讓房地產、零售和銀行業進一步疲弱，也加劇人們的不滿。

信用評級機構穆迪(Moody's)表示，“鑒於香港房價高企以及港資銀行與內地聯系日益緊密，這些銀行面臨的逆風將讓金融體系的資產質量和利潤承壓，並考驗其抗沖擊能力”。

從經濟方面來說，香港政府始終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而港元盯住美元的聯系彙率制度意味著香港無法出台自己的貨幣刺激政策。香港政府出台了一些稅收減免政策來促進消費和投資，同時房地產開發商呼籲政府削減非居民印花稅以提振該部門。然而，經濟學家們表示，此類舉措的效果很可能有限。

在香港和在大陸的人，為什么都感覺香港經濟不行、看不到前途了呢?

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我們通常會將香港與新加坡和中國內地(或其中的城市如深圳、上海、廣州)做比較;比較的結果就是香港在爬行，新加坡和中國內地的主要經濟城市都在猛進。比內地城市經濟增值慢，好解釋，一句話，發展基數不同。與深圳比，深圳有一個非常棒的方面，就是把高科技、互聯網經濟搞上去了。這兩點，香港根本不是對手，主要在於，從一開始，兩者就沒有向同一個方向發展。就像一個是世界遊泳新冠軍，另外一個是帆船賽明星。

香港沒有龐大的互聯網市場是事實，香港政府沒有及時投入去發展IT也是事實。還有一個比較，就是把新加坡放進來一起比——從本世紀開始的15年，新加坡把香港甩了一大截，人均GDP竟然高了近50%!為什么?直接與根本的差別，就在新加坡有很強的高科技產業和石油加工工業，而這兩個行業的產品在過去十幾年間都越賣越貴，新加坡幣對美元也越升越有(直到最近才回落了一些，而港幣是和美元掛鉤的)。

與此相反，香港經濟越來越依賴旅遊，遊客還越做越低端(自由行逐漸從中國大都市開放到二三線城市，這裏的內地遊客消費支出主要在購物，而不是酒店美食和觀光，見後面的討論)，香港話叫做“旺市不旺財”。

港口也是，越來越多的是低收費的中轉集裝箱(從2000年的占總吞吐量的30%增加到2015年的70%)，陸路直運的高收費的生意，以及在香港有開箱物流增值服務的轉口貿易箱，都越來越少。一般老百姓未必注意到，世界最大的集裝箱碼頭經營商和記黃埔，其實早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前就把其香港葵青碼頭的主要股份賣給了迪拜港務集團。

也就是說，香港雖以其非常高的效率處理著增加的流量，但每個單位的流量(集裝箱)帶來的增值卻越來越小：城市的主要經濟支柱進入了效益遞減的通道。這其中間接或稱作深層次的原因，就是香港在需要轉型發展高科技的年代，沒有像“新加坡公司”那樣，在政府引導下整體投入並向著新經濟轉型。不可否認，不論回歸前還是回歸後，香港政府都沒能下決心改變“積極不幹預”政策，因為該基本“市策”被認為是香港過去經濟成功奇跡的基石之一，直至去年梁振英提出將這個政策調整為“適度有為”。過去這么多年堅持該政策的結果，就是市場(其實就是主要投資者或本地大資本家和財團)不認為香港會在高科技等明日工業中有前景，因為香港是這樣一個缺少研發傳統的經濟體，而這類工業的初期又需要政府大力扶植，於是資本便選擇走向中短線回報最好的服務業、旅遊業、房地產，以及將大量資金投放到中國內地以及近來的東南亞、越南等地。

這樣做的後果，有顯性的，也有隱性的。先說顯性的。

香港過去這二三十年，沒有再出現哪怕一個新的大企業，但卻聚集了大量跨國公司的區域總部(特別是金融和其他服務業的)。而原來的大企業，比如和記黃埔、新鴻基、東方海外等，則主要到中國內地或其他國家投資，中小企也成批湧到珠三角建立出口加工業，去掙政府出口退稅的錢。

慢慢地，香港本地企業的宏觀結構特征，導致越來越少的晉升機會。同時，香港需要到內地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多，但很多富三代們甚至90後們，總體上都不願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工作，而寧願留在香港做些有一搭沒一搭的事情。每年升職機會不多，但跳槽的人很多，據稱也是人們對今天社會不滿的起因之一。

另一個更顯性的變化，當然是旅遊業從滿口日語到“驅趕蝗蟲”。銅鑼灣的著名日本崇光百貨公司(SOGO)，在1990年代，要求每個服務員都要會用日語交流;到了2000年代，不論崇光還是莎莎，不僅售貨員普通話流利，顧客中也幾乎見不到幾個說其他語言甚至粵語的人了。聽旅遊界的人士講，不少就業前途不太好的一些新移民，抓住內地遊客這一商機，大量進入導遊業。這既是好事，也成了麻煩。好在解決了就業，特別是低端就業問題，麻煩是，他們沒有接受過很好的培訓就上崗，還急著掙大錢，於是各種招數都使出來了。我們在報上常常見到的一些欺負遊客的事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旅遊業從業員的培訓和旅遊業管理跟不上需求，不僅害遊客，更害了香港!

