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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一帶一路」優勢

香港的「一帶一路」優勢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香港擁有完善、公平和高效的市場,資金充裕,加之法制和市場制度跟國際接軌和「一國兩制」的優勢,相信香港有足夠的經驗和條件,成為「一帶一路」基建融資、商務物流及旅遊中心。

曾俊華昨日出席研討會時表示,「一帶一路」涵蓋很多新興市場,對香港來說是難得的巨大機遇,可以在未來幾十年成為香港與全球經濟發展動力。他相信,香港可以與「一帶一路」沿線的經濟體互補所長,合作尋求共同發展空間,將機遇轉為實際的經濟效益。

香港若要把握機遇,曾俊華認為必須深入瞭解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背景。他在去年及今年率領商界代表團訪問了匈牙利、波蘭、德國及哈薩克斯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跟當地政商界共同探討合作商機,讓香港商界親身瞭解不同地區發展潛力。

9月起,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將啟動新成員資格申請審議程式。如無意外,已正式向其提出申請的中國香港,將以非主權成員身份加入。

這將成為香港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標誌之一。在此之前,除了制度、融資配套環境好等優勢外,對香港將採取哪些措施參與“一帶一路”,從政府到業界,均未有清晰路線圖。

從今年初開始,在經濟領域奉行“積極不干預思維”的香港,已開始著力從政策層面緩解這種尷尬局面:

今年1月,在香港特首梁振英發表的新一年施政報告中,共計42次提及“一帶一路”及香港政府將採取的配套政策,包括建立“一帶一路”督導委員會、設立10億港元相關獎學金等。

截至8月底,包括修訂《稅務條例》及設立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等相關政策,先後成功落地。

積極行動來源於現實的壓力。出口不振、私人消費信心不足的整體經濟態勢下,今年香港經濟或將僅錄得1%左右的增長,低於去年的2.4%及過去十年平均3.4%的增幅。把握“一帶一路”等機遇為經濟注入新活力,已成為香港的現實需要。

8月17日,中央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座談會召開。構建全方位、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是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結合實踐來看,“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支持集中於資金融通、保險服務與服務創新三個方面,均是香港的傳統優勢。

對香港在這一事關全局的政策中將扮演的角色,各方仍抱有較大期待。

“基建辦”謀略

據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推算:2020年之前,在作為“一帶一路”主要涵蓋地區的新興亞洲經濟體,其基建專案涉及的資金需求每年為8000億美元左右。政府性投資外的大部分資金缺口,只能通過其他管道填補。

香港的「一帶一路」優勢

中國正在通過多種方式滿足一部分資金需求。但從其對外基礎設施的投資現狀看,投資主體仍由大中型企業為主,工程總承包居多,權益投資比重較小。且主要通過國開行及中國進出口銀行進行貸款,通過專案在境內外發行債券較少。

這是香港值得把握的機遇。

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與歐洲的銀行,已將銀團貸款、專案融資方式與策劃技術帶入香港。時至上世紀80年代,香港已開始成為亞洲銀團貸款中心——當時中東石油國家開始大規模基建,中標者往往是日本及韓國的建築公司或財團,它們在香港委託銀行融資,不少銀行獲利頗豐。

時至今日,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指出,“一方面,亞洲地區對基建的需求龐大,有助推動香港成為該類基建專案的投資和融資樞紐;另一方面,來自世界各地的資金,也會透過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網路,尋找合適的投資機會,為金融和其他專業服務,帶來難得的黃金機遇,如融資、風險管理、資產配置,以至法律、建築和工程管理等多方面。”

7月上旬,經由本年度香港《財政預算案》提出、預熱近半年的香港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Facilitation Office,下簡稱IFFO),正式揭幕成立。自中國推動“一帶一路”政策以來,這是香港特區政府為把握這一機遇所落地的第一項具體措施。

IFFO的具體職能,包括提供資訊交流和經驗分享的平臺;提升基建投融資方面的技能和知識;推廣市場及產品發展,以及促進基建投融資活動。金管局副總裁餘偉文擔任首任辦公室主任,顧問則分別為利豐集團榮譽主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以及GE公司副董事長莊睿思(John G. Rice)。

