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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

殖民統治時的香港沒有明天,所以不用規劃,也不想規劃,只要用強制手段保住社會穩定,殖民地官員便可貪贓枉法,在殖民地法制內外遊走。不過,當英國開始准備與中國談判再續不平等條約來延長殖民統治時,早在談判十年以前,便要整頓香港的管治、政策與制度,以外交官而非殖民地系統官員的麥理浩出任港督,便是英國倫敦指揮的整頓。

除了廉政公署、貿易發展局等新的體制外,在關鍵的政策范疇內,有十年房屋計劃,以及研究香港工業多元化的發展。其中便是香港政治經濟的重新定位和長遠規劃。這樣的定位與長期規劃,其實是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開始了幾十年的習慣做法,只是殖民地無為而治,實質是反對任何變動來危害殖民地統治及其屬下精英的利益。以往即有新的制度、政策舉措,都是落後英國至少二三十年時間。

本來麥理浩的改革可開創香港殖民地的新局面,與新加坡的發展可相互競爭。只是1979年中國明白表示,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英國因此放棄在香港繼續改革。麥理浩的房屋計劃、工業多元化研究都半途而廢。相反,香港轉入房地產發展為主的道路,並且以本地華資財團接替撤走的英國壟斷財團。

在中英談判中,中方絕大部分地承繼了英國在談判之後在香港推行的制度、政策,並以基本法來確認。於是殖民地原來特殊的體制,如“小政府、大市場”和財政過度的保守主義,均變成回歸後香港經濟發展的基本原則。再經回歸後,前港英官員的切實推行,成為了回歸期的政策結果。香港沒有長遠規劃,沒有定位,沒有體制改革,也帶來了今天香港政治經濟社會的困境。

香港最大的政治是經濟發展。當然在經濟發展帶來各種問題改善之前,香港還要禁制“港獨”,保證社會政治穩定。但是,若為了眼前政治,如選舉,如“港獨”,而忽視經濟發展,便會犯最大的政治錯誤。

至少,香港應仿效在中英談判前的英國政府及港督麥理浩。但改變他們所服務的英國國家利益,而以香港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為依歸,給香港的發展定位,推行體制改革,制定長期規劃。

香港的價值和地位是什么?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不能把經濟問題泛政治化,如果香港把精力都放在這些泛政治化的討論上面,就無法抓住“十三五”規劃的機遇,趕上“一帶一路”的直通車發展經濟。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

不論是對於國際上,還是整個國家而言,香港都要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存在,這才是香港的角色和定位!

“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出現一些問題,但放在曆史長河中,這些問題都可以處理。他強調,香港人本身就有責任用“一國兩制”把香港治理好。中央全面、准確的落實“一國兩制”,不動搖、不變形,把香港管治好,也會繼續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今天特區政府和港人社會,在經歷了政改鎩羽、“佔中”七十九日及旺角暴亂之後,是時候要切實分析和研究當前存在所謂“社會怨氣”的成因和根由,特別是有關經濟和民生方面的因由。

否則,一如反對派所刻意誤導般把近年市民、年輕人的不滿情緒通通看成是深刻、嚴重的政治對抗,看成是反對“一國兩制”和反中央、反政府,甚至已經“明火執仗”在分裂國家和搞“港獨”,那恐怕不僅於事無補,反而會令誤解、矛盾、分歧愈陷愈深,把一些本來不是政治問題的問題政治化,甚至把一些年輕人推到對立面,那就是十分不智和可惜的。

當然,反對派和他們背後的西方反華反共勢力,他們確實不是“吃素”的,他們確確實實是在從遏制中國發展和否定“一國兩制”的政治角度在港挑起各種事端的,特區政府、建制派和所有愛國愛港人士都必須對這種惡行和圖謀提高警惕,及時予以揭露,對違法暴力、沖擊法治的行為要堅決予以譴責和依法追究,但同時又必須看到廣大市民、青少年和這些政治勢力的根本分別,不能動輒“一竹篙打一船人”。

香港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成功的國際金融中心

而更為重要的是,必須看到,當前特區,在“一國兩制”和中央強而有力領導之下,政治和政制上是有強大法理依據和穩如泰山,再猖狂的抗中亂港勢力也不可能動“一國兩制”和中央憲制地位與權責於分毫;對特區政府和愛國愛港力量來說,一方面要堅決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不給反對派以可乘之機,另方面則要更加積極主動、打開局面,以一切可行方法把港人社會的注意力重新集中到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上來,把青少年的希望重新引導到學好知識、“前途由我創”的正確道路上來……只有在政治上進一步全面准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同時,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特區的問題就是可以解決的。

在過往,港商在珠三角投資帶來香港非工業化,港英政府推行房地產化,回歸後香港金融體制由國際化走向A股二板市場化,乃至借助國家的自由行政策帶來的旅遊擴張,都沒有給香港帶來可持續的發展。

一是這些發展都是以掠奪利潤為目的,並沒有建立起廣泛鞏固的產業鏈與價值鏈,更多的是泡沫式的膨脹。甚至因暴利,破壞了原來的知識積累的基礎,短平快地改了傳統的商業模式。總的來說均屬不可持續的。

二是香港一直抗拒與珠三角整合。典型的例子是過境長期沒有便利化。港珠澳大橋由特區政府反對鋪設鐵道連接,連港深高鐵香港段也由不懂高鐵、沒有建造經驗的港鐵承建。即使香港與珠三角人員來往頻繁,兩地連接的硬件軟件都長期構成了障礙。連接都受到阻撓,更不用說香港與珠三角在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協作、融合了。回歸十多年,珠三角發展急飛猛進,香港則相對倒退。香港沒有借珠三角之力來推動自身發展,也同時少有貢獻珠三角。似乎仍然停留在殖民地的時代。

三是香港沒有針對殖民地落後體制進行檢討與改革,且變成迷信中英談判之後英國在港推行的政策措施,對歐美和其他國家在過去幾十年的改革與發展視若無睹。

香港經濟再發展,第一步便是重定香港在國家乃至世界的定位,制定新的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並據此組織長期的發展規劃。澳門有五年計劃,雖然有頗多不足之處,已是起步,香港不應用各種藉口抗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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