再談談什么是“積極不幹預”政策下市場選擇帶來的隱性轉變。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一個專項調查，香港企業在中國內地的離岸投資於2013年產生的增值量，已超過香港當年的GDP總值。也就是說，香港資本在香港之外再造了一個香港。我們不知到底這部分GDP產生的利潤有多少回到了香港來消費，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就是它們沒有被計算在香港的人均GDP中，也不在人均收入中。從香港經濟指標表現上看不到的這一巨大財富，也許是香港貧富懸殊的隱性原因之一。

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的經濟”(張五常、弗裏德曼語，及一些機構的排名)中另一個隱性的東西，就是稅收的轉嫁。香港的個人所得稅(薪俸稅)和企業所得稅(利得稅)都很低，分別是不高於15%和16.5%。而貨品進出口除了極少數的煙酒一類限制品外，都是免稅的。資金來往也是自由的，因此對投資者有吸引力。

低稅率的政府靠什么養活自己、養活公務員，進行公共設施的投資建設與維護開支?一個財政重要來源，就是賣地、地租，以及對已經賣出的土地使用權收取根據市場波動調節的物業租金——差餉。差餉是就房產物業征收的稅項，是一種間接稅。差餉是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再乘以一個百分率征收，該租值是假設物業在指定的估價依據日期空置出租時，估計可取得的合理年租而計算。目前的差餉征收率為5%。而差餉占目前政府收入的5%左右。

賣地與其他與土地相關的收入包括地價收入、印花稅(即物業買賣稅)、差餉，還有政府在土地方面的投資。從2015年的情況看，僅地價收入和印花稅兩項，就占到政府整體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加上差餉，就達到30%以上。

附帶說一說另外一個有得有失、影響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情勢的決定，即2003年香港經濟遭到“非典”打擊之後推出的的自由行。

所謂自由行，是一個准許中國大陸居民以個人的方式前往港澳地區旅遊的計劃，自2003年7月28日起推行。一般情況下，只要在計劃范圍內的城市，就可以透過簡單的特別簽證手續前往香港及澳門，期間最多可逗留一周。現時，49個中國大陸城市的居民可以以個人身份到訪香港旅遊。以2014年香港的過夜旅客統計數據看，平均每一個內地遊客在港的消費額達到7000多港元，高於大多數其他地區的遊客。他們在年齡構成、職業構成方面，都與其他地區來的遊客很相似，但在消費內容上差別極大。內地遊客將不到三成的錢花在吃住上，七成以上的錢花在了買東西上，而國外遊客通常將四成以上的錢用在住酒店方面，而在購物方面則是二至四成不等。

今天，內地遊客總量已達到每個月300萬左右人次，占到每月410萬遊客總量的七成多。內地遊客生意迅速膨脹，以及相應與眾不同的消費方式，像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給經濟發展正在失速的香港打了一支強心針，即便真正帶來的GDP不一定很高，至少解決了很多技能不足人士的就業。但另一方面，從著名的奶粉限購政策到網上網下狂罵“蝗蟲”的情況，處處反映出短期內不少本地人難以接受如此大量內地遊客訪港在切身感受上帶來的種種沖擊。

有內地經濟學者指責香港限制每人只准帶兩罐奶粉，是對香港這個號稱世界最自由市場的莫大諷刺。我倒是覺得，更諷刺的還有兩件事。一個是為什么要到香港來買本來國內就有得賣的外國奶粉?難道不是因為那個市場有問題?另一個是如果真有純粹的自由市場存在，為什么還限制自由行的人數?這說明，自由行政策本身，就是香港並非一個完全的自由市場的鐵證。而今天天嚷著要加強對自由行控制的某些港人，同時也是在不同的場合天天說著徹底市場經濟最完美的那些人，這不是一個更大的諷刺嗎!當然，這諷刺對香港並不重要，更重要的和意想不到的是，自由行竟然激化了香港內部的沖突，惡化了陸港兩地關系。

不論制造業全部轉移到了珠三角甚至越南柬埔寨，還是每個月三百萬的內地遊客，都反複在證實著一個簡單的事實：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外向依賴型的城市經濟。香港不過是一個730萬人口、1100平方公裏土地的城市。讓這樣一個城市活好，讓香港市民活好，並不需要考慮重新構造什么“合理產業結構”(第二產業不能少於百分之……)，但需要維護一個長期、多元的對外網絡聯接。近20年，這個聯接越來越偏重於從與內地交往中獲益，這似乎是必然的，但也正正因為如此，香港似乎正在不知不覺地忘記發展自己的國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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