“今天,我們開始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在出席IFFO成立儀式時,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解析稱,IFFO將“彙聚主要市場參與者、互相交換資訊和分享經驗、促進更多資金投進‘一帶一路’地區”。

馮國經在IFFO成立儀式後接受《財經》(博客,微博)記者採訪時表示: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樞紐,“一帶一路”政策將為香港中小企業帶來重大發展機遇。而IFFO能為不同的基建專案提供融資平臺,相信將有助於香港經濟和就業的長遠發展。

IFFO並不擔任投融資角色,亦不進行交易配對,而是扮演“媒人”及“培訓師”,促進基建投資及融資活動,性質類似財資市場公會。“這正好發揮香港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商貿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也是香港‘向來優而為之的專長’。”陳德霖稱。

與內地相比,IFFO目前在政策手段的種類及力度方面,均有所不及,這與香港的“小政府”體制有關。但在香港多位金融業界人士看來,香港做事自有其特點,不能簡單地以內地標准來衡量政策實效。

“香港商界相對偏左,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回應國家號召沒有錯。但在港人開拓精神欠奉,越來越求穩的形勢下,要改變紙上談兵,只得採取類似香港貿發局‘特別加強版’的方式落地。”利豐集團一位研究人員對《財經》記者解析稱,“因指向性明確,設立IFFO,不失為是當下一種比較聰明的做法。”

定位為半官方機構的香港貿發局成立於1966年,其主要職能是促進香港對外貿易,以及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商貿平臺,吸引全球各地企業來香港營商。近年來在內地日益受到關注的香港國際書展,即由其發起主辦。

多年以來,香港通過這一類似“探照燈”的機構與政府部門及各大商會合作,實際上形成了一種相對有效的“有導向的自由貿易”體制。不少業界人士預計:IFFO因有金管局居中聯絡,如也可有效地將資金提供者、專案投資人及專案三方訊息彙聚起來,發掘商機的潛力不容小覷。

就此方面,據《財經》記者初步統計:至8月下旬,已有40多家機構與IFFO簽訂了合作協議。除匯豐、渣打與中銀三家香港發鈔行外,IFFO的“朋友圈”還包括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絲路基金、亞開行、中國長江三峽集團、香港貿發局及中電、港鐵公司等。

其中,後兩者均有在香港以外的亞洲其他地區成功投資運營基礎設施專案的經驗。

因香港此前已多次表示將加速推動“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或企業在港公開招股,或以發行人民幣債券、伊斯蘭債券以及銀行貸款等多元化管道進行融資。如何拓展香港的投融資功能,亦已被納入IFFO近期重點研究專案,其內容包括與銀行研究推出基建債券的可行性。

而餘偉文則透露稱,“為吸引長期投資者參與,可考慮在專案債券中加入保險,或針對成熟專案,通過後面的資金流將債券證券化。”

“IFFO希望通過消除資訊不對稱幫助投資者找到好專案。但這種專案能有多少?能否在香港找到可以嵌套進去的融資模式及盈利模式?都會對IFFO構成現實考驗。”前述利豐集團研究人員稱。

“吸引”亞投行

目前中國與“一帶一路”有關的金融機構,大致可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及絲路基金等國有機構;第二層次為亞投行和金磚銀行,是由中國主導的國際性組織;第三層次則為純粹的商業銀行。

香港的「一帶一路」優勢

到目前為止,第一、第三層次的不少機構已被IFFO納入到“朋友圈”之內。但亞投行尚未成為IFFO的合作夥伴,香港亦非亞投行成員。

8月25日,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2016年夏季高峰會上透露稱,從今年9月份開始,亞投行將啟動30多個國家提交的成員國資格申請審議程式。

因亞投行新成員資格向世界銀行及亞開行成員開放,香港亦已正式提交申請。“我相信,很快香港就會成為亞投行的正式成員。”在今年6月舉行的亞投行首屆年會新聞發佈會上,金立群如此向外界表態。

