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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實體化

香港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實體化

這個月初,美國勞工部公布了五月份美國的新增非農業就業人口數據,僅有3.8萬人,還不及預期的16.4萬人的“零頭”。這一巨大落差像一枚炸彈,震撼全球,以至有評論認為美國“黑天鵝再現”,甚至有人質疑美國自從金融危機以來的複蘇根本是虛假的。

誠然,從一個月的數據難斷全局;但根本上,美國今天面對的核心經濟問題就是就業流失和社會貧富分化,難怪全球對這一數據如此敏感。

美國能否真正複蘇,關鍵並不在於矽穀又出現了多少間有潛質的初創公司、不在於蘋果能否保持全球領先優勢,而在於矽穀的初創公司及蘋果能為美國帶來多少就業,尤其是中層就業。

可是,由於制造業大規模向外轉移,矽穀企業研發出來的創新意念絕大部分都拿到海外進行規模化生產,對美國本地的就業貢獻十分有限。

蘋果的iPhone、iPad等產品,全部都不是美國制造;該公司在全球直接或間接創造的就業中,僅有十分之一是在美國本土。若美國延續目前這種“本土研發、亞洲生產”的模式,即使本土再多幾個蘋果,亦難扭轉就業頹勢。有中國學者甚至認為,“美國自身其實是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

觀之香港,不僅制造業幾乎全部流失,而且增值不夠高的服務業也開始轉移出去。誠然,香港因條件限制,應有所為、有所不為;然而,這種簡單放棄制造業和增值不夠高的就業的取向,將令社會只剩下高端和無法轉移的低端就業,貧富分化日趨嚴重,最終可能引致階層斷裂、乃至對立的結局。

今年三月,美國著名企業家、英特爾(Intel)前行政總裁Andy Grove去世。隨後,他在2010年發表的一篇名為“How America Can Create Jobs(美國應怎樣創造就業)”的文章重新在網絡廣泛流傳。這篇數年前發表的文章深刻剖析了美國今天面對就業困境的根源,對今日的香港,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Andy認為,當前美國經濟競爭力下滑,就業機會缺乏,尤其是中層就業萎縮,本質是美國多年以來在發展理念和政策層面的巨大錯誤使然,是美國對制造業的價值的嚴重低估。

在全球追捧的加州矽穀,投資者和創業者不斷湧入。但事實上,矽穀強大的革新機器並未為美國人創造太多的就業機會─在該篇文章發表的2010年,矽穀所在的灣區失業率甚至較美國全國平均失業率更高。個中原因何在?

香港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實體化

Andy認為,車庫中的發明創新非常重要,但新技術從雛形到大規模生產同樣重要。可是,今天科技產業規模生產的過程已經不再在美國發生。美國公司把他們的制造業務,甚至工程師工作都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企業利潤提升立竿見影,惟美國的就業機器卻開始空轉。

倘若延續這種模式,無論矽穀的公司得到多少資本投入,無論創造出多少新科技成果,美國就業也難以根本改觀。

這種狀況影響非常深遠。Andy在文章中提出的一個看法尤其發人深省。他指出,很多人認為,高附加值的工作和大部分利潤均留在了美國,因此增值沒那么高的就業機會流到海外也沒什么可怕。

然而,如果這種趨勢持續下去,美國將會變成一個由做高附加值工作的高收入人群,和無法轉移的低端就業人群及失業人群構成的社會─那將是一個怎樣的結局?

當然,這個結局並不難預測,便是貧富分化,甚至可能引致階層斷裂、對立。在Andy文章發表後的2011年,美國發生“占領華爾街”運動,1%的高收入人群與其餘99%的人之間的矛盾被引爆,憤怒的群眾呐喊“We are the 99%”。近期的一份調查顯示,超過六成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覺得自己的財富被富人搶走──而制造業大量外遷導致中層就業流失,很多人從中產滑落至底層,恐怕便是這種財富被剝奪感產生的重要根源。

在筆者看來,拉美國家深陷泥潭,過早“去工業化”便是一個重要根源。六十年代中期,阿根廷的制造業尚占整體經濟高達40%,但國家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產業體系,便開始放棄在制造業內持續投入,導致制造業比重一路下滑至今約14%。

巴西亦是在七十年代開始“去工業化”,制造業比重從頂峰時的35%一路下滑至今的12%左右。過早放棄制造業成為拉美的通病,工業體系尚未成熟便開始衰退,大量勞動力潛力未能發揮,只能轉向低端的消費性服務業。雖然服務業比重得到大幅提升,但經濟卻滑入了陷阱;加之政治、金融方面的決策錯誤,從此一蹶不振。

從美國、拉美的經驗,我們可以透視香港。今天,美國制造業在整體經濟中的比重尚有12%左右,而香港經曆多年的“去工業化”,制造業比重僅剩約1.5%。更嚴重的是,香港不僅把制造業幾乎完全轉移了出去,服務業中增值沒那么高的、能夠跨境提供的部分,也開始大量向外流失。很多人相信,香港成本高、土地匱乏,只應保留高附加值工作。

誠然,高附加值工作和利潤依然留在香港,而且香港目前就業情況從數量上來看並不糟。但是,當增值沒那么高的制造業或服務業職位大規模轉移到更便宜的地方時,香港的勞動力結構並未隨之全部變成高端人才,結構錯配便因此出現。

隨著中層就業流失,香港整體就業結構出現明顯兩極分化,社會日益呈現M形;中間的連接部位日益狹窄,低端的階層、尤其是年輕一代越來越難擠入向上流動的通道。今天香港社會中的諸多矛盾,包括年輕人與上一代人之間的代際矛盾,一定程度也正是1%的高收入人群與其餘99%的人之間的矛盾。

環顧珠三角乃至全國,哪個大城市不在大力發展金融、貿易、物流、專業服務等香港的優勢產業?香港處於領先地位的窗口期還剩多久?筆者沒有答案,但肯定的是,在這個窗口期關閉之前,香港必須加快經濟結構的實體化;而“再工業化”,便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為了推進香港政制發展,特區政府還宣布啟動了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咨詢。

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政制進步,香港正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與機遇並存的是,香港也面臨不少的挑戰。

經濟結構單一導致行業錯配懸而未決。香港雖然全民就業,但有不少低收入人士,缺乏向上流動機會。人口老化和低生育率導致的香港勞動人口降低是香港的另一大挑戰。特區政府數據顯示,到2041年,三分之一的香港人將是65歲或以上的人士,而香港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3%,遠低於正常更替率2.1%。勞動人口下降勢必影響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並給醫療、社會福利等帶來巨大壓力。

管治方面的挑戰也不容忽視,受部分政治團體的掣肘,特區政府施政不斷受到壓力。即將爆滿的垃圾場擴建方案無法推進,增發免費電視牌照引發立法行政爭拗。政府管治力削弱,社會議題動輒政治化,香港本土意識驟然上升,兩地矛盾殃及池魚。從年初的奶粉限購令,到落實樓市“港人港地”,再到雙非兒童到港入學難,顯示港人對內地不滿情緒加劇。

機遇與挑戰並存。展望未來,政制改革方案將是香港各界關注的焦點。方案如何有效的在法律框架內,最大范圍內凝聚社會共識,將決定香港未來多領域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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