加入亞投行的香港可與其開展何種形式的合作,是近兩年來香港財經產業界的熱門議題之一。有專家分析稱,香港設立IFFO,便是為加入亞投行鋪路之舉,借此搶佔 “一帶一路”基建融資先機。

“特區正積極與亞投行及中央政府商討,讓香港以非主權地區的資格加入,並會爭取亞投行在香港進行集資融資、資產管理及解決爭議等業務。”曾俊華稱。

金立群亦曾對香港在亞投行可能扮演何種角色給出過初步定義,“香港債券市場流動性高,可作為亞投行發債的一個主要據點,香港亦可替亞投行進行貨幣掉期、資本運作、籌組銀團貸款、投資糾紛仲裁等。”

對於香港加入亞投行後可發揮的具體功能,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王春新則進行過如下劃分:

其一,香港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可為亞投行列入支持範圍的基建專案提供配套資金,包括專案貸款、銀團貸款、發行債券和開發基金等;

其二,香港可為亞投行自身的再融資提供方便,如為亞投行發行以各類貨幣計價的長期債券和特別基金等;

第三,未來由亞投行支持、較為成熟的基建專案,還可在香港上市集資及資本運作,為這些基建專案提供後續資金。

香港業界正在努力的方向,並不止於此。由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成立的香港友好促進會在今年初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就建議應由香港扮演亞投行的財資中心。

從定義來看,絕大部分跨國機構都會設立內部現金、外匯、投資管理中心,以中央集中形式去調配、拆借、管理集團內公司之間的資金,確保資金用得其所,減低借貸成本、提高潛在回報及營運效率。簡而言之,財資中心猶如跨國企業的內部銀行。

香港財經業界普遍認為:如果亞投行在亞洲區域內設立財資中心,可有助於來自不同國家的撥款、多方投資的資金及多種貨幣進行集中的規劃和運用。這不僅可以方便“一帶一路”專案的資金統籌分配和管理,同時也便於應對不同的市場變化和監管規定,包括現金流、外匯管理、跨境支付、風險和責任控制等。

對財資中心的落戶地來說,一方面會對銀行、融資、風險管理、稅務及法律顧問等服務產生大量需求,能為金融業、商界及專業服務界帶來龐大商機;另一方面,因不少跨國機構都會將財資中心與地區總部設在同一地區,亦可為當地發展總部經濟注入新動力(310328,基金吧)。

除香港外,倫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均在積極競逐,希望包含亞投行在內,能夠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與機構在參與“一帶一路”發展時,將其財資中心落戶當地。

新加坡是香港的主要競爭對手。稅制是設立財資中心的考慮重點之一,新加坡的公司稅率為17%,香港則為16.5%。此外,新加坡的企業財資中心只需按10%稅率繳稅,外加多項優惠計畫,令應課稅率低至10%以下。

與之相比,香港在未修訂《稅務條例》前,設在香港的財資中心向集團內的海外公司借入貸款,有關的利息支出不可在香港扣稅;財資中心向集團內的海外公司提供貸款,所得的利息收入則全數應課香港利得稅。

為增強吸引力,香港特區政府在2015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宣佈將修訂《稅務條例》。今年5月26日,經過修訂的《稅務條例》在香港立法會獲得通過,修訂主要調整了利息扣除規則,亦特別將合資格企業財資中心業務的利得稅率減半,算是一種稅務優惠。

通過此次稅務規則修訂,香港希望不僅能吸引亞投行來港設立財資中心,亦希望增加企業來港設立財資中心或區域總部的幾率。不管是內地企業走出去還是外資企業進軍內地,皆會起到助力作用。

“事實上,財資中心與IFFO同樣具‘跳板’的功能。企業若能借助這兩塊跳板,一方面透過IFFO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基建投融資,另一方面在香港建立企業財資中心管理和調撥資金,相信香港可以幫助跨國企業跳得更遠,達至雙贏。”在近期一篇有關稅則修改的文章中,陳德霖解析稱。

根據中新網、大公網等綜合採編

【文章觀點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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